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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欧洲1848年革命的特点历程作用和意义（第2页）

二月起义胜利后最先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占优势，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优势，实现了卡芬雅克军事独裁专政；1849年由资产阶级君主派掌权；1852年秩序党老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黄袍加身，法兰西帝国又复辟了，终于使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而言之，法、德、奥、俄的反动势力在镇压这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沙皇俄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组成俄奥联军，出兵匈、波、罗等国，成为扑灭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刽子手。到1849年9月革命火焰终于完全熄灭。1848年革命后，君主制度又在欧洲普遍复辟。继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后，奥匈帝国又恢复了，匈牙利共和国被镇压了，德国在1849年7月18日由国王部队解散法兰克福议会，恢复君主专制。意大利又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均被摧毁，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如马克思所说，欧洲进入了“反革命狂欢暴饮的时期”①。

三、欧洲1848年革命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

1848年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几乎席卷了全欧洲，震动了全世界。一百多年来欧洲1848年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影响重新再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俄国十月革命带动，芬兰、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则是第二次欧洲大革命；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东南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西欧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则是欧洲第三次大革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看，欧洲1848年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之后，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共产党建立之后发生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这次革命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了以下四方面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善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要

求。第一个共产党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并且积极开展多方面的活动。这一点我将集中在下一节来阐述。法国虽然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但是有原来四季社的成员进行秘密活动。二月革命后工人立即组织了很多俱乐部和其他革命团体。最进步、最有影响的是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还有拉斯拜尔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制鞋工人沙瓦利的“兄弟会”等。它们实际上领导了工人运动，独立参加了革命斗争，提出了自己独立的主张，要工人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在法国二月革命中，工人们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虽然其含义还比较含糊，但已经比19世纪30年代里昂工人起义的主张高出一筹，而且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它不是只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不是只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是更进一步要求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广大工人的要求包括：实现劳动权和十小时工作制，负责安排工人就业，消灭失业和贫困，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如恩格斯后来所说：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工人怀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模糊的社会主义的“预感和憧憬”。①在同年2月24日巴黎起义中工人起先行和骨干作用。起义胜利后，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弗朗斯瓦·拉斯拜尔（1794—1878）即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指令临时政府在两小时之内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就要带领2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工人的强烈要求，在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有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深受他思想影响的机械工人阿尔伯两个人代表工人参加，任不管部部长。工人们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制定劳动法，设立劳动部。为了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政府被迫于2月26日决定组织国家工场。28日成立“政府工人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又称卢森堡委员会；3月2日下令把工作日定为10—11小时（本来为12-14小时）。3、4、5月，工人们又三次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把军队撤出巴黎、组织劳动、援助波兰等要求。5月当制宪议会表现出敌视无产阶级，不让工人参政时，布朗基和拉斯拜尔等率领工人冲入议会会场，企图把它解散。9月巴黎工人选举拉斯拜尔为制宪议会议员，12月巴黎各社会主义俱乐部又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1842年出版《公有法典》名著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狄·德萨米（1803—1850）也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他参加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出版《人权，无产者论坛》报，支持布朗基的革命路线，反对路易·勃朗的改良举措，坚决站在革命工人一边。凡此都说明法国工人及其知识分子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资产阶级在社交场合也不时称呼“同志”。在奥、匈等国，工人的罢工、报刊、团体、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武装起义，在革命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前所述，英国的宪章运动在1848年革命中也掀起了第三次**，这是英国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独立行动。列宁在191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把1848年6月的宪章运动同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并列为“工人在走向世界革命”的三大事件。①

第二，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结在一起，进行不断革命。1848年，法国的二月民主革命发展为六月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虽然被迫接纳两个工人代表为部长，但是两人并无实权；同年5月10日组成共和国新政府时，连这两个有名无实的工人代表也被排斥出去；5月16日又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并封闭各革命团体，随即又把工作日延长到12-14小时；6月22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场，要把工人编入军队或送到外省垦荒。这就激怒了广大工人。当天工人上街游行，并派代表与政府谈判，强烈要求保留国家工场，撤走军队，审判政府委员，解散制宪议会，建立社会共和国。工人们在游行中高呼“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万岁!”这表明工人已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工人们还认识到必须用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建立起社会共和国。6月23日一天之内巴黎布满了比过去更加高大而坚固的街垒，集合了约4。5万起义者。这时革命派领袖布朗基、拉斯拜尔等已经被捕，而路易·勃朗、蒲鲁东等改良派首脑反对起义，只有“人权社”支持起义。人权社这个革命团体是由前军官、秘密会社的卓越活动家约·勒·泰·盖尔索济（1798—1874）领导的。他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准备以四个纵队由工人居住的巴黎东区分进合击，向市中心大举进攻，以便占领市政厅。他还亲自指挥了战斗。恩格斯称赞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①

