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第二 中西语言构造及表征的不对称性（第1页）

第二节中西语言构造及表征的不对称性

随着印欧语（特别是英语）与汉语差异性研究的不断升温（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文化语言学研究、跨文化语言对比研究等新兴语言学科的研究成果），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欧语与汉语的差异性表现为一种奇妙、工整的不对称性，即你所有正是我所无，我所有正是你所无；或准确地说，你所强者正我所弱，我所强者正你所弱！而这种不对称性并非人为的摆置，而是一种自然的显现。由此构成一种完美的互补、共扼格局，让人回味不已。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音、形、义诸方面或字、词、句、段、篇诸层面。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视觉偏向与听觉偏向

这是从认知器官方面做出的划分。表明两种语言在认知途径和语言的基本单位——字和词上所具有的偏好与优长。概括地说，汉语具有视觉偏向，印欧语具有听觉偏向。[12]对汉语来说，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最初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所描摹的是人的视觉感官获得的信息，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视觉形象远比声音形象有更强的表现力，所蕴含的信息量更大（视觉器官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主要的通道，其获得的外界信息量约占所有感官获得信息量的80%），因而汉字遵奉以象示意的原则，直接在表象的层上面捕捉所指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原则即使到文字系统发展比较成熟以后，也是如此。而且，最早的古代汉语没有记音符号。后来的汉字表音，并无一定的符号标准，所以当时的字的读音多采用“读若某”或“读如某同”等。再后来采用“反切”方法，繁难而无法使用。这一点恰好说明，汉语对注音不太重视。虽然汉语对音高变化比较敏感，其中“声韵”是汉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辨析词义、表达情感等功能，但这种情形并不表明汉语的语音和音位结构具有明显的语法功能。此外，汉语语句中音节之间是以“断奏音”（staccato）的方式过渡的，这种方式只能匹配于音形义组合成的、以孤立音节为单位的方块文字。再加上，汉字在汉语体系中的突出地位与作用，汉字具有明显的规范汉语体系的功能。

李约瑟注意到中国语言在语音上的贫乏。他说：“在中国文字的演变中，最大的发明是限定语音字。”[13]传播学家罗伯特·洛根将汉语当作“语标文字”。认为这种文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个语词用一个视觉符号来表示，并用象征手法（表意词）或表形手法（象形词）指代或描绘对象。他说：“中国文字系统只有一定程度的拟声性，需要记住大量的视觉符号，才能读书写字。”[14]并引用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1976）关于英语有75%的拟声性、汉语仅有25%的拟声性的统计数据加以佐证。

与之相对，印欧语系的文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或字母文字。这种文字虽然是口语的记录，且其早期起源同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也脱胎于象形图画文字阶段。例如，原始迦南字母最早源于埃及单一的辅音系统文字和苏美尔人开发的楔形文字，而这些文字具有形象化的元素。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到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字母时期，以及后来引入元音的希腊字母表时期，拼音文字已经成为成熟的注音文字系统。这种文字摆脱了形象性而专注于语词声音的解析与表现；每个字母被用来为每个词语的语音编制代码，词的意义由音素组成。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听觉符号被转化和定格为视觉符号——拼音文字或字母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视觉偏向，但是这种偏向只是表明了拼音文字的一种视读功能，即人们要看懂记录或标记口语的字母符号，就必须使用视觉器官。其注音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即这些视觉符号或书面标记记录的内容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视觉器官所获得的信息，而是来自听觉器官的信息。换句话说，它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来标注发音或对声音进行解析。因此，这种所谓的视觉偏向与汉语的视觉偏向是有质的差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的族群有着正常的视觉感官，都会合理地使用视觉器官。只是这种使用方式和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形正如汉语文字具有视觉偏向，但并不妨碍其一定程度的拟声性一样。

现代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证明。美国语言学家RM。赫夫纳（RM。S。Heffner）在1950年出版的《普通语音学》（GeneralPhoics）一书中提供的材料是，汉语北京话共有411个音节，如附上四声，可有1644个音节（词素morpheme），而英语有近万个音节，两者有相当大的差距。[15]根据学者的研究，英语音节中音位结合比较自由，音节类型比汉语普通话音节多得多。（见表8-1）[16]在语音的运用方面，英汉语也有很明显的不同。其中，英语对音强度化非常敏感，元音的分类有较高的对应性，音位的配置也呈较强的均匀状态，且以多音节为主。据此，有学者认为英语是音本位的语言，汉语则是形本位的语言。

