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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工人政权的产生（第2页）

一、第十二和第十八各区负隅顽抗的区政府，同时还夺回了被反动分子霸占的圣拉扎尔火车站。3月24日。为加强对国民自卫军的组织领导，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巴黎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布吕内尔、埃德和杜瓦尔。宣布“这三位代表拥有将军的军衔；在公推的总司令加里波第将军到任之前，三位将军将齐心协力，共同处理军务”①。当天布吕内尔就奉命率军进驻并接管由自卫军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营队把守的第一区和第二区区政府，迅速粉碎了他们妄图顽抗的计谋。至此，中央委员会已经接管了巴黎所有的二十个区的区政府。

3月25日。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国民自卫军营队和反动军队残部被击溃、分化、瓦解后，那些区长们和议员们被迫与中央委员会达成如下协议：“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及站过来的巴黎议员和正副区长——坚信：避免内战，避免巴黎流血，同时也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途径，是立即进行选举；为此，召集全体公民于明天星期日前往中学投票站。”“巴黎人民将会懂得：在目前情况下，凡有爱国心的，必将参加投票，使选举具有严肃性，只有这种严肃的选举才能确保本市的和平安宁。”②由上述可见，中央委员会经历了近一周时间，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与耐心的政治攻势，粉碎了反动派的暴乱与顽抗，占领了各区区政府，对区长和议员们反复昭示以民族大义、爱国情理和人民福祉，才终于争取到他们转向革命群众方面，同意支持并且协助26日进行巴黎公社委员的民主选举。这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天中央委员会还在巴黎广场贴出正式公报，忠告选民要重视当选者的政治品质、思想水平和道德操守。“应当在你们中间去挑选那些能忠心耿耿为你们服务的人，要挑选那些能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你们要提防那些野心家和新贵人”，“你们还要提防那些说空话的人”，“你们也要抛开那些发了大财的人”，“总之，要挑选那些真诚的人，要挑选人民自己的人，要挑选办事果断、积极、有正直感和心地诚实的人。宁可要那些不为自己拉选票的人。真正有美德的人是谦虚的，因此要由选民去发现这种人，而不能轻信有些人的自我吹嘘”。①

3月26日，星期日。巴黎天气晴朗，春光明媚，和风习习。巴黎20多万选民按规定从早上8点起就纷至沓来、井然有序到各个区的投票站投下神圣的一票。看得出来，投票者都是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充满豪情，欣然自得。广大工人能够第一次真正当家做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民主选举国家政权领导人，这是天大的喜事和创举。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选民来得很早，他们投完票还要赶去教堂做礼拜。亲身参加选举并且为公社事业奋斗到底的利沙加勒在他写的关于公社的历史专著中这样写道：“3月26日星期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巴黎轻松、愉快地呼吸着，就像一个摆脱了黑暗或巨大危险的人一样。”“一个月以前还是绝望的人，现在满心欢喜，脸上闪烁着光辉。人们彼此祝贺，相互握手，虽然他们并不相识。啊，我们并不生疏，我们都是具有同样愿望、同样信仰和同样爱好的儿女。”“巴黎的大街上生气蓬勃，咖啡馆里熙熙攘攘，同一个报童叫卖着《巴黎报》和《公社报》，中央委员会的公告旁边张贴着那些攻击或抗议市政厅里的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标语。人民不再知道激愤，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恐惧。选票代替了枪杆。”“圣安东区的选民们的前头举着红旗，把选票插在帽子上，经过巴士底狱广场的纪念柱前面，然后排着同样的队形到各个区去。”“这是自由人民的一次公开投票选举。在大厅的门口没有警察，也没有阴谋活动。”“选举是完全自由的，全巴黎没有一个人对这次选举提出什么抗议。”①当然，这一次完全自由的选举并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经过一周时间做了较为周全的选前准备工作的。

