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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巴黎公社的崭新创举悲壮失败和重要意义（第2页）

公社的社会建设不仅表现在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改善上，而且还突出表现在尽力改进市政公共设施和社会风气上。公社曾经多次发出公告，欢迎各区居民和店铺提出修缮房屋和改善市容面貌的申请，及时领取营造许可证。其中包括修缮装潢，装修门窗，安装雨搭、店棚、广告灯，悬挂招牌、店铺标志，整刷门面，人行道上构筑跨空建筑，以及关于公共厕所、化粪池、肉案子、面包烤炉、古旧住舍、危险建筑等众多内容。巴黎市公路局征得筑路技师代表的同意，在各区区政府内设有路政处，专门协助各区居民和店铺来进行这些市容改造工程的大大小小项目。①这是工人阶级政权开展社会建设很有气魄的创新之举。为了整顿市容、优化环境，公社还于1871年4月12日发出公告：自4月14日星期五起，禁止各类粮、菜商贩在雨廊和中央菜市场门口设摊兜售，以免妨害交通和危及公共安全。②公社还大力倡导在各区的俱乐部开展多种多样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消除灯红酒绿歌舞厅里的靡靡之音，惩治聚众赌博、卖**嫖娼、偷盗抢劫、打架斗殴等各种陋习和不良社会现象，社会风气顿时焕然一新。公社还清理各处的停尸场。巴黎在围城期间死亡人口增多，只有及时迁葬才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经这样赞赏巴黎公社在短暂治理期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说：“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

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麋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③

巴黎公社还重视开展军事建设（如实现军队专业化、革命化，加强军队制度建设，首次在军队中派出政治代表）和外事建设（如寻求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正式宣布加入1864年日内瓦公约，要救护伤员和医护人员，不许伤害平民）。这里因篇幅有限，就不展开细述了。

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能够在短暂的两个月时间内全面开展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在这些领域都采取了新举措，也都取得了新成就，的确是非常独特奇异的崭新创举。

二、内部危机与外敌入侵终致公社败亡

公社创建新社会、新国家虽然功绩显赫，但是1871年4月随着与凡尔赛方面敌军的斗争逐步加剧，公社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深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及其分布在各个区的团级委员会要与公社委员会及其所属各个区区政府平起平坐，独立自主，自作主张，分庭抗礼。公社委员会及各区区政府则要求军队听从政府统一部署、统一调配。到同年4月底，随着公社与凡尔赛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加剧和军事上的失利，公社委员会内部的矛盾也加剧。由于在军事指挥上公社执行委员会、公社军事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三方面主张不一致，令出多门，领导显得步调不一，软弱无力。所以公社委员中有人提议要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作为单一的军事斗争的集中领导中心。另有一些公社委员反对另外成立救国委员会这个新的领导中心。于是，公社委员中在是否成立救国委员会问题上形成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多数派包括布朗基派与新雅各宾派，共有45票，少数派包括蒲鲁东派与个别布朗基派人士，共有23票。

5月1日选举第一届救国委员会时，少数派中多数人拒绝参加投票，投票者只有37名，另有25人弃权，选出5人组成救国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掌握大权，这标志着巴黎公社的活动进入它的后期。新当选的5个委员都属多数派，其中3个是布朗基派，2个是新雅各宾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起新的领导核心的好作用，反而增加了公社领导层的矛盾，即在公社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救国委员会与它们之间的矛盾。4月30日原军事委员会代表克吕泽烈因指挥不当、在保卫伊西炮台中打了败仗被撤职后，由罗谢尔上校担任军事委员会代理代表。他主张大力整顿军队，重振军力军威。可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要趁机从公社委员会手中夺去军事指挥大权。救国委员会不但无力缓解它们之间的矛盾，反而擅自干预军事，任命新的指挥官，随意调动军队和军队领导人，而且5人之间互不团结，互不联系。这引起了公社委员会的不满。5月9日伊西炮台失守，形势危急。公社委员会急忙开会重新改选救国委员会。选出布朗基派的朗维耶、埃德和阿尔诺和新雅各宾派的冈邦和德勒克吕兹5人组成第二届救国委员会，领导公社的最后斗争。

