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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后期活动和同盟的被迫解散（第1页）

第三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后期活动和同盟的被迫解散

一、改组同盟组织，重新制定策略方针

1849年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后一战。革命失败后，1849年8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进入它活动的后期，直到1852年11月宣布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先后逃离德国，重新云集伦敦。从7月初到9月中旬在伦敦重新组织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沙佩尔、鲍威尔、施拉姆、埃卡留斯、普芬德、维利希、弗伦克尔、列曼10个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①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建

①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名单》，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卷，3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新当选中央委员的施拉姆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行部主任，埃卡留斯是裁缝、政论家，普芬德是画家，维利希是南德武装起义指挥官，弗伦克尔和列曼是工人，二人后来都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骨干。

立后，立即着手改组同盟，写信或派人到英、德、法、比、瑞士等国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在美国的纽约也建立了新的支部。为了总结革命经验，分析新的形势，提高全党水平，指导全党工作，同盟中央决定于1850年初筹办新的刊物，定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由马克思担任主编，于同年3月6日在汉堡出版第一期。该刊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是《新莱茵报》的继续。在《出版启事》中指出：杂志虽然不能像报纸那样每日都干预运动，“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①。该刊预定每月出版一期，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估计新的革命**可能不久到来，所以打算逐步改为周刊和日报。但是实际上未能如愿，杂志总共只出版了6期。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同盟骨干沃尔弗、魏德迈、埃卡留斯等人撰写的。马克思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总结法、德革命经验的名著都是在该刊上连载的。除了这份杂志外，各地同盟组织还创办了好多种报刊。例如，魏德迈在纽约筹办了《革命》周刊，马克思的力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作为该刊的单行本出版的。

为了在新形势下明确斗争方向和方针，同盟中央委员会还多次开会研究，并于1850年3月和6月委托马克思、恩格斯执笔写了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秘密散发到各地，以统一全党思想。前一篇着重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强调要把同盟建设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后一篇报告同盟在各国建立组织的情况，并就策略和组织问题做了说明，号召盟员抓紧时机，加紧活动。

这两篇告同盟书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革命的策略路线。当时所讲的策略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对待各阶级的态度和方针，对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规定，对革命发展进程的估计和对策。鉴于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过于分散软弱，所以同盟中央提出：“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①，也就是要加强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为此无产阶级就要竭力揭露自由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勾结的叛变行径，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同时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②。关于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同盟中央预计将经历几个阶段：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联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③，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力把民主派的温和主张引申到对私有制的直接打击；然后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并论述了“不断革命”的口号①。他们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②。1850年年初，马克思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解《共产党宣言》时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在完全确立以前，要经过四个阶段。”在当前，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对王权的斗争；当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共产党采取反对派的立场，“然后便是建立社会共和国，继之以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最后让位于纯粹的共产主义共和国”③。

在革命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政党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武装的与和平的，秘密的与合法的，从上而下的与从下而上的。如建立工人俱乐部，借以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在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中保持工人自己的独立性，力争使工人候选人当选；成立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市议会和工人委员会，以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并立；建立无产阶级近卫军和独立军团，准备进行武装斗争；要求把没收归国家所有的封建地产变成工人农场；要求实行累进税，而且累进率极大，能使大资本覆灭。除了论述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之外，在后一篇告同盟书中还说明了同盟加强对外联络的工作方针。中央专门派人“同法国人、英国人和匈牙利人的坚决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盟”①。法国布朗基派跟同盟保持着经常联系，并把迎接法国革命的重要准备工作委托给同盟代表去做。同盟还帮助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分子同妥协分子决裂；同匈牙利流亡者政党保持密切联系，因为那里有一批杰出军人可供同盟调配使用。这一对外工作方针，不仅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而且因为中央当时是预计革命将在西欧主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先后取得胜利。在《告同盟书》中明确指出：即将开始的德国革命的第一幕，将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同步上演，因而第一幕的进展一定会大大加速”②。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同盟还同布朗基派、宪章派的代表于1850年4月在伦敦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签署了共有六项条款的原则协定。其中指明：“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应采取保持不断革命的方法，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③这里把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作为方法、道路和目标联结在一起；而且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组织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把它看作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协议还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党的一切派别之间建立团结合作的关系”④，才能够促进协会宗旨的实现。后来运动的发展表明这些设想均不切实际，也都未能实现。

