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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的影响及意义链接（第1页）

二、文本的影响及意义链接

文本的影响是长期而持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具有经常性的影响，它通过具体的话语把思想的力量表达出来，从而显示出文本的现实影响。文艺是另一种具体的文本，它的力量蕴含在艺术语言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文本、术语力量的分析，展示出一个新思维和新天地。

“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话语理论，是拉克劳和墨菲建构其激进民主的主要理论基础。话语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观点：在可能的客体建构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语法，这个语法促成了和现实的联系，围绕着持续的话语现实化，在反抗的语境中进行社会认同的建构。这是话语力量的内在因素；这一话语概念不仅包含讲话和写作，因此不能把它归类于语言学。话语总是表现为语词和行动的结合。对语言行为来说，这种表现维度是本质的内在的，因此一个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东西。这是话语力量的表达机理；为了表达话语理论的历史性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们把事物的存在和实体做了区分，认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和事物本身的实体不是同一个东西。事物的存在是历史的变化的，而实体则是不变的。这体现着话语力量的特殊本质，表明了差异性的关系而不是整体性的关系，是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拉克劳认为，专有名词起到了“缝合点”的作用，它构建了话语，或者控制了意义的滑动，有效地促成了意义和论断的生成。而且，某一名词的依附作为对某种政治的转喻性表达具有双重地位。尽管这种依附是偶然的或任意的，它仍然对投射活动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就是说，对某一专有名词的依附也发挥了一种“主导”作用。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在拉克劳与墨菲的眼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硝烟散尽的古战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问题已经被文化与社会认同问题所代替。有研究者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带有悲观意向，“马克思主义话语被宣布为很少或干脆无助于说明社会，甚至或许成了改造社会的一种障碍”[54]。西蒙指责“后马克思主义”“掏空了所有真正的希望”。这些观点多少有些偏激，因为拉克劳和墨菲都曾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没有乌托邦……就根本不会有构造一种激进民主想象的可能性——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其它的形式。每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由极权主义的理想国神话和改良主义者没有计划的、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所代表的两个极端。”[55]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个上演霸权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可以上演政治斗争、民主话语、左派策略等霸权斗争与霸权反抗，这些政治斗争只是希望资本主义更民主、更宽容、更平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与颠覆。拉克劳和墨菲强调无产阶级话语权的增殖效应，他们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提炼并“萃取”出“接合”这一概念来表达意识形态要素的连接形式。这种“连接”的力量不在于强力排除异己，也不是强制性灌输，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它通过“有效的语言表达”让“外在”因素不自觉地成为“内在”因素，至少不感到它是疏离的东西。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任何结构、系统、认同或制度的构成或构造从严格意义上以及“基本的逻辑理性”来说，都预设了一种原初的“暴力性”排斥，都立足于这样一种排斥。齐泽克在描述资本主义的无情动力时这样说：“标准的德里达式术语”是“内在障碍或对抗式”的结构特征。“话语隐喻”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中心，在生活中异常丰富，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它影响了我们的实践”。霍尔甚至说：“如果必须让我指出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理论革命的话，那就是这一隐喻。”[56]在霍尔看来，话语和制度相互影响，不同的制度代表着不同的话语隐喻，形成不同的“理论革命”，制度内涵变化也会带来话语隐喻的变化，这种方向的调整也会影响到与它结合在一起的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场景与制度，这是话语的逻辑，它表现为各种联系、撞击作用、反应模式等，在结构上起着主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德里达认为，语言问题对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而言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那么这主要是来自语言问题”。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被约翰·穆维特称为文本理论，他通过追踪制度和阐释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力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德里达看来，文本的内容和样式影响着制度模式，它的普遍法则可以描述为：“（对任何事物的）阐释只有在同时提出了一种制度模式时才能产生，不管它是结合了一种现有模式，还是创造出了一种与它自身相符的新模式。”[57]现代化媒体力量实施着公共空间的分割与宰制，深刻向人们渗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话语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排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还大众化了、模糊化了左翼激进力量的视线，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挤向社会边缘，在日常生活中被人讥讽为“糟践人的话”。现实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极力实现在场化，而这种在场化的努力很难对抗主流话语依靠垄断传媒技术而实现的非在场化。因此，德里达认为，所指与能指的在场都只是幻觉或暂时的。对文本的解构或者说缜密的文字碰撞可能出现两种效果：一是在场只是幻象、虚假和暂时的力量表现，二是只要在场发生，对能指的压抑就在所难免。