如前所述，关于选举日期、选区划分、各选区当选名额以及要选举什么样的人等问题，都陆续公告。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紧迫等原因，这次选举未能制定新的选举法，而只是对原来巴黎市议会通过的旧选举法做了必要的修改。例如，原选举法规定巴黎20个区不论人口多少都是选出3名议员，全市共选出60名议员。这样做非常不利于工人和贫苦人稠密的贫民区。现改为“委员的名额定为90名；每2万选民选委员1名，余数超过1万时，可增选委员1名”。②各区应选人数都按人口多少做了具体规定。人口最稀少的富人区第十六区只有2名，第十四区和第十五区也只有3名；人口最稠密工人贫民区第十一区和第十八区则有7名，第十区有6名，其余大多数区是4—5名。但是有的旧选举法没有改变。例如，没有剥夺敌对分子的选举权，致使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当选；妇女没有选举权，致使广大女工和劳动妇女不能参与投票。各区的候选人先由各区选民提出，26日投票前由选举委员会统一公布。26日从早上8时到深夜选民踊跃投票。国民自卫军派出营队在各个选区和投票站严守保卫，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全巴黎在万民充满政治**和欢乐兴奋气氛中度过了这样史无前例的光辉的一天。真正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这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第一个崭新创举。

3月27日，公布选举结果。当时巴黎人口约180万人。普法战争期间和3月18日革命后，逃离巴黎者近20万人。除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外，参加3月26日民主选举投票者计有近23万人（确切数字为229127人）。据亲身经历者、公社委员阿尔努以他的私人笔记和会议录为原本写成并于1878年出版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所说：“选举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二十三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二十三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①考虑到当时巴黎在被围城数月之久，有很多病人缺医少药不能出门以及不少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个投票比例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公社统一公布了20个区的每一个区的居民总数、选民总数、投票人数、当选者姓名和所得票数、未当选者所得票数以及空白票、杂票和废票数。②由于各个区的候选人有重叠，所以在工人中声望很高的工人革命活动家在好几个区重复当选为公社委员。例如，空想共产主义革命家布朗基在两个区当选，在十三个区也得到一定的票数。可见他在巴黎选民中有多么高的声望。可惜由于他领导了1870年10月31日的巴黎武装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又领导了1871年1月22日的巴黎武装起义，失败后他逃往外省，3月17日他被政府捕获，被关押在一个远离巴黎的名为公牛塔的小海岛上的狱棚里。他当选当然不能就任，尽管许多人还是投票选他。除布朗基外，还有瓦尔兰、德勒克吕兹、弗路朗基、阿尔努也是在两个或三个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由于这5个人重复当选，所以选出的90名公社委员实际上只有85人。在当选的公社委员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成员，超过半数以上。这表明这三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巴黎选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即便在资本家集中的第七区和第八区，由于许多资本家逃跑或拒不投票，工人提出的代表布吕内尔、巴里捷尔、瓦扬、里果也当选公社委员。当然，由于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出现了不良现象。这就是在资本家集中的第一区和第二区资本家的候选人全部当选。在第九区和第十六区也有资产阶级分子当选。总共有21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选。这些人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公社，所以就职的公社委员实际上只有64名。尽管这次民主选举有诸多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崭新创举。

3月28日，这一天下午在市政厅前广场举行20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宣告巴黎公社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巴黎公社正式移交权力。市政厅门前正对着大门搭起了主席台，台前象征革命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其中有些是法兰西共和国蓝、白、红三个竖条的三色国旗，但是全都另加上红边，这是人民革命政权的标志，意即法兰西红色共和国、工人共和国。有一座身披红绸、被一簇簇红旗衬托着的镶有“共和”字眼的女神雕像矗立在台上，俯瞰着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大会的革命群众。有100个营的国民自卫军战士整装排列在主席台前。下午4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和新当选的巴黎公社委员，身披十字形红色绶带飒爽英姿，健步登上主席台。乐队高奏雄伟的《马赛曲》，号声嘹亮，礼炮声震撼了整个沿河街。万众齐喊“巴黎公社万岁”，雷鸣般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大会上，既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又是在第二十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的朗维耶（43岁，漆器画工）首先拉大嗓门向公众讲话（当时还没有扩音器）。