表8-1英汉音节结构主要类型比较表

二、表象偏向与概念偏向

这是就语言信息的表征所作出的分别。如前所述，汉字不论是读音还是字形，都着力于视觉再现，因而具有鲜明的图像性和形象性特征。其造字、构字方法最能体现“观物取象”“取实予名”的原则。正如《说文解字·孙序》[17]中所说：“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而后有字。六书，象形、指事多为文，会意、谐声多为字，转注、假借文字兼之象形。”[18]虽然汉字本身在这里，有所谓造字方法的“六书”，其基本原则是“以象示意”的原则，即在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和转注中，核心是象形。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汉字也始终没有摆脱它“象形”“指事”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更适合于被称为象形文字（而不是表意文字，因为任何文字都具有表意功能，而“象形”正是汉字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自然，汉字的图像、形象特征在视读过程中极易在大脑中产生心理表象（尤其是视觉表象）。

学者袁毓林（1995）注意到汉语词类的原型范畴特征，即汉语词类是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19]类似地，王寅也指出，汉语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是“修辞语+中心概念词”，即常用的基本层次词通常突出表示其“义类范畴”。这种构词法使得汉语中的词具有明显的义类范畴标记。[20]我们知道，原型和义类就是表象性的事件、现象等，只不过是概要化、典型化的表象罢了。徐通锵（1997）认为，汉语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汉字采用这种方式，体现了汉语结构的“图像性”特点；汉语复合词的编码格局是单字编码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象似性的编码方式。[21]

相反，欧洲语言以语音为本位，字母文字则主要记录语音，基本上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因而字形与字的读音有着较强的一致性。由于字母文字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字母文字在“反映”外在事物方面体现出一定的间接性[22]；又由于诉诸听觉的信息远远不及诉诸视觉的信息，由听觉形成的音节与对自然、经验的“切分”“配列”就成为至关紧要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清晰的分节性的音素和音节以及逐步抽象化的字母符号，不仅记录着人们的经验，而且表达着人们的主观意念。在这里，拼音文字和音节语言采取了以简驭繁、有所取舍的原则，即当有限的语言符号“切分”“配列”事物和人们的经验时，它力求把握的是事物及其关系最明显的特点和属性，而不是这些特点和属性以外的其他特征。这样，“表示客体的词，一旦从所指称的和命名的现实客体的感觉情况中被抽象出来，它们就可以用来表示非现实客体，和这些客体的类别，或某些类型或具有某些性质的全部客体”[23]。这些类别化的“客体”就是概念，或接近于概念化的“心理实体”。

在这点上，洪堡特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外部事物对人的所有感官同时产生影响，而语言则仅仅通过听觉印象来表现外部事物和心灵的内在运动。”[24]这个“表现”过程，他认为是经历了“直接的模仿”“非直接的模仿”（模仿声音和事物所共有的属性）和“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这三个阶段。但是，现实世界却是丰富多彩的，语音要完整地记录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并能让使用语言的人从中提取出其意义，就必须满足语音辨别的精细化。这样，语言的“分音节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具体来说：“分节性使得人们有可能根据一定的感觉和规则，利用一些具体的词的要素构成数量不定的其他的词，从而在所有的词中间建立起一种与概念上的类似性相吻合的类似关系。”[25]

三、“意合”偏向与“形合”偏向

这是从语言与经验、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来确定不同语言类型的。关于“意合”与“形合”的划分，早在20世纪4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1945）就指出：“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在西文称为parataxis，……parataxis在西洋语言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需，西文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多数情形下是不可缺少的。”[26]由于王力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影响，更由于语言对比研究中有说服力的材料的不断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有关中西语言主要差异的“意合”“形合”问题的讨论，渐成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是中西语言的主要差异。所谓“形合”（hypotaxis），指借助于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手段而只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前者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e）。[27]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在英语中，“形学”和“意合”基本上是句法概念，主要用于表示词语和分句间不同的连接或排列方式，具有单一的线性特征。国外学者正是从句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意合”“形合”的。而这种理解与国内学者基本上从语言的基本表现手段上来讨论“意合”与“形合”问题，有一定的差别。[28]但不管怎样，“意合”与“形合”仍然被认为是体现了中西语言差异的最基本特征。

