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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总结和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奋斗（第2页）

第七，这一场革命给予领导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最深刻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党内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极大地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党的队伍过于弱小（1905年才有8400人），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不统一。即便列宁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也无法得到圆满贯彻。党从领导这一场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后，定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迎接新的革命**，跃登新的胜利境界。

第八，这一场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树立了第三个新的里程碑。1847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后迎来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当时党的力量太小（不足400人），无力领导革命，大部分人只能回到德国参加革命；巴黎六月起义缺乏党的领导，斗争4天就失败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继1848年

革命之后的第二个革命**，巴黎公社虽然有崭新创举，但是由于缺少党的领导，工人政权只坚持了72天就失败了。1905年俄国革命是第三个革命**，这次革命中第一次有了社会主义政党领导民主革命，败中有成。应该说俄国1905—1907年民主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新成就，它理应被定位为历史上的第三个光辉里程碑。它验证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卡·考茨基于1902年提出的观点，即世界“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①。

第九，这一场革命的国际成就具体表现为：它结束了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的欧洲相对和平发展的局面，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新时期，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在俄国革命浪潮推动下，1905年这一年德国举行了2323次罢工，参与者有50余万人，他们学习并采用了俄国群众政治罢工的斗争形式。在奥匈帝国，这一年10月爆发了从布拉格开始的席卷全国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英、法、意、荷、葡、西（班牙）、瑞（典）以及美、日两国都出现工人运动高涨态势。罗马尼亚在众多工人支持下于1907年爆发了农民起义。与以往相比，欧美工人运动的突出新特点是从议会合法斗争发展到议会外群众性的直接革命行动，同时各国工人政党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也趋于激化。

第十，这一场革命的国际成就还具体表现为促进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在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影响下，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爆发罢工、罢市和群众的示威游行，要求国王实行民主改革。土耳其于1907—1908年也出现人民武装起义，国王被迫让步，召开议会。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争从1905年至1908年持续高涨。这个时期阿富汗的“少年阿富汗”独立运动也十分活跃。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者的“义兵运动”从1907年持续至1911年。1905年孙中山创立了主张民主革命的同盟会，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越南1908年农民革命运动波及全国，1909年恢复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印尼农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到1905年也发展为武装暴动。正是在俄国革命推动下，20世纪初亚洲涌现了第一波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

从以上十个方面的成就来看，俄国1905—1907年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确是败中有成。我悉心细致总结出这场革命失败中的十大成就，旨在唤起国人重视这场革命的意义和作用。从后来的实践来说，难怪列宁于1920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①这正应验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善于从自己的失败中看到自己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只要善于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可能取得下一次的成功。我认为没有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就没有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人和俄国党善于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和鉴戒，所以才能够在事隔十年之后取得新胜利。正因为1905年革命有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我历来在讲授和编写国际共运史教材时都把俄国1905—1907年革命作为单独一章。

三、革命低潮中布尔什维克党艰苦奋斗

1907年下半年革命陷入低潮后，布尔什维克党处境极其艰难。沙皇政府加紧迫害革命者，到处搜捕列宁等人。1907年12月列宁已经难以继续躲避在芬兰，就再度流亡日内瓦等地，继续领导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都有少数人流亡国外，其他大部分仍然在国内坚持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两条战线的斗争。

沙皇政府于1907年6月3日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后，又在9—10月按照新选举法进行第三届杜马代表的选举工作。结果在442个席位中极右派占50席，右派占97席，十月党人及其追随者占154席，立宪民主党人占54席，代表农民的劳动派有14席，社会民主党人有19席，其余席位属于少数民族等代表。①从这届杜马代表构成可见它是由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十月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占支配地位的杜马，比起第一、二届杜马更为反动，以致人们都称它为“反动黑帮杜马”。由于它尊崇沙皇旨意、忠心为沙皇专制统治效力，所以第三届杜马没有被提前解散，而是在完成五年任期时，到1912年由第四届杜马接替。