据当时亲历现场的新闻记者利沙加勒记述说，朗维耶宣布：“现在中央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公社。公民们，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话也说不出来了。不过请允许我赞颂巴黎的人民，因为你们给全世界做出了伟大的榜样。”接着中央委员会另一位委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全部名单。于是，“鼓声震天，乐队奏起《马赛曲》，参加游行的二十万人也同声唱起了《马赛曲》。人们甚至不想再听下面的演说。朗维耶费了很大力气，才在片刻的肃静中喊出：‘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二十万人出自内心地齐声高呼：‘公社万岁!’来回答他。人们用刺刀挑着军帽挥舞，旌旗迎风飘扬。千万人从窗口和房顶上挥动着白手帕。联珠的礼炮声、乐队的乐声、铜号声和擂鼓声汇成一片巨大的胜利声。所有的人心里都在欢呼，眼睛里闪着泪花。自从伟大的联合（指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欢庆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的第一个联合节——引者注）以来，巴黎人的心再也没有这样激动过”。接着，“站在附近各街道上急于向公社致敬的各营队开进来，经过‘共和’女神雕像前面旗帜纷纷垂下，军官们举刀敬礼、士兵们举枪敬礼。7点钟左右，最后的队伍才过完”①。当天中央委员会还发布最后的告公民书，指出：“今天，我们经历了从未见过如此宏伟、如此激**人心的群众场面!巴黎在庆贺，在欢呼这次革命。”“二十万获得自由的人民前来欢告自己的自由，并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布新制度的建立。”“我们受你们的嘱托所开创的事业，刚才已交还你们手上。”你们“应满怀信心团结在你们的公社周围；要顺从必要的改革，以利于公社的工作。”“你们要用自身的范例来证明自由的可贵，这样，你们必能达到紧接而来的目的：建立世界共和国。”②从这份告公民书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巴黎先进工人心目中的“世界共和国”实际上是世界工人社会主义共和国。可惜由巴黎先进工人提出的远大理想，当时实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远未成熟，但是它却给后人指明了奋斗的目标，指引了前进的道路。

上述3月19日至28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这10天，它的主要举措是在攘外（与德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防备凡尔赛反动派武装袭击）安内（镇压巴黎内部的反革命示威和暴乱）的前提下，积极准备并进行巴黎公社委员的民主选举，最后于3月28日完成交权。

当时和事后，有识之士一直都责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临时政府后犯了两大历史性错误：没有及时把革命推向全国，没有及时进攻消灭逃窜到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府军，却去大力准备民主选举，延误了它应该首先完成的两件大事。如今我倒要提出一个新的看法。由于当时法国工人实现工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均不成熟，后来实践还证明了：即便国民自卫军要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公社也不会取得多大成效，工人力量太薄弱，农民更难以发动；由于法国反动派和国际反动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所以即便国民自卫军在3月18日起义胜利后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梯也尔之流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还会率领残兵败将退却到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去，勾结英、德、俄等国反动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共同剿灭国民自卫军。我们还要看到：法国是有民主选举传统的国家。1789年大革命胜利后，1793年和1848年两度民主选举产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即便是第二帝国时期，在1852年和1870年也两次举行过全民公决，用民主形式来认同路易·波拿巴的帝王专制统治。同时法国大革命后又有过拿破仑叔侄等人多次实行军事政变、军人统治的传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怎么能迟迟不准备实行民主选举而坚持军人统治呢?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过来看，可以说正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未向全国进军、未向凡尔赛进军的重大失误，它才能集中精力用8天时间精心筹备并实现了民主选举，平安顺利诞生了巴黎公社这个由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秘密原则（尽管还不完全是按普遍原则，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投票选举出了巴黎公社委员会，使第一个工人政权具有了充分的合情性（符合法国国情）、合理性、合法性、正统性、正式性和正当性。这“三合”“三正”表明巴黎公社天经地义是工人阶级典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政权。