可以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在构词或词法方面，欧洲语言具有明显的词汇形态标记。例如，动词是印欧语当中最富于形态变化的词，包括时态、语态、语气以及与名词的数的一致性等方面。研究表明，古希腊语动词最大的特点是变位，即动词变化形式按照词素或音素组合所负载的“义元”确切地表示现实情境来进行。为了使有限的数量形态应对无数的现实场景，古希腊语尽可能多地增加动词的变化数量。据统计，其动词变化形态达近三百个之多。[29]相比之下，古汉语不具备如此之多的动词形态变化。除了动词，欧洲语言名词的性、数、格均可在词的形态变化上体现出来。这显然与音本位的语言或拼音文字有关。例如，英语词重音位置的变化具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功能，它在构词造句中起着语音标志的作用。与英语的名词复数形式相比，汉语除了在指人的普遍名词后面黏附一个“们”字以表示多数外，一般没有数的语法形式。其他词汇形态标记实际上要从上下文的逻辑和语义关系的分析中得到。在句法层面上，句法正是欧洲语言结构组织的中心，它体现了语言各形态要素和组织要素的形式化，表现了句子或命题内的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关系。通常情况下，句子是不能省略主语的，除非省略的主语能够伴随着形态识别标记，否则句子在结构上就不完整。

再以英语句子中“主语—谓语—宾语”（SVD）结构和规则为例。这种结构的一个基本表述是，S是P。其中系动词“是”，起着一种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它被用来表示一个谓述记号，即谓述主语。西方学者卡恩（）指出，在希腊文中，einai表现为最普遍的动词，其用法主要是系词用法。他说：“系动词本身的作用是指示句子的‘形式’，包括主语的人称和数量、时态，以及愿望、命名、条件和诸如此类的情态。……系动词在最基础的用法中意味着：某种属性（性质、位置）属于某个主体。”[30]同时，系动词einai也有“存在”用法，但这个存在用法却是由系词的“表位”用法演化而来的。在这种用法当中，在einai这个动词后面常常跟着一个不定代词tiz。这样，就由位居句首位置的einai和不定代词tiz引入一个表示一个城市、一条河、一座山、一个人等的名词。这实际上是引入一个主体，因而断定了一个主体的存在。根据卡恩的这些观点，可以把英语的“thereis”、法语的“ilya”和德语的“esgibt”看作是固定的表达，是与希腊文einai这个词的存在用法相应的表达。[31]

与之相反，汉语在语句的层面上缺乏一种带有“是”（tobe）系动词的判断句。中国现代哲学家胡适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一个中文的命题或者词和西方的与之相当的东西的不同在于系词。系词在西方的逻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中文的命题里却被省略，它的位置仅用短暂的停顿来表示。”[32]例如在古汉语中，一般不用判断系动词，通常用“……者……也”等句式；而“是”“为”等字最初也不作为判断系词来使用。这一点，现代学者张东荪认为，中国除了口语的“是”字以外，文言上很少有与英文“tobe”相当的字。包括“者也”“为”“是”“系”等，均不与英文“is”相当。[33]由于没有（或很少有）联结主谓的系词（如张东荪所说的“缀辞”），汉语中自然就少有英语中的那种最基本的语言结构。

总的来看，将中西语言以“意合”与“形合”来区分，有一定道理。与那种直接把汉语句子视为语义型、英语句子视为语法型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更多学者主张，汉语句子是以意合为主，辅之以形合；英语句子以形合为主，辅之以意合。因为意合与形合作为两种方式或手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这里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从语言演化或流变的角度来看，意合与形合的相互关系和所占比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整体偏向与分析偏向

语言的不同折射出思维取向的不同。这就是汉语的整体取向与欧洲语言的分析取向。前面说到汉语语句缺乏系动词“是”，但这并不表明汉语句子完全缺乏主谓结构。因为汉语并不是没有主语句和主谓分明的结构的。例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里的每一个句就是严格的SVD结构；而“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这里的每一个句子共用一个主语，即“道”；至于“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散而归于太虚，复其氤氲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众庶之生，自氤氲之常性，非幻成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联系上下文及句中的意思，很容易看出这段话的主语是“气”。鉴于这种情况，许多研究者认为，汉语的造句是以句读段为基本砌块的，句子的主语不受句子核心动词的制约。据此，我们可以这么来看，汉语的特点在于以名词为中心，着意于实词词组的铺排与堆砌，从而构成“形散而神不散”的语义结构，句子或句读段的主语可以在词、词组和句子三个层面上出现，从而形成所谓“大主语”或“大主句”。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大主语、大主句的形成正是思维整体取向的产物，也是汉语整体偏向的集中反映。由于大主语、大主句的存在，汉语往往可以在宽泛而不受限制的语境中，依据语义和主题的内在逻辑，形成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具体来说，汉语语句的指称不必执着于某一对象的性质与特征，不必因为词句指称的有限性而限于个别或少数现象的描述当中。特别是对那些相互关联的现象、模糊的现象，大主语的句式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不仅能把握整体对象，也能贯通主客，将主体的意念、意向灌输于其中。所以，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说：“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断它的含义。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34]

