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第三 东西方科学思维半球风格的历史定论（第1页）

第三节东西方科学思维“半球风格”的历史定论

从半球认知风格理论的主要观点来看，科学思维风格的划分也是按照“二分法”模式进行的，所划分的维度也能够与赖丁等人的整体—分析、言语—形象二分二维模式大致契合。如“宽阔思维”更多地与“图像”相关，而“狭窄思维”更多地与“语言”相合。现在，我将思维风格的划分与命名加以推广，由个体、共同体的（包括区域化的）差异扩展到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半球”层面来加以比照[26]，看看东西方的科学思维是否也呈现所谓“半球风格”。我认为，首先介绍有关东西方科学思维风格的权威论述，犹如心理学家对受试对象的定性“测评”一样，是很有必要的。有意思的是，有关东西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大体倾向于“半球风格”论，即东方科学思维具有右半球风格特征，而西方科学思维具有左半球风格特征。此外，古埃及、古巴比伦、阿拉伯—伊斯兰、印度（特别是其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中间型”风格特征。

一、东方科学思维的右半球认知风格（这一风格类型集中表现在整体—图像两个维度）

（一）整体性维度

1。概述。在整体性维度上，东方人的思维大多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从最初的经验性的直观综合到后来的系统性对待，莫不如此。在中国，不论儒家或道家，都强调整体的观点，即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是一个整体，所有认识都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出发。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道、理、太极、气等是最基本的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则是这一整体框架的基本图式。例如，《周易》构筑了一个宇宙论的整体图式。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到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当中，并根据阴阳互相消长、五行相生相克、八卦激**推演的模式，涵摄与描摹着整个世界的运动与变化。这其中“天人合一”是一个根本特征。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篇）。体现在中医里，表现为人的身体各器官和功能不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且作为有机体，人体也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同样，在印度人那里，神秘的宗教传统掩盖下的是对整体观的普遍追求。“梵”是“世界之主”，它不具任何形态，却又是任何具体形态的内在本原；不仅宇宙中所有的现象和对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梵，而且领悟这些现象和对象的“我”也是梵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梵我同一”。在佛教那里，“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指释迦牟尼）说”。在佛教徒看来，大千世界，森罗万象，无不因缘和合而生，无不置于硕大的因陀罗网之中。

2。评语。关于东方人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卡普拉评论说：“虽然东方神秘主义的各个学派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全都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这是他们的教义的主要特点。”[27]又说：“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现象都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28]李约瑟的评语是：“许多现代的学者——卫德明、艾伯华、雅布翁斯基，尤其是葛兰言（Gra）——已经把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种思维命名为‘协调的思想’（ativethinking）或‘联想的思维’（associativethinking）。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卫德明把它与强调外因的欧洲科学所特有的‘从属’（subordinative）的思维做了对比。在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在相互之间进行归类，而是并列在一种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e）。”[29]他本人将中国人的思维称为“通体相关的思维”。

（二）图像性维度

1。概述。在图像性维度上，东方人的科学思维大多具有形象性、意会性、隐喻性和模糊性等特点。中国古代典籍有着非常丰富的“象论”传统。如《周易》中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系辞下》），“天垂象，见吉凶”（《系辞上》）等论述。[30]这里的“象”既指对象之“象”，也指主观思维之“象”；通过这个“象”，既可“取象比类”，又可“尚象制器”。可见，意象或图像思维在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和技术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31]也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感知和感性经验的论述是相当丰富的，并且更具有哲理性。[32]例如，在中国古代，感知器官被称为“官”“窍”“天官”等。墨子说：“知，惟以五路智。”（《墨经·经说下》）老子提倡“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五十四章》）[33]。《吕氏春秋》一书中用“观”或“察”作为其篇名主题词，并提出“八观六验”之法。汉代张衡讲“效象度形”（《灵宪》）。宋代邵雍提出“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观物说”。此外，中国古代的诗赋与文论如《诗经》《文心雕龙》《文赋》等，对形象思维也多有总结与论述。

2。评语。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声称，东方人的思维是直观的和功利的。在近代，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一文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和认知特点的评语是：“他们善于观察。”[34]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我们可以把东方式的思想叫做直观。”[35]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日语叫作‘勘’（かん），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36]又说：“类比是这样一些方式中最具体的一种，它们把那些在一个领域中形成的关系应用到另一个不同领域中去。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37]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思维类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归纳。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思维偏向》一书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具有直觉性、形象性、模糊性、象征性、类比性以及隐喻性等特点。[38]易学家朱伯崑（1991）认为，易学在中国传统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其思维方式可用“易科思维”来概括，其本质特点是“观象思维”[39]。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尝试从总体上作进一步的概括。哲学家王树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象思维”范畴。认为“象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之概括。[40]中国哲学史家刘长林进一步用“象科学”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科技思维的本质。后文将有深入分析。