救国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比旧班子坚强有力。然而公社形势更加危急。1871年5月10日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与德国俾斯麦政府正式签订了和约，德国同意释放10万战俘。这样梯也尔就可以动用这批战俘联合德国军队共同围剿巴黎公社。5月12日救国委员会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被凡尔赛政府用重金收买叛徒，包括弃守伊西炮台的内奸，大部分都已被捕，即将对之进行审判，号召“革命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起来，以作最后的努力”①。在这危急关头，公社本应上下同心同德、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外御其侮，抗击入侵敌人，可是5月12日公社委员会准备补选一名救国委员会委员时（因德勒克吕兹不能兼任公社委员和救国委员会委员二职），多数派宗派思想严重，不从大局出发，心胸狭窄，不容异己，坚决不同意少数派提名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瓦尔兰接替德勒克吕兹，偏要让威望和才能远不如瓦尔兰的比约雷当选，以便由多数派包揽救国委员会的全部权力。5月13日、15日多数派还把公社委员会中的一些少数派委员撤换为自己的人。少数派对此异常不满，于5月15日发表反对救国委员会的声明，表示今后退出公社委员会，只在区政府基层坚持保卫公社的斗争。这无异表明公社领导层的矛盾尖锐化。多数派借口少数派把领导的内部矛盾公开化，要下手逮捕少数派人员。不少民众也批评少数派这种分裂行为。17日公社委员会开会时，一些少数派人士承认并且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多数派有的人对此持欢迎态度，但是有的人还不依不饶地继续批判少数派的错误言行。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仍然谴责了少数派。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于5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力求缓解两派的争论，促进两派的团结。广大民众也是开会呼吁大敌当前两派要加强团结，联合行动。

公社领导层中两派的矛盾无疑已经造成内部的政治危机。正当内部危机暴露之时，外部敌人趁机猛烈入侵。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政府军约13万多人，装备有从德国得来的枪炮，在叛徒提供情报后提前加速攻进巴黎城。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撕下原先对巴黎公社表示“中立”的假面具，兑现对梯也尔政府的承诺，出兵包围巴黎的东部后方。这时在前线的国民自卫军不足2万人，寡不敌众，腹背受敌，前后被攻。公社进入了最后的“五月流血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紧急呼唤人民以革命的行动誓死捍卫巴黎公社。就在5月21日这一天，巴黎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争先恐后踊跃上阵，满怀**奋起与士兵一道用石头、砖木、铁板、沙袋等在各条大街通道构筑了532个街垒，处处安营扎寨，坚韧不拔地抵挡敌人前进。41岁的女教师路·米歇尔领导的妇女营英勇地参加战斗。米歇尔参加过1871年1月22日的武装起义，战斗在蒙马特尔高地，获得“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5月23日她又率女兵来保卫蒙马特尔高地。还有众多爱国少年英雄参与巴黎保卫战。14岁的符·迪波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去一桶水解渴。他被敌人发现后能够机灵地端起马枪向敌人射击。他还机智地拦住了一马车的弹药急速送到自卫军战士阵地。①在“五月流血周”中，这类可歌可泣的妇孺英雄事迹十分感人。前面提到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被任命为巴黎防卫区司令，5月23日他身先士卒亲临蒙马特尔高地最危险地带部署防务，指挥作战，腹部意外中弹，血染沙场，以身殉职。

蒙马特尔高地失守后，激烈战斗转移到巴黎市中心。由于公社社员步步为营，顽强抵抗，凡尔赛军队一整天难以推进一公里。24日公社委员、检察长里果在奋斗中被捕，敌人要他呼叫“凡尔赛军队万岁”，他却义无反顾、毫不畏惧地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当场被杀害，光荣牺牲。5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出版最后一期，命令居民要交出从窗口射杀国民自卫军的凶手，自行处决罪犯。25日市政厅被占领，公社委员会被迫迁到巴黎东部第十一区区政府，深夜又撤到最东部的第二十区区政府。这一天公社委员、救国委员会委员、新雅各宾派德勒克吕兹不顾年高体弱（62岁），不避艰险困苦，亲自投身激烈的街垒战，在伏尔泰林荫大道上中弹毙命，为国献身。为了抗议凡尔赛分子进城后对巴黎人民的大屠杀，26日公社处决了62个人质。27日凡尔赛军队占领了东部拉雪兹神甫墓地。在这里不到200名公社战士与5000名敌军短兵相接，肉搏激战。大部分战士惨烈捐躯。因弹尽粮绝被俘者全被枪杀在墓地一块墙角前。后人在此矗立“公社社员墙”，作为对革命先烈的永久纪念。①公社最后余部近百人5月28日仍然在公社委员瓦尔兰、费烈、茹尔德、朗维耶等人领导下在拉雪兹墓地周围的第十一区和第二十区的部分地区坚持最后斗争。委员们仍然身披红色绶带，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为工人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决战到底，壮烈阵亡!据有人统计，巴黎公社革命有近73000人在战斗中牺牲，近3万人被反动派杀害，近61000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②