与汉语的整体偏向相反，印欧语显示出分析性的倾向。例如，在古希腊语中，每个词的意义单元可以分解到非常小的“颗粒”，使得古希腊人在他们的语言交往中对意义的组合有着很大的自由和灵活性；音素和词素单元的高度细分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文字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拼音字母文字，它在构词、语序和语篇等方面，均体现出分析性思维的特点。[35]

五、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

在处理时空关系方面，汉语具有明显的时间偏向。具体表现为，时间副词作状语往往置于施事者（主语）之前或句首。句子通常表现为按时间的先后顺序，通过动词的多个连用或事件的先后铺陈而展开，呈现出流水型图式。[36]在空间与时间的相互关系上，汉语往往先要有“空间”，然后才有在这个空间中所存在的“主体”，而“时间”通常又摆在“空间”的前面。对于中国人对时间的这种认知，法国汉学家克洛德·拉尔（ClaudeLarre）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一文中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其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37]例如，“时”字是指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时”的古字“旹”，象征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古人以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来估计时间之长短。因此拉尔认为，“时”表示时间的绵延，并且还是一种永久或先后承续的意识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时”与“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尔雅·释诂》云：“时，寔，是也。”[38]在这里，寔，是，有“此”之意，指某时某人来。也有“奉时辰牡”（按时节进献雄兽）之意。因而，时与是有关联。同时，是，古字写作“昰”（上部为“日”，下部为“正”），即正确。以“时”示正，意谓合于时则正确无误。古文字学家段玉裁说：“《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也。”（《说文解字注》）如果我们把作为“时”的“是”与作为系动词的“是”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有的话），那么作为时间本义的词“是”又体现于由系词“是”所联系的句子当中，表明的是对时间的指认。这恰与印欧语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希腊文的“einai”和英文的“tobe”，所含有的是表位用法，它联系于句子当中常表“存在”之意。这里面透露出两者的重大差别！不仅如此，汉语的时间本位还体现在词、句的搭配及前后秩序上。申小龙等人对《左传》中14381个“动”向句进行了考察。结果是，句中时间成分与动词保持最远的距离，施事者紧靠动词；地点词一般出现在句末。[39]

学者戴浩一（1985）注意到汉语中的时序原则。即在汉语里，“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顺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里的状态的时间先后”[40]。根据这一原则，汉语中的并列句、副词的位置以及名词相对于动词的位置等都将受到限制，即时序是表现句法的基本范畴。他认为，虽然汉语的时序原则也部分地见之于英语，但是就程度和范围而言，两者是明显不同的。因为英语的时序原则由于其强有力的形态和句法限制而不能实际地表征出来。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汉语是一种所谓“临摹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旨在揭示事物的关系、流变过程；对象的时间性整体必然被放置于部分的前面。

与之相对，欧洲语言具有空间偏向。在希腊文中，einai是最基本的动词，其用法主要是系词用法。而系词用法中又分为名词和表位系词两类。从卡恩的分析来看，当einai这个动词出现在句首的时候，表示存在的句子一般都是表位系构造，而不是名词系构造，这说明希腊文中表示存在的句子是与表位句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表位句演变来的。[41]在物量名词方面，印欧语言通过一种所谓的“二项式”构造，即“无形物+形式”的方式来表示物量名词。例如，“（一）根木头”（stickofwood）“（一）团面”（lumpofdough）“（一）杯水”（glassoffood）等物量名词往往是个体名词加上一个同样的关系词（英语的of）来构成。这就把物量名词特别是那些表示无形的存在的物量名词空间化、容器化了。一般而言，英语通常是先说出“主体”，然后再说出主体所在的空间方位。根据这个原则，英语形态语言的句式特点就是空间搭架形式，即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谓语动词为中心，通过大量的形态手法将句子各个成分层层搭建，呈现出由中心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

在现代汉语中，地点词的位置虽有所靠前，但仍然在时间词后面。何善芬在《英汉语言对比研究》（2002）中提供的研究表明，英汉语通常都能根据状语的意义来安排顺序，其特点是所指意义越具体的状语与动词的粘合力越强，因而越靠近动词。例如，英汉语谓语状语的正常排列顺序分别是：

英语：谓语动词、方面对象、方式、地点、时间、情状

汉语：情状、时间、地点、对象、方式、谓语动词[42]

从以上对谓语动词的状语修饰词排序中可看出，英语的“地点”一词是置于“时间”词之前的，而汉语恰好相反，“时间”词置于“地点”词之前；在对中心词的修饰定语排序中，英语表示空间“大小”“形状”的词在最前面，而汉语表示时间的“新旧”词则置于最前面。这明显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时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