第三届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开幕。社会民主党该对这一届杜马采取什么对策呢?早在1907年7月21日至23日，社会民主党就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会议（在芬兰科特卡城）。随后又在11月5日至12日举行第四次党代表会议（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城）。列宁亲自出席这两次代表会议，他力排众议，说服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代表，批驳了孟什维克的错误，使会议通过了正确对待第三届杜马问题的策略。在第三次代表会议上，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主张抵制杜马，他认为党如果参加反动黑帮杜马会模糊群众革命视线，会妨碍党执行迎接新的革命**的工作。而孟什维克的代表则认为第三届杜马的召开表明俄国已走上立宪民主的大道，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参加杜马，而且还要与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结盟，支持并跟随立宪民主党，推进俄国立宪民主之路。列宁既反对抵制杜马的“左”倾观点，又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右倾观点。他主张社会民主党既要参加杜马内的独立斗争，揭露反动黑帮十月党人等的种种黑幕阴谋，又不要与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同流合污，同时还要开展杜马外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新的革命**，也就是采取议会内合法斗争与议会外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

然而贯彻这两次代表会议对待杜马的正确路线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进行了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一共1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4人，靠近布尔什维克的5人（多是来自农业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孟什维克10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只占少数。然而1908年3—4月莫斯科党组织在一些区讨论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近五个月的工作总结时，有一批党员强烈要求召回杜马党团；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有更多代表甚至要强行通过召回杜马党团的决议。他们要坚决抵制杜马。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沙皇政权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地主阶级已经资本主义化，以后将是“纯粹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不仅要从杜马召回自己的党团，而且还要从工会、合作社等合法组织中退出，党不仅要从事秘密工作，还要立即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准备发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召回主义、召回派一时成为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股非常激进的思潮和派别。这个派别以波格丹诺夫（哲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和卢那察尔斯基（政论家、文艺评论家）等人为代表。他们从极左立场误判国内政治形势，思想过激，观点片面，行动冒险，认识不到在革命低潮时期参加杜马合法斗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经过党内讨论、争论、辨析和批评，召回派的错误得到纠正，大部分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布尔什维克都回到党代表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上来。

有严重错误和危害更大的是孟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蜕变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取消派也认为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之路，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原来党纲中提出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口号都已过时，所以要取消主张革命的秘密党，要使党成为只从事合法斗争的“公开的工人政党”。1912年8月赞同取消派观点的各个集团还在维也纳召开普遍代表会议，组成八月联盟。但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另一部分孟什维克不同意取消派的观点和行动。他们当即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护党联盟，共同批判取消派的错误。普列汉诺夫曾与列宁合办三种合法报刊，从1910年4月起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1912年4月进而自费办起《护党报》，批判取消主义。为了解决取消派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于1908年12月21日至27日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党代表会议，随后于1912年1月5日至17日又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党代表会议。列宁亲自出席这两次代表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前一次会上5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与3个孟什维克代表，针锋相对激辩。在后一次会上除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外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两次会议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在前一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取消主义的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号召党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分派别，坚决反对取消派的企图。①会议还要求杜马党团必须按照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为党服务，向杜马提出独立的劳动立法草案，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结社、罢工自由等权利。这是给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杜马党团戴上“紧箍咒”。1912年的后一次代表会议即布拉格代表会议，鉴于取消派已经公开否认党，说党是一具“死尸”，说党已经被取消，说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扬言党已经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所以代表会议特别声明：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已把自己完全置于党外了”②。为此，代表会议把前中央委员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等取消派骨干清除出党。布拉格党代表会议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代表会议还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社会民主之党（布），以示与孟什维克划清界限。

革命低潮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与召回派、取消派开展斗争的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在哲学理论战线批判了否定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造神派、寻神派和经验批判主义思潮。布尔什维克政论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当时不仅在政治上犯了“左”倾召回主义的错误，而且在哲学思想上犯了造神派唯心主义的错误。他于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宗教和社会主义》一书，标新立异，宣扬人就是神，别无其他的神。他要创造一种“没有上帝”的以人为中心的新宗教，认定“社会主义就是新的宗教”。另有文艺评论家德·谢·梅烈日柯夫斯基等人反对造神派，自认为是寻神派。他们反对造神派把人当作神，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宗教。