二、反对盲动和分裂，在法庭上坚持斗争

同盟的上述策略方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有沙佩尔、维利希等少数人犯了急躁病，不能对客观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进行冷静的全面分析，主张“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盲动。马克思本来预计德国革命很快又会到来，但是从1850年起西欧经济开始繁荣和工农革命情绪低落的事实使他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暂时已不能指望有新的革命运动高涨，“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①。德国工人为了改变现存制度并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②。于是这两部分人就在1850年8、9月举行的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意见分歧未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解决，终于导致同盟的分裂。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严肃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告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①。少数派不仅坚持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攻击《共产党宣言》的维护者为“反动分子”，企图用这种方法使他们威信扫地。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马克思提议：把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科伦，由科伦区部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即由医生丹尼尔斯、雪茄烟工人勒泽尔、记者毕尔格尔斯等人组成）;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让两种观点不同的人分属两个区部，彼此不发生关系。这个组织措施的用意显然是考虑到：在国内领导工作的同志比较容易从国内现实情况出发，判断究竟哪一种观点、哪一种策略才符合德国的实际；准备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使党内的认识趋于一致。中央委员会在表决这一提案时，以六比四多数票通过。沙佩尔等人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会上提出抗议，会后他们四个人另立中央委员会，组织宗派集团，并于9月17日开会决定派人回国游说科伦等支部，承认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还拉拢法国布朗基派、英国宪章派的一些人，力图把多数派开除出盟。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于10月拒绝了布朗基派和宪章派关于共同讨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行动方针的要求，实际上结束了三派的合作，并于11月11日通过他们所在的伦敦区部建议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把犯有严重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并且从事分裂活动的沙佩尔和维利希开除出盟。科伦的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告同盟书》，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行为，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中央又派四个特使分赴各地视察工作，并带去新章程，积极开展秘密工作。如今重新总结这段同盟分裂的历史，我认为维利希、沙佩尔因坚持错误政治观点又另立中央在组织上分裂党，理应受到处分，但是立即把他们开除党籍未免过火。按党章第38条规定，开除党籍必须经过代表大会，“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即便当时因情况紧急未能召开代表大会，还可以采取给予“暂令离盟”轻一点的处分，以观后效。由于过头过火的处分，使他们二人更加坚持己见。在一年多中他们继续大肆活动，纠合一些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扬言要发动革命推翻政府。这促使普鲁士反动政府更加严密搜捕共产党人。这样就导致随后发生的科伦审判案。到1852年7月沙佩尔开始认错悔过，并与维利希划清界限。维利希成为孤家寡人后于1853年侨居美国，还参与美国内战，指挥部队打击南方奴隶主，1878年68岁客死异国他乡。沙佩尔于1859年又回到革命队伍，马克思推荐他担任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1865年他还当选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是勇于改过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德国反动政府在1849年革命失败后加紧迫害同盟。1850年12月迫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停刊，同时极力搜捕同盟的地下组织。1851年5月10日，同盟密使诺特荣克（1821—1866，原是裁缝）在莱比锡车站被拘禁，继而许多领导人被捕，科伦中央委员会遭到破坏。警察当局还采取派遣内奸打入党内的办法来窃取情报。警探舍尔瓦尔打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领导的巴黎支部，他还被选入三人委员会；警探基伯里赫甚至当上了同盟斯特拉斯堡支部的主席；警探希尔施也混入伦敦区部，被查清面目后，当即被清除出去。反动派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炮制伪证，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在科伦开庭审讯共产党人。多数共产党人在法庭上揭露了警察当局的阴谋，驳斥了他们虚构的谰言，宣传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的忠贞气节，维护了共产党人的荣誉。只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而叛变①。结果因证据不足，有4个人被宣告无罪；诺特荣克等7人被判处6年、5年或3年徒刑。

科伦审判案使共产党人遭到沉重打击。在革命失败、转入低潮时期后，由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党内的分裂，党已经难以继续开展有组织的活动。马克思乃建议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它存在的五年半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即1847年6月至1848年2月的创建时期，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的革命时期，以及1849年8月以后的改组时期。它的广大党员在街垒中、战场上、议会里、法庭内以及在创办报刊、建立社团、联络群众等各项工作中都站在最前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献身。它拥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第一流的领袖以及他们起草的党纲、修订的党章、主编的党报党刊。它拥有沃尔弗、普芬德、魏德迈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和分布在德、英、法、瑞士、比利时等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机构。它由开始的秘密宣传团体发展成为在革命**中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组织。它虽然只有约400名盟员，组织尚不健全，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理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载入史册。它最初把科学共产主义从书本上、信念中的理论变成群众性的实践运动，在德、英、法等国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它又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为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同盟解散之后，“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①辛勤耕耘，准备迎接新春到来的土壤。

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即到1895年恩格斯已75岁高龄之时，他是怎样重新认识那段峥嵘的斗争岁月呢?他于1895年2—3月写成的《卡·马克思一书导言》中有一段令人登高望远洞察历史的名言。他这样说：1848年时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可以用“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消灭资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产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②。1848年不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且主观条件也不成熟，工人阶级数量与质量都不足，共产党刚建立，队伍还很小，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将是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等预测都未能兑现。但是恩格斯到晚年并没有完全否定1848年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而是充分肯定1848年革命以来由于科学社会主义者坚持不懈的奋斗，所以“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①。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对1848年革命的历史功绩作了更加具体、更加坚实的论述。他这样说：“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②恩格斯于1890年曾经指望《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本的出版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预兆，可是至今又已相隔一百多年，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依然任重道远。可见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伟大变革是多么艰巨、长期的奋斗历程。

欧洲1848年革命可以说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发动的大进攻，它虽然惨遭失败，损失巨大，但是它又使无产阶级共产党人饱受磨炼，吃一堑长一智，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艰苦卓绝地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