当今重新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我认为可以从哲理高度最简明地说：巴黎公社是偶然诞生，必然灭亡。如果没有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和随后资产阶级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仅凭当时法国内部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远没有达到能够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时法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到1870年，法国还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水平还不高，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化的大生产远未占优势。小生产在法国工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近60%的工人是在小生产部门干活。75%左右企业家是小业主；小企业工人的平均数量为5-10人。约有75%的企业家是小企业主。拥有数千工人的大企业屈指可数。①而且法国的大工业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只有巴黎工人的革命性、组织性最强，其他城市的工人远比不上巴黎工人，都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当时法国依旧是小农占大多数的农民国家。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和保守性，资产阶级政府又极力对农民散播诽谤巴黎公社的谎言，使它难以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后被梯也尔征兵去攻打巴黎的，有不少正是被愚弄的农民。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巴黎公社革命难以得到全国其他城市工人的强烈响应，更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尽管巴黎公社还派专人到几个城市联系发动建立公社，还发表过两份告农村和农民书，并且向农村通过发放气球散发呼吁农民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的传单，然而收效甚微。里昂公社只存在3天（3月22—25日），马赛公社最长，存在13天（3月23日至4月4日），圣太田公社也只存在3天（3月26—28日），勒克勒佐公社和图鲁兹公社也都只存在3天（3月25—27日），纳尔榜公社坚持了8天（3月24—31日），里摩日公社一天就败亡（4月4日）。以上这6个外省市的地方公社，好比是一簇昙花，含苞欲放就遭风吹雨打，都凋零散落了!巴黎公社的理想是建立“世界共和国”，第一国际也曾经动员英、德、意、西等国工人大力支援巴黎公社，然而当时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远未成熟。总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工人阶级条件、农民同盟军条件以及国际条件都不具备。

既然巴黎公社必然败亡，那么又如何理解它偶然诞生呢?这就要从哲学原理的高度和深度来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紧密联系。恩格斯有一句至理名言：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①。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认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社会现象中，最根本的是经济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必然最终要以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每一次爆发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偶然事件，未必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灭亡的表现形式，它很可能只是这种必然性的额外补充。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当时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这个偶然原因而引发的。又由于法国富有民主共和传统和第一国际六年多革命活动对法国工人的深刻影响，所以巴黎公社能够取得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和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这样双重崭新创举的非凡成就。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②如果缺少第一国际的影响和帮助这个外来的国际的偶然因素，巴黎公社也无法取得崭新创举的必然成就。从这种偶然补充的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深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和轨迹，进而提高我们的认知，使我们能够更加切实地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准备好从未来的偶然性中去体现必然性。

三、巴黎公社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为什么把巴黎公社定性定位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他所肯定“永存”“将一再表现出来”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对此，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争论过。我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改变资本主义旧社会、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原则。从巴黎公社为我们所做出的“光辉榜样”和它失败的沉痛教训中，我们可深切感悟到、深刻认识到它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有了巴黎公社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透彻地来领会科学社会主义以下六个基本原则。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必然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但是它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必须是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第二，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是自发、自动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要善于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爱国者、宗教徒，以及妇女、少年等各种进步人士在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第三，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会有不同派别甚至不同政党，社会主义各党各派要善于互相借鉴，加强联合行动，不可加剧内斗，排斥异己。巴黎公社在这方面教训深刻。第四，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掌政权，通往执政之路并非都要通过暴力革命，在实行议会民主和普选制的国家可能是较为和平、渐进之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执政时，也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实例。第五，社会主义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要逐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外事建设各方面都要善于创新，又要稳步前进。尤其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廉价、廉洁政府，树立社会公仆形象。民主和专政是政权的两个方面。巴黎公社并非只讲民主，不讲专政。当今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有人不认为巴黎公社是“专政”，其根据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当时发表的文件中，连“专政”一词也找不到。①其实，在公社建立之初的3月22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明确宣布：“巴黎不要统治别人，而要自由；巴黎的雄图是要建立示人以榜样的专政。”②也就是要严格依法执政，依法惩治罪犯。巴黎公社正是由于民主过于分散，专政不够有力而败亡。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于确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重要意义。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自1843年构建自己的科学世界观起，一直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同时坚决批判、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改良修补的思潮。经过欧洲1848年革命，他们眼看社会主义思潮在广大工人中也深有影响，所以马克思从1850年起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从1864年建立第一国际起，马克思在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中，亲身感受到有多种社会主义思潮在英、法、德、美等国工人中深有影响，而共产主义曲高和寡，较少知音。正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1873—1874年起才把自己的理论正式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以示与蒲鲁东、拉萨尔的改良社会主义和布朗基的激进社会主义有所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他们显然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长远、更难实现、目前更难以说明细节的奋斗目标，这有待未来的社会实践来辨明、界定。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于重振和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有重大意义。欧美多国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从中认识到，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才能自觉地统一领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1871年10月15日在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国际丹麦支部，到1876年6月6日正式成立丹麦社会民主党，仍以1871年10月15日作为党的诞生日。随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有1873年匈牙利，1874年奥地利，1875年德国（两党合并）和葡萄牙，1876年美国，1878年捷克，1879年西班牙和法国，1881年荷兰，1882年意大利，1883年俄国，1884年英国，1885年比利时，1887年挪威，1889年瑞典。这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于1889年结合成第二国际组织，它继承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在欧美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人民深刻牢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烈历史。1880年法国政府大赦后，原巴黎公社社员流亡者和流放者回国后组成“巴黎公社老战士协会”继续宣传巴黎公社光辉事迹。后来老战士都谢世了，协会改名为“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至今还继续活动。当代法国人还经常用多种方式纪念巴黎公社。2000年3月19日巴黎市政府特意把市区南部十三区的三条街道会合处呈三角形的地段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以纪念当年巴黎公社英烈们在这里捍卫公社事业的最后搏斗。巴黎市长让·蒂贝里、十三区区长雅·杜篷等各界人士250多人出席了命名仪式。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启迪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时代，要如何去再现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