一、巴黎公社政权的独特结构和坚实基础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筹备巴黎公社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就初步设计了未来工人政权的模型。在1871年3月22日发布的公告中早就明确提出：“一个城市跟一个国家一样，有其固有的权利；一个城市也跟一个国家一样，应有自己的议会，这个议会大致可叫市政议会或公社议会，或者就叫公社。”“这个议会在其内部将分设若干专门委员会，承担各种不同的职权（教育、劳工、财政、互助救济、国民自卫军、警察，等等）。”“你们在自由国家的自由城市里要创建的，正是这样一种议会。公民们，你们的投票将促进这项创建工作，是无上光荣的。你们将第一个为新的社会大厦奠定基石。”①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建立后，正是把这个在选举前一周的最初设计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在3月28日晚上9点召开的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议会与公社的原则区别问题。议会只是立法机关，公社则是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机关。法国的公社原是地方自治机关，它起源于1792—1794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不久，那时巴黎等好多城市就成立有约44000个公社。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公社做出立法性决定，由公社自己执行。至今法国、美国等实行地方自治的民主国家，县、市政府就是议会与行政统一的机关。1871年的巴黎公社既继承又发展了1792—1794年巴黎公社地方自治的传统。不过1871年的巴黎已是拥有180多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其政权机构当然要更复杂多样，规模更大一些。

在3月29日公社第一次会议上以公开投票的方式通过了采用“巴黎公社”名称，而不称为“巴黎议会”。同时“大会决定由本委员会（指巴黎公社委员会——引者注）另外组织十个委员会以便进行事务和讨论法令草案”。这10个委员会包括：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取代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这10个委员会可以说就是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10个部，各个部顾名思义各司其职。其中唯独执行委员会，从其名称来看，还看不出其职权、职能、职责究竟是什么。决议是这样写的：“这个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它的工作必须事前通知公社。这个委员会将设在公社所在地的市政厅。”①可见这是公社委员会的核心部门，是工人政权的核心机关。从这10个委员会的设置可以看出，巴黎公社不仅是巴黎市的自治机关，而且是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雏形。许多委员会都肩负有全国性的职责、职能和职权。例如，军事委员会，明文规定“它代替国民自卫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决定国民自卫军的纪律、武器、服装和装配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代替陆军部”，财政委员会“应采取一切可能办法保证迅速而经济的收税”，“财政部的职权移交（这个）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担负一般警察的任务，它应该注意共和国不受侵犯，并监视一切形迹可疑的公民”。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它的职务范围是公共工程部和商业部的一部分职务。委托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它应寻求使工资和劳动相称的办法。它还应该从事鼓励全国工业和巴黎工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也应该寻求发展国际贸易和交换的办法，同时把外国企业吸引到巴黎来，从而使巴黎成为一个巨大的生产中心”。对外联络委员会，“它应该用自己的宣传来促进全国的解放。一有可能，（对外联络）委员会还应该向欧洲各国特别是向普鲁士（当普鲁士对公社的态度了解清楚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代表”。教育委员会，“它的职务包括国民教育部的范围。教育委员会应着手教育改革。它应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应增加中等学校助学金数额”。②巴黎公社的政权结构当然不仅限于以巴黎公社委员会为中心及其所包括的这10个委员会。此外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负责司法工作。

二、巴黎公社政权的四重性质

写到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认清巴黎公社政权的独特性质。我认为这要从以下四重性质来进行分析。

