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第三 语言不对称性对东西方科学认知的影响（第1页）

第三节语言不对称性对东西方科学认知的影响

现在我们要问：中西语言的不对称性对科学认知（思维）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讲，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或外在化的载体，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认知和思维式样；科学认知与思维同样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不同的语言到底是怎样影响科学认知与思维的，还需要具体的、实证化的研究。应该说，在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不过也有一些前期的工作。如前面提到的洛根，就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中西科学技术旨趣与路向的不同的原因。该作者立志从语言的角度揭开“李约瑟之谜”的谜底。他认为，拼音文字和字母表是西方文明之源，也是近代西方科学革命得以产生的有力工具。他说：“虽然中国人技术上占优势，但为什么科学发祥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呢？因为字母表、典章化法律、一神教和逻辑都是西方特有文化要素，它们都是在西方形成的，它们为抽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3]事实上，这种观点应当说不是洛根所独有的，他的老师与合作者麦克卢汉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在国内，学者李志超提倡“汉语科技史”研究范式。[44]陈朝勇注意到汉语句子与构成句子的词的关系是整体决定部分，而印欧语系正相反，是部分决定整体；前者反映在科学上最典型的就是中医，后者则是原子论。[45]李晓茜、贺善侃（2009）论述了中西方语言差异分别对科学认知的影响。[46]下面，我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思考，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概要性的阐述。[47]

（一）指事状物与切分配列。科学的语言分析始终面临着科学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问题。然而，指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意义，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指称。“科学语言的词和语句、命题以及理论，其意义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个词或理论所描述或指称的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一个科学术语或专名来说可能是其所指称对象的某种或某些性质的认识，这个或这些性质就使得这一术语或专名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就科学理论来说，则可能是对某种事态或现象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以语句的方式记录下来，就是理论的意义。”[48]科学史表明，科学语言从来就包含着指称和意义两个方面。只是一种语言可能有更多的指称，一种语言则有更多的意义。

具体到汉语来说，由于汉语特别是汉字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器官，着力于视觉再现、摹写现实世界，因此汉语在字词的层面上就是对外部世界和各种事物（包括物象及其含义）的直接描摹和记录。这一指事状物功能与自古以来中国先贤遵循的“观物取象”“取实予名”原则是相一致的。例如，《周易》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名以察，盖取诸夬”（《系辞下》）。其中“夬”是《易》卦名，作事物的画像。又如，老子言：“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这里的“名”是指有着名称所指的事物，有形质的东西。再联系到名家的“天下无物，谁经谓指”（《指物论》）一说，可看出古代朴素的“指称论”。我们可以说语言中的指称论得益于哲学中的指称论，也可以反过来说，语言中的指称论影响了哲学的指称论。对于科学认知来说，不管哪种指称论，都具有接触物象、获取经验的内涵。

李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专门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植物语言学”问题。他指出，在构成汉字部首和语音字中，有大量“植物”成分。在214个部首中，至少有15个是以植物形状为基础的。有人因此称中国文字为“树状书写体”（tree-writing）。而这种树状书写体“在中国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中，从开始起就潜藏着分类学原理。当然这从来也不是系统或和科学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像一株植物那样”[51]。这一例子说明，汉语是某些“前科学”分类的工具之一。当然，超出了外在形状的相似性，汉语的偏旁部首并不构成标准的构件，因而不是李约瑟所说的“科学”的分类工具。许多情况下，它们是模糊的、随意的。

对于西方拼音文字或字母语言来说，由于语音的有限性与事物的无限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语音反映或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思维和意识切分对象、符号配列与标记的过程，而且这种切分、配列与标记过程一开始就体现于事物的属性和性质方面，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随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和语言语音符号的系统化，在人的自由精神创造活动中，语音切分、符号配列和标记事物属性的任意性、约定性逐步呈现出来；语言与事物（世界）的关系，由感性表象的“同构”发展成知性概念的“建构”。在这里，词通常不是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是直接指向符号（准确来说是指向声音符号），即把现实世界等同于声音符号世界；世界之“真”，许多时候并不在于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同构或一致，而在于语言符号本身是否一致。就像一组词能否很好地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进而表达所要表达的对象那样。对此，洛根从西方科学的意义上对字母语言造成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字母表系统是一种组织信息的方式。它通过对语音的解析（分解成基本的音素），助长了西方人抽象和分析的能力，即撇开表象的因素，对质的属性进行概括与分类。这样，“字母表是抽象和分类的范式，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字母表还是分解和分割的范式。字母表把语词分解为音素和字母。希腊人原子态的思想，即一切物质均可分为原子的思想和字母表有关系”[52]。

从科学逻辑的角度来看，与汉语更偏好用种概念的词相比，欧洲语言则更偏好用属概念的词。这样，在认知事物的“类”的方面，欧洲语言不仅能够有效地做出种属的划分，而且能够从“类”的外延方面去认识类之间的各种关系。因为，“种所确定的性质的范围要比属所确定的更宽泛。因为说‘动物’，就要比说到‘人’包含得更多”。[53]当然，对概念外延的把握，并不是那些感性事物的描述和罗列，而是对其属性和特征的概括，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分类，一种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认知。而这种作为概括外延属性的属性词在英语中常作频繁使用的定语。

（二）经验观察与理论概括。20世纪上半叶，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语言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两大类。所谓观察语言是指对那些可直接观察的物体或物体性质进行描述的术语及其逻辑常词；所谓理论语言是指对那些不可直接观察的事物或事物的属性进行描述的术语及其逻辑常词。如逻辑经验主义者A。J。艾耶尔（AlfredJulesAyer）所说：“我用‘观察陈述’这个词组来代替‘经验命题’，去指一个‘记录现实的或可能的观察’的陈述。”[54]不管逻辑经验主义关于两种语言的划分今天看来有多少局限性，但区分不同性质的科学语言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不同的科学认知和思维类型，仍然是有帮助的。试举例如下。[55]