他们认为人只会追求物欲，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就是使物质福利继续降低到大家能享受的最低水平的庸俗理想”。寻神派自以为比造神派高尚、高超、高明。他们要把宗教、科学和哲学三者融为一体，寻求一种人类幸福和自由源泉的神，要创立一种“未来的宗教”，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无政府主义，宣扬在无政府状态人类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寻神派与造神派表面上对立，实则异曲同工，都是信奉有神论唯心论，都是制造思想混乱，搅乱人心，都是促使群众远离艰苦的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追求虚无缥缈的自我解脱。比造神论和寻神论更为隐蔽、更为艰深的是1908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等四本哲学著作所鼓吹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思潮。波格丹诺夫、卢那查尔斯基等人在这四本论著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加以歪曲和修正，然后对之进行讨伐，同时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取而代之。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在党员和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销蚀革命意识和革命精神。

为了辨明真理、消除危害，列宁在革命工作百忙之中于1908年2月至10月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唯批》）这部近38万字的哲学论著，于1909年4月底5月初在莫斯科由“环节”出版社出版。列宁在书中指出波格丹诺夫等人所宣扬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本是19世纪末奥地利哲学家恩·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所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所谓经验，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在亲身经历的实践中所体验到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经验批判主义者胡乱批判了经验的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和实践性，而把经验看成是人的主观感觉“要素的复合”。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缺少对某个事物的“感觉的复合”，那么就根本不承认该事物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主观是否感觉到为标准的。显而易见，经验批判主义论者的观点完全是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的。

列宁在深入细致批驳这些错误观点的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阐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列宁第一次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新辩证法的方法二者融为一体，阐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及其思维统一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第二，列宁第一次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物理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关于物质的定义问题，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们对物质的认识是无

限的。第三，列宁在充分肯定不可穷尽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不可知论，系统归纳出认识论的三个定理：其一是指出了人们认识对象存在的客观性，这是认识的唯物论本体论；其二是指出了人们的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唯物论可知论；其三是指出了人们认识的辩证进程，这是认识的唯物论辩证法。第四，列宁在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后，进一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指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整块钢，两者不可分割。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必然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第五，列宁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经验批判论者以无党性自夸，自命为他们的哲学是超阶级、超党派的，或者是中立的，是纯学术的探索。列宁指出：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历来是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①。可以这样说，历史实践表明：唯心主义哲学经常起着麻痹群众、宣扬僧侣主义信仰主义、维护反动阶级统治的消极作用；唯物主义哲学则经常发挥鼓舞群众革命斗志、揭露社会黑暗丑恶、抨击反动阶级统治的积极作用。

总之，《唯批》一书的上述五点新贡献，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此书是列宁在百忙中为思想理论战线的论战而写的急就篇，难免有些地方表述不够确切和周到。例如，关于物质定义，列宁说物质是客观实在，这就有欠精准。因为客观存在者未必都是物质。譬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运动和时空本身并非物质。应该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尽管这种实体有时是人们感觉不到的。在俄文或其他西方文字中，“实在”和“实体”是两个不相同的单词，在中文中，物质是客观实在或客观实体，只有一字之差（即实在或实体），却大有区别。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唯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共产党思想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话说回来，在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艰苦奋斗，不论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确都取得重大成就。批判、清算了经验批判论者、召回派和取消派的错误之后，在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其中孟什维克护党派占多数，布尔什维克占少数）曾经尽力为争取工人权益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自己的法案，虽然未能获得通过，总算表达了工农的心愿。第三届杜马是密切配合内阁总理斯托雷平进行现代化改革的。