二、西方科学思维的左半球认知风格（这一风格类型集中表现在分析—语言两个维度）

（一）分析性维度

1。概述。前面谈到希腊人是从整体的、总的方面来观察和认识自然的。但这只是相对于后来的“形而上学”而言的。实际上，相对于东方人的思维，古希腊人更擅长于探讨对象性世界的始基或本原，直观性的整体世界图景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分裂”的种子。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便是分析的产物，即原子必须是在思维上进行分割、分离后才可获得。这里，认识和思维的重点在于对象的部分和要素，而不是对象的整体；部分和要素彼此之间是隔离的或构成机械加合关系的。其中也包括原子与虚空之间的分离：原子以外都是虚空；没有虚空，便没有原子。可以说，希腊人的思维很早便走上了分析的道路。到了近代，分析性的思维集中表现为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或肉体与灵魂的分离、对立。物质世界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机械钟表，其内部构造可以被拆卸为不同的零部件。例如，作为这个世界组成部分的人体是可以被解剖而加以认识的、由不同组织器官构成的“机器”。为了加深对自然对象的认识，科学研究强调学科的分类和细节的说明。

2。评语。关于这种分析性的思维传统，恩格斯在谈到15～18世纪的自然科学时说：“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方面来逐个加以研究。”“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东西，而看作是静止的东西。”[41]虽然这里说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但古代的自然哲学就总体而言，何尝不是分析的呢？诚如卡普拉所指出的，西方人的特点是“理性”和“分析”的。

（二）语言性（概念性、逻辑性、演绎性、思辨性）维度

1。概述。古希腊人很早就把语言和逻辑、语言和哲学看作同一个对象。古希腊语在语言技术上非常发达，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柏拉图最先使用grammar（古希腊语意为“书写的技术”）一词。在他之前，词法和句法的使用已经存在。研究表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许多哲学和逻辑命题恰恰与古希腊语有关。他们常常通过更多地利用词素和增加语法形态的数量来达到他们组词配义、表述思想的目的。他们的语言技术（主要是指语法）为逻辑学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思维上，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以定义的方式确定词（概念）的内涵，并借助于逻辑推演的形式和规则，揭示所要证明的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公理化乃至部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其中，欧几里得几何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的方法体系。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体系加以抽象化和系统化，建立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对古代希腊和整个近代欧洲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定型”和“示范”作用。在近代，虽然以伽利略为代表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数学的、逻辑的方法特别是基于演绎推理的科学方法仍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假说—演绎系统”被广泛地加以应用。进入20世纪，科学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和数学领域中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公理化运动，似乎是西方分析和语言传统的又一次勃兴，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逻辑（语言）—数学方法在科学思维中的生命力。

2。评语。普赖斯指出，希腊科学的长处在于逻辑的、几何的和图形的方面，“认真研究早期希腊，可以得到从我们非常熟悉的欧几里得那里来的逻辑和几何学的光辉形象，但总体而言缺乏计算知识的深度”“缺乏形象概念，不能使一连串数字变成超出单纯数字意义的一个系统”[42]。美国数学史家M。克莱因指出：“Plato（柏拉图——引者注）鼓励人们在搞一种理论天文学，那里的问题能使人赏心，但并不为了能使人悦目，那里的对象能为心智所领悟，但不能为肉眼所察觉。”[43]爱因斯坦在1953年写给J。E。斯威策（Switzer）的信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44]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指出：“希腊的天才人物是富于哲学性的，思路也是明晰的，并且长于逻辑。”[45]

通过以上对东西方科学思维风格的论述与评定，可以大致制订出“东西方科学思维‘半球风格’一览表”，见表7-2。

表7-2东西方科学思维“半球风格”一览表

三、关于混合的科学思维风格

混合型科学思维风格主要体现在居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伊斯兰、印度科学文化方面。下面作简要评说。

人类的早期，地中海以东的广袤地区被称为“亚细亚”（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由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洲与亚洲之间，受两端文化的影响，其思维方式具有“中间型”或“混合型”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美籍阿拉伯学者马吉德·法赫里有过精辟的评述。他说：“总的来看，毕达哥拉斯那么独特的神秘主义的和科学的奇特的混合品，对已经处于希腊思想影响之下的伊斯兰的大部分观点进行了决定性的冲击。这种混合品符合似乎被分裂成希腊和东方之间的那伊斯兰思想中的双向性，指出消除这种双向性产生的智力上的和精神上的紧张的道路。”[46]以数学为例，“阿拉伯文明是一种典型的折中，因为阿拉伯数学含有希腊的因素也含有印度的因素。阿拉伯的记数法是从印度来的。阿拉伯三角学的应用正弦及算术形式，这不是希帕恰斯弦和几何的表示，而是印度的。阿拉伯的几何学，显示出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影响，而阿拉伯的代数则表示回到希腊的几何证明和丢番都对负数的避免”[47]。日本学者中村元指出：“就思维方法而言，伊斯兰文化圈的思维方法远比其他东方人更为接近于西方。”[48]

对于印度来说，虽然由于地缘关系，它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古老的东方文明。但它在精神和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仍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因而它的文化在许多时候似乎也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萨顿就认为：“世界史几乎全是记述印度—雅利安民族的业绩的。”[49]这句话虽然偏颇，却也说明印度与欧洲文化的紧密关系。例如，印度民族虽具有东方人重视时间的传统，但是他们把时间分得很细，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空间化倾向。正如科学史家丹皮尔指出的，印度的“原子说要么是独立发明的，要么是从希腊思想得来的。而且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就把间断性观念推广到时间中去”[50]。通过这些例子和评语可以看到，曾经作为东方文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尤其是后者）与东亚文明相比具有更多的混合型的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