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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早期有关科学思维类型风格的论述（第1页）

第一节早期有关科学思维类型（风格）的论述

关于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和智力特征、科学共同体的思维类型等问题，很早就引起哲学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对此做过一些零散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具有理智思维特征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余，对自己科学研究的心理活动和思维过程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对科学家个性特质和创造心理活动品质进行精细的观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积累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案例。这些都对后人了解科学家的内心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如前所述，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一书中刻画了具有“几何学精神”与具有“敏感性精神”的两类科学家。前者具有狭窄而有力的思维，后者则具有宽阔而无力的思维。迪昂同意帕斯卡关于“宽阔的”与“狭窄的”科学思维的说法。他认为，洛克、休谟、边沁以及两个穆勒等人都是具有帕斯卡所说的“宽阔思维”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具有这种思维类型的物理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通常使用模型化方法。例如，对空间中两个分离的导体，英国物理学家通常把其中的力线物质化，并使其厚度达到一个充满硬橡胶管子的尺度，以便通过比较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建立物质化的模型。在这里，像质点、力、力线、等位这样一些抽象概念，在英国物理学家看来，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英国物理学家思维的长处也正是他们的短处。

与迪昂同一时期的彭加勒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科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精神类型”。他指出：“对于拉丁人来说，真理只能够用方程来表示；它必须服从简单的、合乎逻辑的、对称的定律，而且要使精神对数学美的爱恋得到满足。……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描述一个现象，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构造模型，他用我们粗糙的、无其他仪器帮助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普通实体来构造模型。”[2]即使在数学领域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从特殊到一般，“以至于他们从未像许多德国人所做的那样，经由集合论的大门获得成为数学组成部分的观念。可以这样说，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人们要立足于感觉世界，永远也不要烧毁使他们与实在保持联系的桥梁”[3]。彭加勒与迪昂的这些论述所针对的不仅是风格相似的科学家集体或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还涉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就是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

与之大体平行的是，有些历史学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示不同的科学文化风貌与特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指出，作为文化的内部结构，文化的各个部分正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是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它们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有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同样有巴洛克的数学风格；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同样有阿拉伯的代数学。“这认识活动在每一情形中都有其特殊的风格。因此，一种科学的必然性具有的是适应于才智的风格，这立即把形态学的差异引入了认识的领域。在自然中，甚至在不可能表达为自然定律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一种严格的必然性。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属于科学中自明的、本有的表现形式的自然定律，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却并不如此。”[4]他特别提到，对于婆罗门式的心灵来说，“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产生出虚无作为一个真正的数即零的伟大概念，甚至在那时，这个零对于印度人之所以是零，是因为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是外在的”[5]。透过斯宾格勒深奥的思想体系（这里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也不对之做整体评论），我们看到了对于历史风格特别是科学（思维）风格的比较系统的（至少是清晰的）说明。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科学思维风格问题。雅克·阿达玛（1945）探讨了数学发明中的思维规律和思维风格问题。他根据自己的数学研究工作体会到，“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类型的数学智能，事实上有好几种类型的数学智能，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区别就使人难以相信，所有这些不同的智能都是由大脑的某一种形状决定的”[6]。他还认为无意识思维在发明创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常无意识思维分为两种类型：直觉型思维的无意识程度较深，且散射面宽；逻辑型思维的无意识程度较浅，且散射面较窄。他基本上同意彭加勒的一个观点，即数学家黎曼是典型的直觉型学者，而维尔斯特拉斯则是典型的逻辑型学者。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A。马斯洛（AbrahamH。Maslow）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从他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将科学心理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渴望驱动型，二是非渴望驱动型。前者强调理性、精确性和事物内部的逻辑性，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和很少的人情味；后者更多地与人们的好奇心相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高层次心理欲求。与之相类似，心理学家L。安德逊研究了与科学有关的一些个性类型。他认为，科学家中存在着收敛型与发散型两种智力类型。前者在传统的智商测验中分数很高，在实物测验中，成绩却很坏；他们大多对机械与技术有兴趣，数学能力大于言词能力；工作具有精确性；通常崇拜权威，赞成服从；在学科上以自然科学、数学和古典文学为主。发散型的科学家则完全与之相反。此外，心理学家比金斯（D。R。Biggins）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持收敛式思维，因为他们是在常规科学中工作，这种工作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有着渴望驱动型智力类型的病理特征。[7]

