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力量的启蒙作用
理性和启蒙在西方近代史上一直被推崇,究其原因,一是这两个方面在资产阶级发展中极大地张扬了民主自由精神,是新思想、新理论的基础;二是这两个方面在现代西方理论中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对它的肯定或否定,代表着近代思想的流变状况。
(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
弗洛伊德主义者对文化的理解源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学为理解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冲动提供了科学的心理学的理论依据。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是这样评价弗洛伊德的:探索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精神生活的无意识方面主宰着人的行动。精神分析的理念就是用理性驾驭非理性,将人们从无意识的欲望和力量的操纵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强调,文明的理性特征基于它是一种压抑而又充满张力的机制,现代文明的困境在于其力量的双向性。这一观点从深度心理学意义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合理性和内部矛盾性,这种双向的作用显示出“为了改变要求幻象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摧毁幻象”。在弗洛伊德的意识中,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它们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文明不过是被排斥、被压抑的生物本能的转移和升华。无意识领域的思想在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文明进程中至关重要。因为,“人自觉地思考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是虚假的意识,是意识形态和文饰,人的行动的真正的动力是人所意识不到的”[49]。弗洛伊德指出,“现代”的出现造就了“现代人”,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强了人的独立性。启蒙运动使人摆脱宗教和神灵的约束,现代技术更使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人类似乎可以不依赖上帝和神灵的理论解决任何问题。这样一个“个人”能力充分自信、充分显示的时代,它所达到的精神上的自由与独立,是人的精神的真正体现,人们不再需要附赘任何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
(二)实证主义的理性态度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实证理念就是一种力量。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道德的伽利略主义”,他认为,科学就是逻辑实证意义的科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寻求对同质—异质的同一性原则的证明。在这种同一性中表达的是理性和物质的功能相互作用或循环。换句话说,这种相互作用的循环本质上就是演绎与归纳、观念—假设与事实、规律与现象、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循环。”[50]这里,德拉—沃尔佩指出了理性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机理,他把循环作用看成一种常态。用一句话表示:以事实为前提进行假设,然后通过实验验证新的事实。其精神动力在于:通过实验将精盐与观念有机结合,扬弃黑格尔先验辩证法的弊端,清除纯粹经验主义积习,从而表现出严格的唯物主义精神。但是,阿尔都塞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历史真的像一个实验模式,那么一切实践都将是黑暗的。但是,他明显借鉴了拉康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机器来召唤、定位和构建人的主体位置,这种主体位置带来一种假象,让人们对自我与社会的真实及客观性质产生一种假象,进而对资本主义的建构性力量产生麻痹感觉。卢西奥·科莱蒂继承发展了德拉—沃尔佩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真正的对立,即原则上与伽利略、牛顿所分析的那些力相似的冲突。他认为,科学能够拥有一份自我清高的圣地,可以逃脱资本的构建,这是科学的本性及现实决定的。但是,科莱蒂没有正确看待资本对科学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人为地为科学划出一片净土。他所讲的“科学的现实”,实际上是一种颠倒了的现实。
(三)理性的力量和启蒙的作用
从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概括来考察,马尔库塞认为,理性蕴含着革命意义;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出发,他得出的结论是,黑格尔哲学是进步的、革命的理论。“一切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是战胜现实的最终力量。他坚信:“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将会使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原则得以传播。”[51]理性推动自由,自由恰恰是主体的状态,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力量,整个人类史就是一个永不停息不断增长人类潜能的斗争史。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并不特指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理性至上、知识万能等思想形式。在他们看来,思想和知识的启蒙产生的巨大影响,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奇特现象。“过去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出现危机,生产出现过剩,由于缺少社会主体,大众挺身而出;如今,由于权力集团成为了社会主体,于是,他们便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恐怖:进步变成了退步。十分清洁的工厂以及里面的一切,大众汽车和体育场馆,使形而上学变得无聊不堪,对此,我们尚可不闻不问;但是,在整个社会里,这些东西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52]文艺复兴以来张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启蒙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逐步显示出双重效应:解放和奴役共生,号角与丧钟共鸣。在文化力量方面,《启蒙辩证法》的理论要点是:行业和科学技术是启蒙思想内驱力,“启蒙先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启蒙思想客观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尺度,把原来异化给神和抽象主体的统治权让渡给构建工业事实的工具理性。从此,“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这就意味着世界的祛魅”[53];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象化距离,把自然界的一切变成可以重复的抽象,以及使一切为之服务的工业统治的平等化。一旦思想变成工具性量化知识,一旦世界成为抽象的逻辑公式,世界就“成为图像”,一切都成为力量的重复和能量的消耗或释放;“启蒙精神与实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启蒙精神中的传统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霸权逻辑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