第一，巴黎公社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它不仅是由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通过武装起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且其领导人主要是工人和代表工人的知识分子。据统计，经常参加公社活动的委员有81人，其中出身于工人的委员在35人以上，接近委员总数的一半，出身于知识分子代表工人的委员也有30多人。①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②

第二，巴黎公社就其指导思想和主要领导人的信念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权。1871年在3月29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宣传社会主义学说”③的纲领性主张。在4月18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公社纲领草案时，公社委员里果明确表示不同意纲领草案中使用“王权共产主义”一词，因为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派的暗中指责，这可能使人错以为共产主义者和波拿巴之间有勾结，而实际上共产主义者也许是进行反对帝国的严肃斗争，并把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派别”④。里果年方25岁，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他讲这一段话不仅表明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他认为公社是“整个社会主义派”。在4月18日会议上最后通过的公社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有关人员的愿望和所积累的经验，创立相应的机构使政权和财富公有”⑤。这里最后一句话“使政权和财富公有”岂不是表明公社是以民主和平等这两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行动指南吗?因为政权公有必须实现民主，生产资料公有才能实现平等。我们再看公社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公社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信奉激进的社会主义；公社少数派蒲鲁东主义者信奉改良的社会主义；公社委员中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弗朗克尔、塞拉叶和鲍狄埃是信奉马克思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直到1873—1874年才把自己的科学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可见，从整体和群体而言，认定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政权，这完全符合实际。

第四，就其国际联系而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权，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政权。巴黎工人既充溢爱国主义**，又满怀国际主义豪情。国民自卫军领导人于3月15日把意大利人加里波第推选为法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尽管他于3月28日来函辞谢），还进而把加里波第的长子梅诺蒂·加里波第选举为第十九区委员（尽管因他不在法国，未能参加公社活动），把匈牙利籍侨民弗兰克尔选举为第十三区公社委员，把比利时籍侨民弗朗索瓦选举为第十九区公社委员，把波兰籍侨民巴比克选举为第十区公社委员。同时还任命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为巴黎防卫区司令，任命波兰人符卢勃列夫斯基为公社第二军军长，任命意大利人后裔拉-谢西利阿为埃德将军的参谋长，推举俄国人德米特里耶娃为“包围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领导人，吸收俄国妇女雅克拉尔参加第十八区警备委员会和《社会革命报》工作。还有众多外国人甚至组织侨民军团为巴黎公社而流血献身。这些外国人积极参与巴黎公社活动也充分显示了国际主义和另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远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和革命失败后不断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给予公社多种援助，这更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体现。

三、巴黎公社委员会为何不设主席及其集体领导体制景观

认清巴黎公社政权的四重性质之后，我们再来透视巴黎公社的集体领导体制和领导人集体的群芳谱。巴黎公社委员们过分强调集体领导，不突出任何个人。公社委员会在1871年3月29日第一次开会是由最年长的委员贝雷（66岁）担任会议主席。他当即提请会议决议选出委员会主席和两名副主席以及两名秘书，任期一周。可是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坚持执行。勒弗朗赛在同年3月29日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后，只到4月2日止主持会议，4月3日和4日改由朗克任会议主席。到4月5日公社又决定每次会议选举产生只负责主持会议的主席，这个决定从4月中旬开始执行。①所以公社委员会始终没有常任的主席主持工作。4月1日公社机关报发布“重要通知”，其中这样说：“有许多寄到市政厅的信，信封上都写作：公社主任收。我们要再三说明：只有一个办公室临时主任，但巴黎公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主任。请各有关人士今后来信写明：寄市政厅公社委员收。”①此处“主任”（法文président）应译为“主席”，“公社委员收”应译为“公社委员们收”。②这个重要通知就是向巴黎公民郑重表明公社不设主席，实行的是公社委员们的集体领导制。

