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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共产党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的纲领策略和活动（第1页）

第二节共产党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的纲领、策略和活动

一、制定纲领、策略，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刚在1847年6月创立、1848年2月刚发表党纲《共产党宣言》，就迎来了欧洲1848年革命。如上所述，这场震撼欧洲的大革命，从全局来看是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德国就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虽然于1523—1525年最早在欧洲爆发过第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层土地贵族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革命失败后在300多年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全国仍然处于君主专制统治和地方割据统治之下。德国革命者既然在海外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就不能不回国投身革命，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代表无产阶级深深打下自己的烙印。

1848年2月24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意识到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席卷欧洲大陆，因此立即做出决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全权授予最强有力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大约在27日，布鲁塞尔方面接到通知后就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同盟的领导人都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共和派的武装起义，马克思还慷慨解囊来武装工人。他们不是已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和驱逐，就是随时都有遭到迫害的危险。这样中央委员会就难以在布鲁塞尔立足并开展工作。同时鉴于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于是中央委员会于3月3日做出决议：将中央委员会迁往巴黎，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马克思独自实现中央对全盟一切事务的领导，并委托他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可是当晚马克思即被逮捕，拘留18小时后被押送到法国边境，然后到达巴黎。3月6日，他就在德国侨民大会上演说，号召他们参加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或者单个回国参加革命，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伯恩施太德等人准备组织义勇军打回德国的冒险计划，因为革命不能靠外部武力“强行输入”。要是那样做，就是“把革命当做儿戏”，“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①。8日，他参加同盟四个巴黎支部的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德国工人俱乐部，作为外围群众组织，便于开展活动。同年3月11日，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委员有马克思、沙佩尔、鲍威尔、恩格斯、莫尔、沃尔弗6人，马克思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从3月下旬到4月初，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革命也已爆发，于是组织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大部分是同盟盟员）分别单个返回德国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并于3月21日至29日之间为同盟起草了纲领文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下简称《要求》），立即以传单形式印发出来，连同新从伦敦运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

《要求》包括17条，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②: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人民代表发薪金以便于工人有可能出席会议，武装全体人民；在经济方面，要求无偿地废除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封建义务，封建地产和一切矿山、矿井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铁路、运河、轮船等一切运输工具全部归国家所有并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在文教方面，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尤其是把其中十大纲领，同德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要求》中的好些条款甚至同十大纲领是完全一致的；《要求》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纲领。它表明共产党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宣传自己的独立纲领以求尽量贯彻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要求。它表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要求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尽量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努力捍卫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权益。《要求》除了由从巴黎返国的工人带回散发外，还于1848年4月初在《柏林阅报室》《特利尔日报》等好多家民主报纸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传单和小册子广为散发，争取让广大民众了解德国共产党的具体主张。

1848年4月上旬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沙佩尔、沃尔弗、德朗克和瓦劳等人分赴德国各城市组织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团体。大约在同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也离开巴黎动身回国；二人于8日路经美因兹，同当地盟员讨论如何发展工人教育协会等问题，瓦劳旋即担任该协会主席，后来又当上市长；11日他们到达莱茵省省会科伦，决定以此作为推动全国革命的基地。因为科伦是莱茵省的省会，而该省靠近法国，经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实行过拿破仑法典，有较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工业，在各方面都居于全国之首。鉴于全国大约只有30个支部或小组以及只有二三百名盟员分散在各地，组织很薄弱，一时难以通过组织系统对全国革命发挥强大领导作用，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让各地盟员个别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团体，成为运动和团体的左翼，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尽量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并提高群众觉悟，从而推进民主革命，以便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革命做准备。这就是同盟中央当时采取的策略路线。