例句A：“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庄子·天下篇》）

B：“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入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56]

例句A：“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57]（《吕氏春秋》卷十五）

B：“凡是物体被推动的地方，都需要存在某种不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

例句A：“劝登马力，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考工记·辀人》）

B：“任何速度一旦施加给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只要除去加速或减速的外因，此速度就可保持不变；不过，这是只能在水平面上发生的一种情形。”（伽利略）[58]

例句A：“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59]（《旧五代史·历志》）

B：“从太阳到火星的矢径在相等时间内画出相等的面积。”（开普勒）

例句A：“动静相摩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以化雹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60]（谭峭：《化书·动静》）

B：“热本身，它的本质和实质（性质）是运动，而不是别的什么。”（F。培根）[61]

例句A：“注水于瓶，闭一窍而水不得出，气守之也；置水于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气拒之也。”（庄元臣：《叔苴子·内篇》卷三）[62]

B：“一个密闭管子中的水银柱所以处于一定高度，是由于水银压力和外部空气压力相平衡所致。”（玻义耳）

从以上例句中可看出，汉语句子中的词汇如“飞鸟”“剑”“辀”“星”“雹”“瓶”以及“影”“自舟中”“疾驰”“燥湿”“置于盎”等，大都是具体可感的；英语句子中的词汇如“距离”“空间”“物体”“速度”“矢径”“运动”“压力”等，都是不可或不大可直接感知的。其次，汉语句子多为对事实和经验的叙述（描述），欧洲语言句子多为对事物及其属性的判断。虽然从意义的层面上说，汉语科学的描述同样揭示出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但这种解释至少在语句的层面上是描述性的，并且是就特例而言的。

经验性的观察与描述通常形成所谓“综合命题”：有一个陈述（命题），它的真值函项主要取决于它所陈述的事实成分是否源于观察经验；如果是，那么它就是一个综合命题（且不论真假）。而理论概括往往容易形成所谓“分析命题”（当然“概括”不是形成分析命题的唯一途径）。对此，康德曾指出，不能通过谓词给主词的概念增加任何东西的判断，就是分析判断（分析命题）。这种判断具有先验的性质。例如，“蚂蚁或者寄生，或者不是寄生的”则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这是一个“或者P真，或者P不真”的分析命题，我们只要用逻辑规则就可以判断其真假。根据这个标准，我认为汉语科学多表现为综合命题，欧洲语言科学多有分析命题。兹再举例如下。

例句A：“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周髀算经·经卷上》）

B：“在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正方形等于直角边上的两个正方形。”（毕达哥拉斯）

例句A：“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淮南子·说山训》）[63]

B：“任一直线段的重心是该直线段的中点。”“圆的重心就是圆心。”（阿基米德）

例句A：“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这气与天地之气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朱子语类》卷三）

B：“虚空这一名词的通用意义并不是指一个绝对没有任何事物的场所或空间”，“虚空中既有广袤，则它也必然包含一个实体”。（笛卡尔）[64]

同样是对勾股定理、重心（本末）、虚空（气之聚散）的陈述，汉语科学多是对事实有所陈述（描述），而欧洲语言科学则多为从命题的符号定义和逻辑规则中“分析”“判断”其内涵（真假）。

（三）联想类推与逻辑演绎。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主要取决于语义上的搭配是否合理。由此很容易导致一种非形式的思维而强调语言的上下文整体意义、修辞意义，甚至“言外之意”。同时，意合语言强调语义、意义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很容易形成一种以事物的相近、相似、相类为基础的“关联性思维”或联想思维。

表现在科学认知上，就是通过表象和意象来建立关于对象的联想关系模式。这当中，把握事物之间类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墨家很早就提出了“类”的概念，有“以类行”“以类取，以类予”“有以同，类同”的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更是明确强调“合同异”“毕同毕异”的主张，即通过对各种现象的“同”和“异”的观察，将不同的现象分别归为不同的类属，再将所要认识的现象同某一类属的现象进行对照、比较，以认识这一新现象的属性和特征。通常这一类比的过程是在两个具体的现象间进行比较，其目的是由未知到达已知，由个别到达一般、再回到个别。最常见的形式是“譬喻”“比类”。所谓“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墨经·小取》），“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淮南子·要略》），“比者，附也。兴；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65]（《文心雕龙·比兴》）等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性。正是通过“譬喻”“比类”，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联结起来，思维的创造力得以激发。

例如，古人很早就有了运动的相对性的朴素观念。然而，这个相对性观念恰恰是通过取象比类获得的。如“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张华：《博物志》卷一）。又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以《易经》中“未济”的卦象来说明钢铁锤锻和淬火的原理。因为“未济”的卦象是离（火）在上，坎（水）在下，火炎上，水润下。所以，水火不相交，产生不了相互作用。把这个道理用在钢铁工件上说明，钢铁工件不够坚硬就是因为水火没有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必须通过淬火的方法，使烧红的钢铁工件骤然浸入水中，达到水火相交。这样，钢铁工件才够坚硬。[66]宋应星还说：“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天工开物·论气》）[67]这是运用类比法由水波推知声波。当然，汉语的形象性、强调“神似”，而不在意“形散”的思维倾向，又非常不利于注重形式严谨的演绎推理的发展。这是它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