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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力观（第1页）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力观

卢卡奇在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现实性的基础上，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阐述了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作用。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超越物化意识，重新恢复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使阶级意识找到了现实依据。“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2]就是说，社会革命是在为意识形态而斗争，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卢卡奇并不是泛泛地谈论意识的作用，他以与社会发展的特定状况相关的客观可能性为尺度，用以确定一定的阶级斗争意识状况。阶级意识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可以将隐匿于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散的征兆之后的自身统一性辨识出来，并将这种统一性看作社会发展的趋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把拜物教的事物形式转变为发生在人之间的、而且是在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具体化的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原初形式”[3]。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为无产阶级指明道路，决定无产阶级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历史运动的支柱”的功能。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实际克服物化意识对其成员的影响，就不能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推动了无产阶级由自发走向自觉，因此他强调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道路上，要积极与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斗争。卢卡奇对于阶级意识作用的态度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真正的总体观念，即阶级意识。这是由它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的，它既是物化的彻底牺牲者，又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阶级意识的要点在于克服第二国家时期的旧的主张，重塑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革命意识，因而整体性概念就是卢卡奇的理论选择。《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在于恢复了马克思全部著作中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和总体范畴，这里的总体性特征与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是一致的，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使人走向拜物教和片面性，进而使无产阶级丧失战斗精神，只有求助于总体性辩证法，才能认识和消除物化现象。“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只有揭去这层面纱，历史认识才有可能……所以，认识现象的真正的对象性，认识它的历史性质和它在社会总体中的实际作用，就构成认识的统一不可分的行动。”[4]这些方面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分不开，这就与无产阶级的使命有了内在关联。

阶级意识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中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的意识自觉状况，是无产阶级对自己思维和行动未来的察觉状况。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目标论证，他不是纯粹的理论学说，而是要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革命目标。它作为当时变化的形式的反映，既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重构，又想澄清当时存在的思想迷雾，这种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是无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济必然性辩证地变为自由的地方。不突出阶级主体（无产阶级），而突出阶级客体（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与马克思有关理论不同的地方。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是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它既是物化意识的彻底牺牲者，又是扬弃物化意识的根本力量。资产阶级超越了自然关系，却把物化结构当作永恒的自然状态，这一切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意识来打破。

在科尔施看来，修正主义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造成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认同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少结论是由于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造成的。实际上，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标志，给予理论客观运动以外的独立的权力，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做法，甚至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做法，一些传统理解中的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既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撑，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在这种理解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被严重销蚀了，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尔施指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独特标志，其力量也在实践中显示出来。但是，理论如果与自然的脐带分离，那就会失去应有的引导力。然而，给予理论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力，是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把理论割裂成碎片的机械唯物主义做法，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纯粹的科学考察，也只能会减损理论的整体力量，因为迷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语句，是无法维持它的原初的革命性的。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而是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一般存在形式，是一个需要有唯物主义来把握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存在。他强调，不能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否则会将统一的革命理论变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经济体系、教育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宗教、文化、科学和艺术的批判，无疑会导致理论力量的分散。科尔施也强调革命的整体性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观念，不是想象出来的上层建筑内容，而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尔施指出：“精神生活应当与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相结合来看待；同时，社会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在最广泛意义上，作为经济、政治或法律）应当与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有着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相结合来研究。否则，全部意识现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方式来对待，并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具体和实在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依赖于这个过程（即使是相对独立的，最终仍然是依赖的）。”[5]在他看来，必须透过历史情境和唯物主义的双重向度来理解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历史情境设计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也以社会联系及阶级关系为基点，社会是唯物主义的地平线。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

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强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人们的乌托邦冲动具有双重作用。他认为，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力量，俄国革命是“东方之光”和“灵魂革命”的力量，闵采尔式的革命是以“基督教再次降临”的千年王国梦想作为原动力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力量。《乌托邦精神》的表层文字是“战争”和“革命”，其深层含义却是“灾难”和“救赎”，人们在“乌托邦精神”的引领下走向外部世界，力图使内在的乌托邦成为外在的现实，通过变革世界，使之成为精神家园。布洛赫认为，发挥唤醒和发挥乌托邦精神，需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处理好乌托邦意识的内化与外化的关系，让内在成外在，外在像内在，体验“当下瞬间的黑暗”和“作为绝对问题的讶异”，实现心灵与弥赛亚的“自我相遇”，以便唤醒乌托邦精神；二是在乌托邦力量的引领下走向外部世界，使内在的乌托邦成为外在的现实，以便变革世界使之成为我们的“家园”。布洛赫所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的维度是，在日常生活的结构视域中，这种方式的政治与社会存在，既有力地接近了良知，也是深深铭刻在乌托邦之中的革命使命。“乌托邦”也是把经济和伦理缝合起来的力量，未来的共产主义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布洛赫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无阶级的因而也是无暴力的”的新教会，预示马克思自由王国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被连通起来，在灵魂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中，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成为一体。

乌托邦的冲动可能导致救赎，也可能导致毁灭，这是一种两面性的力量。他在《希望的原则》中强调西方文化的乌托邦维度，以及文化文本如何传达人们对更加美好的世界和变革后的社会的渴望。这种乌托邦的冲动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清晰地阐述文化是怎样为那些有助于推动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现世、形象、观念和叙事提供选择方案的。因为“乌托邦冲动”既可以导致救赎，也可能导致毁灭，后来布洛赫更多地使用了“希望原理”。在布洛赫的心目中，希望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取代接管，他用“斗志昂扬的白日梦”和“陈腐不堪的白日梦”描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精神的状况。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白日梦只能导致虚假和毁灭，法西斯主义则是另一种虚无主义，也不可能走向自由王国或走向希望的家园，只有具体的和真正的希望能为人类造福。尽管希望本身不能带来新事物，“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声音和它代表的涵义，我们的期盼就不会漏掉那声音了”[6]。这是“乌托邦功能”的体现，“希望”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在这里，“尚未意识”“具体乌托邦”和“战斗乐观主义”，是布洛赫思想中相互关联的关键词。革命时代都充满了“尚未意识”，这是上升阶级携带的尚未意识，它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布洛赫认为，人类文化包含了一条穿越历史的“红色箭头”，它像导航仪一样在寻求社会主义的现实。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希望，不应被放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方式上，布洛赫主张“把握今朝”，按照他的说法，“把握今朝”乃是一种“乌托邦瞬间”，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布洛赫分析“具体乌托邦”和“抽象乌托邦”的差别，前者面临两个方面的非难，一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乌托邦的怀疑和嘲讽，二是修正主义对乌托邦的非难和指责。这两个方面联手的结果，影响到乌托邦力量的发挥，群众白日梦中的“尚未意识”无法转化为“具体乌托邦”，希望就无法转化为革命行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和修正主义路线是“开小差的经验论社会主义”，它们只看重“事实”的意义而忽视“趋势”的意义，造成“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步子有时迈得太大了”。“仅仅拘泥于事实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没有把期盼、把现实可能性当做现实的一部分，结果就是无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期盼和可能性，而迷信‘社会主义正在实现中’，迷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取消了社会主义革命。”[7]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就是以人类解放为标志的自由王国，其前期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希望，其哲学精神是“战斗的乐观主义”。总体上说，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只是非人道化的消除；社会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人道的进步；人类历史不是别的，不过是劳动的人扬弃异化的‘直行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