1848年4月，三个民主团体在科伦成立，包括科伦民主协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许多盟员都参加进去开展活动。民主协会的成员有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盟员加入旨在影响其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坚决行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政府的卖国政策。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盟员，前后四个主席也一直是由盟员担任。工人协会的会员曾由300人增至5000人。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于同年6月联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负责在各组织之间保持联系并配合行动。由它发起，同年8月中旬在科伦召开了第一届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者有17个民主团体的代表，会上决定在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会后马克思到柏林、维也纳活动，以便加强同各国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联系。1848年8月28日他参加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会议，在发言中他强调要像巴黎六月起义一样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要局限于政府内阁的更迭。同年8月30日他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论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科伦民主协会于9月7日在练马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于9月13日在弗兰肯广场召开有6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科伦各民主团体于9月17日又在沃林根（科伦附近）召开有8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表达人民的革命民主要求，号召建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同盟盟员还在很多地方的民主团体、工人团体（工人联合会、工人兄弟会）、农民团体甚至体育团体中起骨干先锋作用。在民主团体和工人团体中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种指导思想的斗争。1848年革命爆发后不久，魏特林就从美国返回德国，他也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并且继续鼓吹他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观点，不要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而号召无产阶级追随他立即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直接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在8月4日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讨论魏特林发言的时候，尖锐批评了魏特林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截然分开的论点，阐明了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两者的区别和密切相关性，指出了魏特林对德国民主革命任务的无知，论证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将来才能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的一席谈话对于继续肃清魏特林的影响很有帮助。1849年革命失败后魏特林悲观失望，又回到美国。在艾奥瓦州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曾推举他为主席，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随后他又主办《工人共和国》周报，继续宣传其共产主义。他急于实现的空想共产主义终成泡影。他晚年转向研究语言学、天文学和机器发明。1871年病故于纽约，享年63岁。魏特林主义在德国仍有支持者。

安·哥特沙克（1815—1849）在科伦当过8年医生，在工人和贫民中深孚众望。他是同盟科伦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4月发起组织科伦工人联合会，并担任主席。他也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推行宗派主义策略，抵制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在选举中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并且主张立即建立禁止不劳而获的“工人共和国”。他认为饥饿不允许工人等待，不允许工人把解放自己的任务搁置来日。哥特沙克的言辞非常激进，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保守。他反对武装起义，只要求工人向政府呈递请愿书，只要求采取合法斗争。他还支持有手工业者偏见的一些要求。例如，要求取消在拘留所和军队中组织手工业生产，以免社会上的手工业者破产。他的这些主张颇有社会影响。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同年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秋天起，它在农民中也开展鼓动工作，并在郊区组织了民主团体和工人联合会，散发《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还同外地的工人联合会建立联系。同哥特沙克的分歧是党内同志间认识上的分歧。当他被敌人逮捕受审时，马克思还在报上著文为其辩护。①1848年冬，哥特沙克及其追随者企图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大肆攻击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煽动工人参与革命斗争，然而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支持。联合会的领导人马克思、沙佩尔等及时进行了联合会改组工作。1849年1月29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定不承认哥特沙克宗派集团的《自由、劳动》是联合会的机关报，恢复出版《自由、博爱、劳动》作为机关报；同年2月25日通过新会章，把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作为联合会的主要任务；2月28日选举沙佩尔为联合会主席；到4月29日，联合会就公开谴责哥特沙克的分裂行径和他对马克思的攻击。

不仅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而且以波尔恩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也给革命造成危害。波尔恩（1824—1898），原系中学生，当过排字工人，曾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积极活动的同盟盟员，回国后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他在工人兄弟会的正式文告中把《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观点同行会意识、保护关税、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蒲鲁东的“合作社”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工人的革命意识。在实际活动中，只限于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热衷于经济罢工和经济改良，而忘掉了政治斗争。所以当反动派的进攻迫使工人兄弟会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时，好多落后群众都离他们而去，最终使战斗偃旗息鼓。

二、创办革命报纸，参加议会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4月回到科伦后立即着手筹办大型的政治日报。同年6月1日《新莱茵报》（这个名称无疑是对1842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更新）创刊号问世，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7个编委全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马克思亲自出任总编辑，还有恩格斯、沃尔弗、德朗克等人任编委。报纸曾发行5000—6000份。它对内积极宣传《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的主张，尤其是坚持德国要成为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拥立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或建立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它对外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声援巴黎、布拉格、维也纳等地的起义和波兰的反俄民族解放斗争，号召欧洲革命者行动起来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沙皇俄国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因为俄国的武装干涉对当时的欧洲革命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报纸无情揭露容克贵族老爷们的贪婪和残暴，深刻批判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妥协，猛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反革命政变阴谋，热烈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准备起义但又要防止过早的发动。报纸鲜明的革命立场，使它经常受到各种打击。报纸刚出版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创刊号面世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而到月底竟一个也不留。马克思只好靠订户的报费和自己以及同事们掏钱勉强维持。马克思等人曾两次被控受审：一次被控侮辱检察官，另一次被控煽动叛乱。他们在传讯中和法庭上慷慨陈词，据理驳斥，并且当众戳穿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终于被宣判无罪，取得胜利。1848年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后，报纸被迫一度停刊，至同年10月12日才复刊。普鲁士政府还一直不承认马克思的“国籍”，不给予公民权，并且处心积虑要把他驱逐出国。到1849年5月马克思终于被驱逐，恩格斯等其他编委也遭到迫害，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在同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最后

