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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社会客观条件（第2页）

第一次起义带有更鲜明的政治性质。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已经写上“不共和毋宁死”的战斗口号，在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共和政体者，……国家的命运决定于斗争的结局。我们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自由万岁!暴君该死!”工人们要起来掌握国家的命运，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其次是英国的宪章运动。从1836年一直持续到1848年，工人们提出了争取政治权利的人民宪章，包括实行21岁以上男子普选权、秘密的不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候选人财产资格的限制、议会每年改选、议员支薪六项要求。工人们奋起开展宪章运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所谓民主政治应该是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宪章运动在1839年、1842年、1848年出现了三次**，发起了三次请愿。这三次分别有125万、331多万、500多万工人签名，向议会递交人民宪章。第二次请愿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还提出包括缩短工作日、改善车间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第三次请愿进而号召奋起“向暴君手里夺取自由”，“决不再作驯服的奴隶”。三次**时期，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如暴风骤雨、惊天动地，有的地方还发展为武装起义。例如，1839年11月威尔士矿工曾猛攻纽波特城，1842年在布莱克本等地区发生了巷战，1848年在伦敦和格拉斯哥进行了暴动。资产阶级议会不仅三次否决了接受人民宪章，而且政府还出动军警镇压群众，逮捕和审判宪章派领袖，同时大规模利用密探钻进工人运动队伍从中破坏。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而载入史册；在工人群众威力的逼迫下，资产阶级议会还是不得不颁布了“1842年矿井法令”“1844年工厂法令”和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凶残而狡黠的英国资产阶级从宪章运动以后“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①。宪章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限于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妥协，而且如后来列宁所说：“它在很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奏’。”②

最后是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当时属于德国（现在属于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是全德纺织业的中心，约有3。6万名织工，工人们除了备受包买商的盘剥外，还要向地主缴纳织布权利税。瘦骨嶙峋的织工在起义前的一次饥荒中就饿死了6千人。1844年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资方不但拒绝反而开除工人代表。工人们把满腔怒火倾吐在《血腥的屠杀》这首流行歌曲中，歌中控诉资本家像吸血鬼采取克扣工资、解雇等手段“肆无忌惮地压榨”，“榨尽穷人血汗”，“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衫”。马克思赞扬这支发自工人肺腑心声的歌“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①。这首歌曲当时挨户传唱，并且激发了工人们的斗争情绪。有人甚至把它贴在厂房上，对着老板的窗子唱。资本家恼羞成怒，竟于6月4日把一个唱这支悲歌和战歌的工人抓起来毒打。工人们要求释放被抓工人，遭到拒绝，于是愤怒的人群奋起袭击厂房和仓库，第二天起义蔓延到附近整个地区。女工们也参加了战斗，有的甚至抱着婴儿参战。3千多起义者不仅捣毁企业，而且烧毁账簿和财产契据，不只痛打工商业资本家，同时还冲击银行家。3千多起义者英勇顽强而有计划地以简陋的武器迫使军警狼狈逃窜。直到6月6日反动派调来了包括骑兵和炮兵的大批队伍，才把起义镇压下去。马克思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②西里西亚起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自觉性的工人起义。

三大工人运动表明，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上升到了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的觉悟性、斗争性和组织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已经由要求经济上改善生活进而要求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已经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已经由建立工会、互助会等群众组织前进到建立革命的政治组织。法国于1835年由布朗基（1805—1881）建立了秘密的“家族社”，1836年更名为“四季社”，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社员，准备武装起义，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并建立共和国。德国政治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了秘密的流亡者同盟，1836年改组为“正义者同盟”，主要成员是手工业工人，这是德国工人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它和法国的“四季社”有密切联系。英国于1840年7月建立了“全国宪章协会”，到1841年年底它已拥有282个分会，会员曾达到5万人，会员每10人为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一次，选出全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7人组成。恩格斯认为，宪章派“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①。

三大工人运动表明，当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完结的时候，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②。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正开始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工人运动将怎样发展?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的前途与目标是什么?工人们和社会上的许多人士几乎天天都在思考和议论这些问题，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先进人士对此给予科学的解答。可以说，西欧三大工人运动浪潮迭起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阶级基础、人文基础和组织基础。

五、思想理论三大成果凝聚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矛盾的暴露与发展，不少思想家开始探索这些矛盾，力图分析、研究、解决这些矛盾，这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学说，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是三大学说，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等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三大学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三大来源。

