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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文化对政治国家的影响（第1页）

一、宗教文化对政治国家的影响

国家自产生以来，就经常受到宗教的影响，在二者的交织发展中，“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26]。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如何摆置，是教会、教民、政府、公民都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会和教民看来，教会权力的从属地位与基督教精神是相抵触的；在政府和公民看来，如果一切都“回到天主教去”，也是行不通的，教会要获得彻底解放，又必须摧毁国家的主要基石。这样，国家的力量和教会的力量就经常地存在矛盾，它们处于一个动态的妥协和协调状态。推动二者发展的媒介是人及其活动，就宗教视角看，他是“特殊宗教的神话的人”；就国家视角看，他是“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天国之人”与“尘世之人”交织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由此，宗教关怀中的人的解放就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解放联系起来了，这也决定了人的解放的不彻底性。“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7]在不可能一下实现彻底解放的状态下，宗教和国家是间接实现人的解放的两个不同中介，二者有差别也有联系，因为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国家里的人对宗教的态度。人通过国家中介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政治限制和思想禁锢的；宗教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是以预设的上帝权威为前提的。“正像基督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狭隘性转移到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28]政治解放的结果是宗教被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人虽然以有限的方式、特殊的形式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一起行动，宗教却成了利己主义领域中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形式。宗教的影响尽管仍然是社会领域中的力量，却已经不再被认定为具有共性的本质。就是说，政治解放并不打算完全消除宗教的影响，对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宗教笃诚，是给予很多存在余地和发挥空间的。因此，“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备的国家，基督教则是它的不完备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必然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29]。这种情况下，宗教是对国家的否定，它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宗教国家之所以需要宗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使自己成为国家，这是对宗教作用的肯定。

宗教氛围中，国家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宗教力量，宗教用上帝的力量看待政治，“它既把国家形式降低为假象，同时又在同样的程度上把宗教降低为假象”[30]。宗教力量与世俗政治力量也会形成合流，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中，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是互为解释和互相递进的，二者的矛盾运动折射出身份认同和思想认同的复杂性，宗教信徒身份与公民社会身份的矛盾，成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世俗矛盾的一部分，社会变革中矛盾的复杂性也在其中。于是，要推翻宗教神学和神，就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因为政治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排除宗教特权，排除国家对宗教的种种优待。

宗教文化对政党及其学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孔斯曾说，我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0年的政治运动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法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神学和共产主义学说，也曾在反对宗教秩序的名义下得以推广。“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31]但是，“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32]。马克思主义政党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力量，也不怀疑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基本立场上，“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为神秘论的拥护者（呸!呸!）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赶出苏维埃，甚至也不把他们赶出党。因为我们坚信，实际的斗争，在战斗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抛弃所有无生命力的东西”[33]。在基本态度上，“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真正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和内容，在叶夫洛吉主教这样的宗教界人士的观点和愿望中比在提赫文斯基神父这类人的观点和愿望中表达得更为确切。正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我们具有绝无任何偏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我们负有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基本任务，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对基督教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声明这一点的同时，我认为有责任就在这里坦率而公开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斗争，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诚的宗教信仰，只要这种信仰不是靠暴力或欺骗来进行传播的。我认为应该着重指出这一点，还因为我要谈的是我同提赫文斯基神父在观点上的分歧，至于这位农民代表无限忠于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勇敢而坚决地维护这些利益，则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34]。在对待宗教及信教群众的方式上，无产阶级政党既反对费尔巴哈批判一种宗教又确立新的宗教的做法，又反对杜林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余地的做法，也不赞成把宗教看成和社会民主党毫无瓜葛的纯粹私人事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