按照解构主义观点，在文本和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穆维特认为，“文本的出现是为了给他者命名，这个他者同时构建和推翻了学科理性语境”[58]。他强调了“教育在构建文化霸权中所起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努力“使教育成为一种公开的反抗行为，打破以职业或专业为取向的学科在大学与社会的勾结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59]。他认为，一些研究者关于话语的论述“模糊了话语和文本之间的张力”，“话语这一概念遮蔽了它与一种能动的范式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范式来自于作为一种跨学科对象的文本性的制度化”[60]。拉克劳有时把话语看得很神秘，对于预设的一些联系和转变未能实现的原因，他感到在理论上难以接受，认为“一些可能性的萌芽夭折了，这不是出于任何逻辑上的限制，而是再现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历史语境的结果”。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构的话语范式对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把文本直接地简化了。在一些场合，社会主义被简约成一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以及“新价值”分配的文化添加。这意味着一些有机地隐含在其中的连贯的内容有可能被忽视，从而造成文本理论的力量偏差。文本理论还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化移植（或“学科化”）。在文化力量的表达上，文本解构中的话语分析所表露的倾向是对文本的依赖，其创新动力可能因此被削弱；文本理论的简化倾向，可能会忽视制度框架和政治框架，也会影响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实影响力。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认识中，德里达反复强调幽灵的悖论：越要驱逐它，就越被它纠缠。即使革命精神得到实践，幽灵也无法驱逐。人们的每一次革命行动似乎在同时对着过去的镜子照自己，而从镜子里就飞出各种各样的幽灵，当下的革命行动注定要纠缠过去的革命，与过去革命中的幽灵打交道。德里达提供了一个视角，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解构能力来自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孔。因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以一种面貌示人，否则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明处任人攻击，这自然会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围攻和封锁，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

杰姆逊不仅强调经济的重要作用，也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真实作用在于把现实世界里的诸多现象以镜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文化的威力在于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生活充满文化意义，似乎一切都具有了文化意义，任何东西都可以贴上文化的标签。这样的变化中，人人都面临新的文本，人们只承认文字，只承认文本，整个世界就是一堆作品、文本，就连时髦、时装等也成了文本，人和人的行动也成了文本。文本的作用也在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示出来，社会力量的显示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了文本力量的表达。显然，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很大的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形成了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杰姆逊描述了这些之后，提出了实现“文化主导”的任务，目的是通过文化主导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体现在《爱欲与文明》等著作中，他认为，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原始的生存竞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心理原动力。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文明的力量表现为对人的必要压抑和剩余压抑，前者是在人于文明中持续生存下来对人的本能所做的必要变更，后者是为了维护对世界的统治对人的本能所做的必要的约束。马尔库塞也赞扬艺术劳动的力量，因为只有艺术劳动基础上的文明才是非压抑的文明。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迥异的幻想性的目迷五色的精神世界，社会内部的否定倾向与反叛力量被麻醉在光怪陆离的景观之中”[61]。在这个环境中，马尔库塞对艺术寄予厚望，认为单向度的社会中仅存在的现实的否定性的吉光片羽只剩下了审美和艺术。艺术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显示出一种力量，艺术的否定性和超越性显示出另一种力量。马尔库塞指出，艺术具有革命性，艺术就是异化，艺术就是形式，艺术就是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推动了单面人的形成，美学形式背后隐匿着被压抑的心态。在未来发展中，艺术成为反抗现存社会关系的力量，它批判和抵制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操作原则，从而颠覆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消费主义是遏制革命潜能和社会批判的邪恶力量，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大拒绝”的口号，通过自由知识和觉悟的传播，“拒绝使用富裕社会的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戴整洁的服装，拒绝享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拒绝接受为富裕社会服务的教育”[62]。“大拒绝”的内容集中在文学、音乐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生活方面，这种文化革命已经超出艺术的作用范围，直接搅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