真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科学思维类型与风格进行定量、个案研究的，较早的有心理学家安妮·罗（AnneRoe）。在195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使用意象类型和语言符号类型在不同科学领域里的差别（见表7-1）。[8]以后，物理学家A。米勒结合自己在物理学方面的精湛知识，从科学心理学的角度，着力探讨了科学思维中的心理意象（mentalimagery）问题。他指出，某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够以新的方式运用一些技巧来解释他们面对的材料，“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不同的心理意象方式——在我们这里将要考虑的案例中，彭加勒是非形象的心理意象方式，而爱因斯坦则是形象的心理意象方式”[9]。

表7-1科学家的不同意象类型

也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家明确从“风格”角度讨论科学家思维、科学理论的差异性等问题。据研究，较早的学者如弗赖克（LudwikFleck，1935）、科恩（I。Brernard，1980）等人对科学风格问题进行了研究。而明确地使用“科学思维风格”概念研究欧洲科学思想史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克龙比（A。bie）。他于1994年出版了三卷本的《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sofStifigiradition）一书。作者曾指出，“我们的科学史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医生所开创的一种想象和论点的历史”。“它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是西方文化所创造的”，它基于“希腊的两个根本概念：普遍性的自然因果关系和与之相匹配的形式证明”。“西方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根本特征都是从这两个概念而来的。”[10]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种作为智力文化的科学（siualculture）的观点。主张弄清科学、医学、技术与人种文化、社会习俗之间的关系，并把科学思维风格看作是这种构成文化本体（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1]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欧洲科学思维传统，他发现，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科学思维风格：①在数学科学中已被证实了的简单假定；②对更复杂的可观察关系的实验探索和测量；③用假说方法构造类比模型；④用比较和分类法处理多样性；⑤人口规律的统计分析和概率微积分；⑥遗传学发展的历史由来。毫无疑问，克龙比的著作为那些探讨科学文明特异性和科学思维风格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例如，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对克龙比的“科学思维风格”概念进行了新的发挥。他说：“我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科学的推理方式各不相同。古希腊的智者们推崇欧几里得的思想。而17世纪的最优秀的思想家们认为，实验的方法是把知识放在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每一门当代社会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运用统计学。这样的例证使人想起不同领域中不同的推理方式。每一种推理都在它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出现并趋于成熟。”[12]又如，科学史家劳埃德偏爱的“研究风格”（styleofresearch）是从克龙比和哈金那里借鉴并修改的一个概念。劳埃德明确指出：“我们在不同世界观中发现的不同之处，部分与不同的研究风格相联系，这些不同的研究风格本身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先入之见构成，它们受到来自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可否认的影响。”[13]此外还有英国科学史家、美学家詹姆斯·麦卡里斯特（JamesW。McAllister）另辟蹊径，使用“审美偏好”（aesthetices）一词，并认为审美偏好在理论上表现为审美规范或审美标准。在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评估和证明理论，不仅运用经验绩效考核，而且运用审美规范与标准。实际上，“说理论活动以风格为标志就是主张理论活动的分期能够依据每个时期的理论共有的，而其他时期的理论没有的或者偶有的审美性质来划分”“如果某些审美性质在一定时期得到流行，它们对在那个时期里被提出或者得到接受的理论的影响就要高于对其他时期里被提出或者得到接受的理论的影响”。[14]

伴随着东西方特别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的思索，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解决可能要从中西不同的“思维类型”和不同“思维风格”角度着手。例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CharlesGraham）主张从不同的思维类型中寻找答案。[15]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Sivin）强调，在理解中西科学的差异时，要将科学上的风格和价值看作与它们的概念内涵和真实性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