德国人有爱好抽象理论思维的传统，“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①。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中叶由康德创始，经费希特、谢林，最后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达到顶峰。德国古典哲学是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理论表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都是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他在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构建了辩证法的体系，精辟说明了辩证法关于质量转化、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基本规律，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一种“绝对精神”，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源和发展动力。他的方法和体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经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他造了黑格尔唯心论哲学的反，他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他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但是他的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英国，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最早发展，又最发达。它发端于15世纪初期，即原始积累时期；兴盛于17世纪后半期，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19世纪初期，即产业革命完成时期。这四百多年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它具有二重性：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既有科学性，又有庸俗性。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①，大致可分三段：创始阶段以配第为代表，发展阶段以斯密为代表，完成阶段以李嘉图为代表。威廉·配第（1623—1687）于1662年出版《赋税论》，亚当·斯密（1723—1790）于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通称《国富论》，1902年严复译为《原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三本书是这三个人的代表作。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阐述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们明确划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且把一切劳动都归结为劳动时间。他们在分析国民收入的分配时，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出发，指明了工人的劳动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地租的源泉，初步了解到一部分产品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又认为利润和地租是资本和土地的某种自然的报酬，承认社会上存在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承认工资与利润、地租是对立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作为反对资本主义、追求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社会制度的思潮出现的。它起源于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奠时期。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这三百多年中，英、意、德、法等国出现了几十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几十本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一）资本原始积累初期（16—17世纪）

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1602年出版）。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采取文学描绘的形式，描写海外有一个仙岛，那里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弊病，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过着如何平等、幸福的生活。《乌托邦》是第一部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名著，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史的新时期。“乌托邦”是我国近代第一位杰出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首创的音译和意译巧妙结合的译名，意思是子虚乌有、无所寄托的地方。“羊吃人”，即莫尔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罪恶时提出的形象说法。康帕内拉也揭露了“游手好闲的富人”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在他虚构的理想社会“太阳城”里，人人参与劳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每天只需劳动四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学习和研究，公社中友睦和谐共处。他们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分配平等，人们过着集体生活。这时德国还涌现一位乌托邦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他是农民战争领袖，第一次提出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才能实现公有制的“千年天国”。尽管农民战争失败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历史上颇有影响。

（二）手工工场时期（18世纪）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法国摩莱里（1700—1780）的《自然法典》（1775年出版）和马布利（1709—1785）的《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1776年出版）等。这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采取法律规定的形式，已开始摆脱虚构的幻想，更面向现实一些。作者用法律条文形式来表述他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例如，摩莱里主张以一千人组织一个公社，各个公社自给自足，财产公有，把工业集中在公社作坊中生产，这说明当时手工作坊已代替家庭手工业；用严格的法律取缔奢侈，防止暴政，惩罚犯罪，加强治理。在公社里人人劳动，人人读书，人人享受公费医疗，各家家长轮流担任社会公职。

这时法国还出现一位乌托邦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他抨击资本主义是新的“奴隶制度”，主张通过人民武装起义推翻旧制度，由革命者组成的中央政府和国民公会来治理国家，实现“革命专政”，经过过渡阶段，建立财产公有的“平等共和国”。他因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三）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初）

代表人物是三大乌托邦家，即法国的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弗朗索瓦·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们是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幻想未来模范社会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鼻祖”。他们不限于过去那样的文学描绘和法律规定，进而采取理论论证的形式，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是它的最高成就。工业革命后形成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近代工厂制度。他们尖锐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制的剥削和商业的欺诈，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和宗教的欺骗。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不过是“复活的奴隶制”，工厂是“温和的苦役场所”，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他把1825年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称为“多血症的危机”;欧文认定“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新机器首先产生的效果就是增加个人的财富”，而却带来了“与日俱增的、显然无止境的劳动阶级的贫困与痛苦”，他们幻想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妇女解放。他们提出人人参加生产劳动，有计划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按才能或者按需要分配社会产品。他们设计了未来人们劳动、学习、生活、饮食、居住、享受等尽善尽美的种种方案。欧文更彻底，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超出以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处还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释为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使大家的共同财产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他还远渡大西洋，于1824—182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取名“新和谐公社”，吸收一千多人，集体劳动，经营农业和工业。

1839—1844年他又在英国汉普郡继续创办“新和谐公社”，工农业生产连年显著增长，社员们公共享有自己的产品，生活美满幸福。恩格斯后来指出：“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五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种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①19世纪30年代还有一位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这就是法国的路易·布朗基（1805—1881）。他谴责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金钱王朝”“金钱皇帝”的统治，资本家是“大黄蜂”似的吸血鬼。他主张建立革命家的秘密组织发动人民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暴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革命专政，军队是坚持革命专政的保证，对大工商业进行监督，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进而建立“平等共和国”，实现“共产社会”。他一生坚持革命斗争，多次被捕入狱，坐牢37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称赞布朗基是“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文学战士和政治战士”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③，是一位“政治革命家”“实干家”④。

上述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两股社会思潮在西欧多国自16世纪以来既交叉发展又平行发展。两者都主张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区别在于乌托邦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和平改良、逐步渐进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乌托邦共产主义则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实现革命专政，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实现共产主义。以往学术界都只讲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其实我认为从闵采尔到巴贝夫、布朗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来源。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可知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德等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都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三个主要来源。也可以说，这三大来源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总之，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客观条件，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五个方面。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些客观条件形成的科技基础、物质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人文基础、文化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都具备了。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产生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昭然出世，应运诞生。

这些客观条件是国际性的，不单是某一国的，主要是英、法、德三国。英国的经济条件最成熟，法国的政治条件最充分，德国的理论条件最完满。马克思说：“应该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①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引者注）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①所以应该确切地说：西欧尤其是英、法、德三国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诞生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