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著名反动官僚，历任省长、内务大臣，1906年任内阁总理。他推行“先绥靖、后改革”的方针，残酷镇压工农和各民族革命者，全国布满绞架，绞索被群众嘲弄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他注重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农业，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允许农民退出农民村社，建立“单独农庄”和“独家农场”，实质上是培植农村富农阶级。他大力加快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斯托雷平的这种改革遭到代表地主贵族阶级右翼的十月党人的反对。1911年9月保安局派密探在基辅刺杀了斯托雷平。我认为斯托雷平之死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的终结。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表明俄国封建专制主义保守势力十分强大，所以斯托雷平未能成为俄国的俾斯麦。俾斯麦作为德意志帝国首相（1862—1890年），开创了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却夭折了。这却促进了俄国人民革命的重新振起。工农大众从1912年2月起又重新燃起革命火焰。2月29日位于西伯利亚连纳河附近的连纳金矿工人因厂方强制配售腐烂的马肉而引发工人罢工。领导罢工者以“煽动群众闹事”罪被捕。三千名工人当即连署签名表明罢工是工人自愿，要求释放被逮捕者。4月4日3千名工人列队和平请愿，向当地官署呈递请愿书，又遭到沙皇军警开枪镇压，死250人，伤270人。这次流血惨案迅即又在全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抗议枪杀连纳工人的罢工浪潮在4月就遍及全国18个省的城市和村镇，政治罢工约有700起。许多大学生和海军士兵也都卷入了革命浪潮。游行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响亮地提出了“打倒沙皇政府!”“民主共和国万岁!”的政治口号。1912年全国罢工人数达到145万3千人，1913年增至177万2千人，1914年仅上半年就约有150万人。工人运动再次促进了农民运动。1910—1914年农民暴动有1万3千多起。各地农民捣毁地主庄园和富农的单独农庄。沙皇军队中又开始出现革命行动。1912年土耳克斯坦驻军中发生兵变，同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中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在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之际，布尔什维克党冷静分析形势，多方加强领导。1912年12月和1913年9月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在列宁领导下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城和城郊先后召开过两次会议，决定要在国内各地加强党的建设，重建被沙皇政府破坏的党组织，要坚持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艰苦细致地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党积极参与创办报刊和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工作。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布尔什维克新创办机关报《真理报》，报上宣传党的主张，反映各地工农革命运动动态，抨击沙皇专制政府恶行。报纸虽然屡被政府查抄，但是一直改头换面坚持出版。从1914年《真理报》创刊两周年起，广大工人就把4月22日（公历5月5日）确定为工人出版节。1913年年初党又在彼得堡筹办了合法的“波涛”出版社，从7月份起开始出版各种宣传读物，广为散发。1912年6月第三届国家杜马终结了五年任期，10月间即开始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工作。社会民主党积极参选，结果有13人当选，其中布尔什维克6人，孟什维克7人。布尔什维克6人坚持革命路线，发起为支援工人运动和救济受迫害者及贫苦工人进行募捐，在杜马中为争取人民言论自由、反对政府增加军事预算、实现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和农民土地要求等，不断提出立法建议，同时不断批评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党团袒护政府的言行。1914年上半年，革命运动继续升涨。3月彼得堡一家橡胶厂因工人中毒事件引发“罢工”，4月4日彼得堡成千上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企业主采取同盟歇业①手段造成大批工人失业。5月巴库油田因鼠疫和工人居住条件恶劣引发6万多工人大罢工，各地工人纷纷声援。7月1日首都普梯洛夫工厂12000名工人集会遭到政府军警镇压，死伤52人。群众性抗议更加强烈。7月8日《真理报》又被查封，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再次被捕。七月事件是新的革命爆发点。沙皇政府在加强镇压的同时，重操对外开战的故伎来转移国内视线。1914年7月底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政府又大肆煽动保卫祖国的“爱国”热潮。再拖延两年多，到1917年2月又因沙皇军队屡打败仗，终于引发第二次民主革命，彻底埋葬了沙皇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