从1848年6月23日到26日，起义者同政府军激战了四天。24日工人曾经占了绝对优势，队伍冲到市政厅附近。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急忙授予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军事独裁大权。他调遣了配备有大炮和燃烧弹的20多万人的精锐部队，包括反动派用金钱收买的流氓无产者2。4万多人组成的别动队，终于把装备简陋的、数量不及它14的起义者镇压下去了。恩格斯热情赞扬“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②，“起义规模的巨大以及起义者的英雄气概、组织迅速和同心同德是令人惊异的”③。起义因寡不敌众，缺少外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缺少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等原因而失败。但是，它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①，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②。巴黎工人在激战中牺牲3千人，事后有超过1。1万人被枪杀，约2。5万人被判处监禁、流放或服役。这众多先烈、先贤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先驱，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树立了第一座丰碑。

第三，在革命斗争中要争取各国工人国际主义的支持和联合行动。以往的工人运动由于各国参差不齐，所以配合不是那么紧密。这次在1848年革命**中，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第一次几乎同时都行动起来了。巴黎工人在六月起义发表的宣言中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国际意义：“如果巴黎带上枷锁，那么全欧洲都要受到奴役。”“我们保卫的事业是全世界的事业!”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在德国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声援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1848年8月，维也纳工人运动**期间，马克思到维也纳加强国际联系，同各工人组织和民主团体的领导人讨论互相支援的问题，还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上做了关于西欧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作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报告。1849年6月初，马克思预料法国将发生重大革命事件，作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从德国的宾根来到巴黎，与法国的各秘密工人组织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者加强联系。为此他于同年7月中旬被法国政府当局驱逐到法国西部一个沼泽地去。1849年法国人民开展了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德国的《新莱茵报》发表了阐明意大利革命道路的文章。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起义和斗争都得到欧洲许多国家工人广泛的支持。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同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共同行动的情况，在下一节中还要述及。

第四，欧洲1848年革命还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促进了他们从否定社会主义到肯定社会主义的转变。如前所述，在1848年之前，由于社会主义是代表上流社会的种种改良方案的思潮，而共产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认定了共产主义，摒弃了社会主义。然而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布朗基、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在工人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广大工人深受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在革命斗争中响亮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代表工人阶级权益的主张，同时散发各种传单，要求“打破资本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现象”“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实现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巴黎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社会主义却已广为深入工人内心。为了贴近、争取广大工人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能再对社会主义采取贬斥、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转向接受和认同。为了与各派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马克思于1850年提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这样说：“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过渡阶段。”①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通常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而且更多使用“社会主义”，较少使用“共产主义”。

四、欧洲1848年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

这次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仍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1848年革命严重打击了封建主义。有的国家一度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除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外，1849年2月还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有的虽然没有推翻君主制，但是王朝政府被迫让步，召开议会，颁布宪法，这是前所未有的，如德国的法兰克福议会及其通过的帝国宪法；或者被迫废除封建义务，如奥地利1848年9月帝国会议通过以赎买的办法废止封建赋税，赎金数目为农民每年交赋的20倍，这样就加速了农奴制的消灭。许多措施尽管不彻底，然而人民多少得到一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对君权和封建剥削做了一些限制，从上而下做了点滴改革。东欧一些国家一度曾取得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权利。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匈牙利独立宣言”，成立匈牙利共和国，脱离奥地利帝国，科苏特被选为国家元首。奥地利迫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压力，曾允许捷克斯洛伐克成立责任内阁，实现语言平等，并免除劳役。罗马尼亚的蒙特尼亚公国曾制定宪法，宣告成立共和国，脱离奥地利。虽然这些成果未能巩固，后来封建专制势力又反攻倒算，但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封建专制势力不得不做出让步，让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①这表现为德国和意大利后来从上而下实现了民族统一，缓慢进行民主改革，终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奥地利、法兰西也是在保留君主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法国在1870年以后才巩固了共和制）。后来俄国、日本等也都是由封建君主制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在1848年革命打击下，世界上出现了不同于美国那种从下而上发生的革命，立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另一条通过君主立宪制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二，1848年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虚伪、残忍和卑鄙的本性。法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曾经以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来欺骗工人，说什么“共和国政府负责保证工人能够依靠劳动生活，它负责保证所有公民都有工作”②，“工人问题是最重大的问题，共和国政府没有比这个更崇高和更庄严的任务”3。事实证明临时政府的诺言不过是一纸空头支票。同样5月15日当巴黎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之时，政府却下令逮捕了布朗基等工人领袖，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残忍的法律”（马克思语），禁止街头集会，封闭民主团体，解散国家工场。在六月斗争中资产阶级更进而发射霰弹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工人的血泊之中。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实现了反革命；那么德国资产阶级则是“以奴婢的身份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①它从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人物握手言欢。它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如马克思所生动地描绘的：它“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②。英国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绅士派头，起初它对革命表现出胆战心惊，后来“为了排遣对于英国来说是一种平常的沉寂，开始将革命当做一场戏来消遣，后来就有点背叛革命，后来又向革命卖弄风情，最后，靠革命大发其财”③。各国资产阶级的充分表演给工人阶级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课。