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这里要首先提到。1870年年底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政府曾经迫使我国清朝政府派遣一个特使团到巴黎，来为法国驻天津公使被群众杀死一事赔礼道歉。但是当中国特使到巴黎来履行这个任务时，法国旧政府已经迁走，巴黎公社政府没有让中国特使履行任何屈辱性的礼仪。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权使中国人免去屈辱之举②，表现出了对备受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友好的态度。清政府派往法国的这个特使就是满族官僚崇厚。他坐轮船于1871年1月24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到达法国马赛。崇厚的随员翻译官张德彝于1871年3月17日（同治十年正月廿七日）进入巴黎，第二天就爆发巴黎公社革命。他在巴黎亲历了这一场革命的始末，每天都写有日记。他这部日记定名为《三述奇》，书稿在北京图书馆和张氏家族中积压100多年，直到1982年2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德彝随使法国记》①，使我们看到了当年中国人所记述的巴黎公社革命全过程的较为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张德彝最早较为客观、公正地把巴黎公社译为“红头民政”。中国人从1871年起通过报刊和书籍对巴黎公社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了解。中国人民真正认清巴黎公社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报刊文章起初使用“巴黎民军议会”“巴黎自治团”或“巴黎共治团”等译法。李大钊在1923年发表《1871年巴黎“康妙恩”》，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评价巴黎公社革命的有重大影响的文稿，但是还采用音译，称之为“康妙恩”。采用古汉语意译为“巴黎公社”②，源于1924年瞿秋白的名著《赤都心史》。1921年中共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巴黎公社的宣传、纪念、研究和学习。90多年来，关于巴黎公社我国出版过几十部书籍，发表过几百篇文稿。巴黎公社先烈的革命精神、巴黎公社开创的革命业绩、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等，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认识，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以往我们曾经有四次片面地错误地照搬巴黎公社的某些做法，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一次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于22日打败军阀部队取得胜利（上海工人1926年第一次起义和1927年2月21日第二次起义均失败），立即召开上海市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当时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等人视之为上海的巴黎公社，意模仿巴黎公社，首先在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给予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乘机于3月26日进驻上海，这个上海的巴黎公社当即被扼杀了。

久经磨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挫折中汲取教训，改革创新。经历1927年上海、南昌和广州三次城市起义失败三次试错磨难之后，中共从中国实际出发再现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开创了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全国政权的新路，终于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胜利。随后又经历了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和“**”中要搞“上海人民公社”表面模仿巴黎公社的波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切认识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做到长治久安，依据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稳定内部的首要法宝是各级政权领导人必须保持社会公仆本色。要使社会公仆不变质、不变为社会主人，必须贯彻执行巴黎公社的两大核心价值理念（民主与平等）和两项切实有效办法（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得享有高薪和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基本原则，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

巴黎公社委员、诗人欧·鲍狄埃在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后的6月初，满怀悲愤而又斗志昂扬写下了永远催人奋进的《国际歌》。这是巴黎公社先驱、先贤、先锋、先烈给后人留下的最直接、最形象、最响亮、最真切体现巴黎公社革命创新精神的精神财富。《国际歌》早已传遍全世界、响彻全中国，它永远激励人们去为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