巴黎公社既然是“群龙无首”的不设主席的体制，那只好实行“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体制。如上所述，在公社10个委员会中，居于首位的执行委员会是其核心领导机关。这个执行委员会由9个成员组成，即由其他9个委员会各选一个人组成。这9个委员实际上是公社集体领导的主要领导人。4月20—21日改选组成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9个委员，这里简要介绍如下，让我们一览这个领导集体的群芳谱。

衔；随后参加第一国际，属巴枯宁派，并在纽约建立国际支部，1870年参加里昂和马赛的革命起义，任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指挥。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又严于治军，对建立和保卫巴黎公社有功。在军事斗争中采取消极防御方针，给公社事业造成危害。4月30日因严重失职，被公社撤职误捕，5月21日宣判无罪释放。公社失败后流亡比利时，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获大赦后回国；1888年当选众议员，1889年是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著有《克吕泽烈将军回忆录》。

第二，财政委员会代表弗·茹尔德（1843—1893）。第二帝国时期任银行会计员和巴黎桥梁公路管理员，第一国际会员，右翼蒲鲁东主义者。1870年9月革命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第160营，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兼驻财政部代表。他年方28岁，担任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参与制定公社财经政策与法令，对克服财政困难贡献很大，精打细算，廉洁奉公，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从流放地逃回，在斯特拉斯堡当会计员。1880年后回国，参加法国工人党，仍然忠于社会主义。著有《一个公社委员的回忆》。

第三，粮食委员会代表庞·奥维阿尔（1830—1892）。商业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委员会中属多数派。1870年任第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41岁担任公社粮食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维持粮食供应尽心竭力。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第四，司法委员会代表欧·普罗托（1839—1921）。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律师，政论家，第一国际1865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二帝国时期是积极活跃的布朗基派活动家，屡受反动当局迫害。1870年任国民自卫军营长。他32岁担任公社司法委员会委员，为公社实现法制并进行司法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战斗，身负重伤。后流亡瑞士、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大赦后回国，仍被禁止从事律师工作，于是他只好改行去研究阿拉伯文字。

第五，治安委员会代表拉·里果（1846—1871）。医科大学生，政论家，19世纪60年代积极参加布朗基派的社会主义运动，1866年被捕，不久获释。1869—1870年因在报刊发表反对第二帝国反动专制统治屡受迫害。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营长，参加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25岁出任公社治安委员会委员，又兼任公社检察长，属布朗基多数派，为公社治安和法治做出重大贡献。5月24日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

第七，社会服务委员会代表茹·安德里约（1820—1884）。当过公路管理员、会计、教师，后来成为学者、记者，著有《中世纪史》《哲学与道德》等书，为《工人论坛报》撰稿。19世纪60年代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属蒲鲁东派。1871年革命成功后先后任市政厅人事处处长和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对公社事业颇有建树。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流放。1880年大赦后才回国。

第八，教育委员会代表爱·瓦扬（1840—1915）。19世纪60年代获工程技术和医学博士学位后参加第一国际活动，1867年参加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70年9月革命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成立时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属布朗基主义多数派，思想上很接近马克思主义。负责公社多方面工作，尤其是教育和文艺工作，成就显著，是公社领导人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72年在伦敦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不久退出第一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国，当选为巴黎市议员和法国众议员。190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九，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巴·格鲁赛（1844—1909）。自由撰稿人，记者。第二帝国时期因发表激进民主主义文稿多受迫害。属布朗基派，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公社做了很多对外联络工作。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利亚岛，1874年逃往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国，曾当选众议员。晚年发表过几本著作。

巴黎公社委员总共81名（1871年3月26日选出的64名加上4月16日补选出的17名）。除了上述9名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个核心领导机构之外，其余大都分别参加其他9个委员会并担任委员，每个委员会都有五六名委员。还有担任市政厅警卫长、市政厅庶务主任、巴黎市警察局长、邮政总局局长、区长、部队指挥官或政治代表等职务。这些领导骨干绝大部分人都为公社革命事业做出了成绩和贡献。公社委员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每天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紧张工作，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