第三，1848年革命给了以前的“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④。鼓吹封建社会主义的法国贵族和德国容克地主的一些代表人物，这时都偃旗息鼓，收起了社会主义假招牌，赤膊上阵用刺刀镇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革命中又玩弄一些新花样。路易·勃朗在革命前就鼓吹建立社会工场作为“健全的劳动组织”，由工人选出代表经营管理。

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国家工场和卢森堡委员会。政府要该委员会“担负起关心劳动人民状况的实际与专门的使命”。特任命路易·勃朗为该委员会主席，工人阿尔伯为副主席。这个委员会一再号召工人不要“过于急躁”，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主张“逐步用和平方式、稳步地消灭无产者阶级”①，其具体办法不外是发行无期公债赎回铁道和矿山，集中保险事业，由国家贷款大办工人协作社，把其利润分给全体劳动者，“使纠纷、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②。实际上卢森堡委员会在调解劳资矛盾时，往往是偏袒资方。马克思把它比喻为“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并说：“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可是“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③;他们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④。然而解散卢森堡委员会和国家工场的法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枪杀工人的炮声却把狮子唤醒。本人是排字工人的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二月革命后创办《人民代表者报》，鼓吹兴建“人民银行”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主张为人民银行筹集股金100万股，每股5法郎，共计500万法郎；然后无息贷给工人办工厂，自产自销产品，分配全部所得，从而摆脱剥削。当他的计划被国民议会否决后，就自己动手召股。果然有1。2万人第一批认购股票。人民银行于1849年2月11日宣告建立，可是还来不及开张，就在4月12日被迫关闭。因为路易·波拿巴上台后政局迅速恶化，蒲鲁东本人又以报刊案件的文字罪被判三年监禁。

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了。好多人仍然沉湎于“爱”的梦幻之中，否认民主革命，害怕暴力革命，于是纷纷远离革命，躲进自己渺小的安乐窝去了。有的人在革命中坚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敌视无产阶级。例如，大名鼎鼎的格律恩，当上了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科化日报》和《特利尔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学派的炮制品，而不是人民心声的反映”，其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都是荒谬的，一旦实现就会导致“无限的专制暴政、生产停滞、饿舜遍野，贫困的平等”①。另外一些人加入沙佩尔—维利希宗派集团，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如赫斯。还有一些人投入反动派怀抱，如库尔曼成为奥地利政府的密探。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848年革命期间也在巴黎散发自己的作品，鼓吹通过和平道路逐步改造社会，对革命泼了冷水。布朗基派虽然坚持共产主义，坚持革命斗争，但是不善于联系、发动与组织群众，不善于隐蔽自己。二月革命后他刚出狱，就英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同年5月26日因带头参加巴黎工人大游行又被捕，被判10年徒刑，无法再起作用。布朗基派因群龙无首，难以集聚团队的威力。总之，革命的洪流冲刷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更显出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鹤立鸡群。

第四，1848年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和锻炼，使他们丢掉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幻想，增长了革命见识，提高了阶级觉悟，积累了政治经验。第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大量论著来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无产阶级。1848年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异常丰富。他们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中着重论述了以下

几点。第一，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不能拒绝参加民主革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在民主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附庸，放弃社会主义前途；而是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①，这样才能争取贯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不断革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步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特点一般是两头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等）。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善于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阶级。在当时条件下农民就是最广大的中间阶级。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的失败就是因为农民轻信反动政府的欺骗，所以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强调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得不到与农民一起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德国的革命也因为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失败，所以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②这里用“合唱”和“再版”的形象说法说明了同盟军

的重要性。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不仅需要国内的同盟军，而且需要国际主义的团结。这一方面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配合行动；另一方面要求无产阶级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从1848年工人斗争的失败中深切认识到：“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③恩格斯也指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④第四，无产阶级要善于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来求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其核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采取了罢工、示威游行、议会斗争、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等多种斗争形式。由于剥削阶级的官僚军事机器日益庞大，并且用暴力镇压人民，因此“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⑤，马克思形象地认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应当通过革命把旧的官僚军事机器“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①为了镇压六月起义，法国资产阶级公开宣布“卡芬雅克专政”;德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讨好封建阶级，却讳言“专政”，说什么“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不愿意实行专政”。马克思当即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②他在总结法、德革命的这些经验时，进一步把原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提法提炼为“无产阶级专政”③的简明公式。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所增加的新内容就是指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④。我们理应认清：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前提；如果只是极少数领导人的专政，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蜕变为极少数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达到每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个宏伟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如果滥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则会造成新的奴役，反而达不到目标。总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又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新发展。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指引欧洲1848年革命中是否也犯有错误呢?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往在国际共运史教学和教材中是避而不谈，讳莫若深的。我在这里摘引一段我从列宁著作中细心查找到的权威性说明。列宁于1907年发表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俄译本序言中这样写道：“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间参加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①列宁在这里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这三点错误，表明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当时在实践中也还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成分。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是也不能苛求先哲。革命家总是热望革命事业能够早日完成。这也表明把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长期探索、不断改进、曲折前进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