一期第301号。编辑部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新莱茵报》在将近一年的革命风雨中始终挺立战斗，贯彻同盟的纲领，传达同盟的指示，宣传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并成为人民的喉舌。它是革命时期“党的机关报”①;它既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又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除了《新莱茵报》外，还有同盟盟员主编的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等在革命运动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资产阶级议会是共产党人可以用来揭露敌人、争取群众、维护人民权益的另一个重要阵地。1848年柏林三月起义后，国王被迫于同年5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其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力图与封建势力妥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持反对态度，但势单力薄，又不够彻底。所以法兰克福议会实际上是“清谈馆”“老太婆会议”，不可能解决革命中提出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即便如此，无产阶级的代表如果能够打入其内部，还是可以起一点积极作用的。教员出身的威廉·沃尔弗（1809—1864）自从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他曾任该报编辑），正好接受布勒斯劳的委任状，要他接替臭名昭著的施膝策尔充当议会议员。就这样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人议员。和那些“议会迷”不同，他善于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例如，1849年5月26日议会讨论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告德国人民书》时，沃尔弗当场提出：这份名为告人民书的宣言“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太软弱无力”，“写得很糟糕”。他主张在宣言中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①他声若洪钟的发言响彻受惊的议会殿堂。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主席胆战心惊地打断他的发言。他提出抗议，表示仍然要代表人民讲话，誓作人民的喉舌。在议会这次激烈争论之后的几天，由于害怕帝国摄政王及其政府干预，法兰克福议会的一部分议员转移到斯图加特去继续工作。在斯图加特，沃尔弗还是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同年7月议会被军队驱散为止。他最早为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用革命精神参加议会斗争树立了榜样。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1卷时特别在扉页上写明：“献给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勇敢的踏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以示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三、英勇战斗，站在武装起义最前列

法兰克福议会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吵吵嚷嚷，无所作为。它的主要“业绩”是在1849年3月18日通过了帝国宪法。这一宪法规定德国为统一的帝国，在德意志联邦内的一切国家都属于这个帝国，只是各自保持自主权。即使是这样一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宪法，王朝政府还是拒不承认。这就促使国内阶级斗争重新趋于激化。同年4月28日普鲁士政府竟然宣布帝国宪法是无政府主义的。萨克森国王藐视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出任首相，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于是，5月3—8日在首府德累斯顿爆发了武装起义。资产阶级袖手旁观，小资产阶级畏首畏尾，只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英勇冲杀。好多参加战斗的同盟盟员壮烈牺牲，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于难。起义虽然遭到镇压，却为5—7月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揭开了序幕。在这次斗争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充当领导，农民积极参加，无产阶级仍然作为主力站在战斗最前列。5月上旬，萨克森、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巴登等地纷纷爆发人民起义。5月11日恩格斯回到爱北斐特参加起义。他被委派领导构筑防御工事和安装大炮工作，并检查全部街垒。政府当局随即下令逮捕他，因此他被迫隐藏起来。5月下旬马克思、恩格斯来到巴登、普法尔茨，力图使起义军开往法兰克福，将全德国民议会置于起义军影响之下，然而遭到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绝。

1849年6月2日马克思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巴黎，以便同法国革命者取得联系。恩格斯则于6月13日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其中有一支是由同盟科伦支部主席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领导的。他毕业于柏林武备学校，后来被派往炮兵团任职，中尉军衔，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很多同盟盟员也参加了起义军。恩格斯于6月19日出任维利希的副官，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参加了四次战斗，并担负特别复杂和危险的攻击指挥任务。7月12日起义失败后，恩格斯随最后一批起义军撤到瑞士境内，经意大利转到英国。后来他又悉心研究军事问题并撰写了大批军事著作，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在起义中许多盟员英勇苦战，其中一些盟员甚至血溅沙场，为国捐躯。同盟中央委员莫尔曾被普法尔茨炮兵队招募担任炮手，多次出生入死四处奔波，而后在维利希部队的伯桑松工人连投身战斗，不幸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原土地测量员、同盟盟员、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约翰·约瑟夫·严森（1785—1849），也因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他们是第一代第一批共产党人中血溅沙场的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