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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另有学者认为“二马”都以白日升译本为蓝本，二人的“译经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抄袭之说似无从谈起”。[64]这也不甚正确。他们的《新约》翻译都是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开始的，但并非独立进行。马士曼在得到马礼逊的新约译本后，又再次对自己的翻译进行了修订。《旧约》翻译由于没有可参考依据的共同文本，两人都必须各自进行创作，而二人因其他事务而出现的指责和隔阂，使他们失去了互相参考沟通的机会，这才形成了独立翻译的局面。

“二马译本”开启了中国人拥有完整汉语圣经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由于马礼逊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圣经译本得到了更多的重视。马礼逊在中国进行翻译工作，可能会得到更多优秀中国学者在语言上的帮助。[65]虽然这不是绝对正确的逻辑推理，但却导致了绝对的结果。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两者的圣经翻译十分相似，而当意见不同时，通常会倾向马礼逊译本，这从英国圣经会虽然曾经支持了马士曼的译经，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修订他的译本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而在马礼逊去世前不久，英国圣经会就开始了在马礼逊的监督下对他的圣经译本进行修订的工作。[66]

相反，浸礼会始终偏好马士曼译本。他翻译的《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被认为胜过了所有的译本。[67]根据浸礼宗的教义，洗礼只可以浸礼的方式施行，并认为这是希腊文原文的唯一意义。这是浸礼会与其他宗派最本质的差异。和塞兰坡浸礼会所有语言的圣经译本一样，马士曼使用了“蘸”字，后来的译经者则采纳了“浸”字。今天浸礼会仍普遍使用后者的译名，出版与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圣经》。因与其他宗派在神学观念和专名翻译上的不妥协，浸礼会坚持不懈地对马士曼译本进行修订和翻译，由此产生了后来的高德译本、胡德迈译本、怜为仁译本。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白日升译本从未正式出版过，只是以手抄稿的形式孤独却不寂寞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里。天主教传教士白日升未完成的圣经《新约》译本，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架起了圣经汉译的桥梁。因马礼逊和马士曼在翻译圣经时着重参考了他的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圣经汉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尤其在众多神学专名的翻译上，其影响保存至今。这部福音合参本使用了“神”“耶稣”“罪”“洗”“耶稣基督”“恩宠”“先知”“使徒”“福音”等专名，用“神”字翻译了“God”，而不是教宗圣谕的指定专名“天主”[68]。这种译法通过“二马译本”在基督教中得以继承。即使是在后来“译名问题”无休止的争论中[69]，“神”字也被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基督教《圣经》汉语译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这些专名译名的继承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如果没有白日升译本，在开拓众多其他传教事业的同时，马士曼、马礼逊仅在10余年里就能翻译和印刷圣经，这是不可想象的。1919年出版的和合官话本《圣经》是基督教圣经汉译的集大成者，流传分布最广，至今仍被中国基督教会使用。它是在基督教圣经翻译已有70年历史，多达30余种文言文、方言和白话文版本汉语圣经的基础上，各个宗派协作努力了29年才最终译成出版。圣经中译百余年来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尤其是涉及神学专名的选择和由此引起的争论，有着教外人士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激烈。人们对有些专名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真可谓“一名之立，百年踯躅”！

“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言语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70]王国维的名言讲述了在吸收引进新文化时，语言学方面的困难和需要做出的突破，同时也是文化发展需要做出的突破。基督宗教四次入华都留下了圣经翻译的遗迹。唐朝景教的译经有明显的佛教语境和语汇，与今天的基督宗教汉语话语体系相距很远。[71]元朝的译经至今没有发现文本文献，我们暂时存留一边。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大文本和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只能与这种环境相调适。以“圣”和“经”来对应“神所默示的”基督宗教典籍，非常明显地昭示了他们的调适性传教策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方法，使基督教的典籍与中国儒家和佛教的“经”处于同一位置。经过在华天主教传教士长期的本土化艰苦努力，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这才可能创造和建立有别于其他宗教、反映其本身特质、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信仰的基督宗教语境和话语体系，才可能出现对基督宗教圣经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白日升译本。

通过对白日升译本的修订、发展和整本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启了基督教汉语话语体系的创建之程，如“亚伯拉罕”“马利亚”“摩西”“保罗”“所罗门”“耶路撒冷”等，奠定了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专名翻译的基础，奠定了基督教汉语神学系统的基础。

作为天主教最早的圣经翻译，白日升译本对后来天主教思高译本的翻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专名在一定程度上被思高本圣经继承，如“圣神”“白冷”“亚巴郎”“撒罗满”“若瑟”“达味”“若翰”“梅瑟”“先知”“洗”“耶稣基督”“罪”“福音”“恩宠”等。

神学家拉明·斯纳（LaminSennah）在讨论基督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基督宗教的本土语言性”及“福音的可译性”。对所进入文化的适应是基督宗教的特征，基督宗教脱离犹太教进入希腊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并得以逐渐壮大，“皆福音的可译性使然”。

[1]罗光：《利玛窦传》，光启出版社1960年版，第168页。

[2]《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大英图书馆亚非部藏，编号SolaneMS#3599。

[3]截止到1943年，《武加大译本》是所有天主教圣经译本的钦定基础文本。

[4]为行文统一清楚，论文中的圣经篇名除原文引注外，均以和合官话本为准。

[5]Keourette，AHistoryofMissioninewYork：Ma，1929，p。190；MarshallBroomhall，TheBibleindon：BritishandFy，1934，p。52；[英]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简又文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2页；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见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浸礼会于1609年由威廉·克里创建。1792年，威廉·克里创建了浸礼宗传道会（BaptistMissioy），它是欧美各国，也是英国基督教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对英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影响很大。

[7]BroomhallMarshall，TheBibleindon：BritishandFy，1934，p。50。

[8]RideLiMorrison，theSdtheMan，HongKong：HongKoyPress，1957，p。45。

[9]当时大英博物馆包括今天的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

[10]英国圣经会（TheBritishandFy），又译作英国圣书公会、大英国圣经会、大英圣书会。1804年成立于伦敦，是世界上最早专门推广圣经的组织。它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圣经在东方的翻译出版，支持了基督教最早的两种圣经汉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它曾在北京、上海、沈阳、张家口、天津、汉口、广州、哈尔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11]伦敦会（LondonMissioy）是在威廉·克里影响下，于1795年在伦敦成立的跨宗派的传教组织，是基督教传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主要由英国的公理会、循道会、长老会和其他差会组成。

[12]LMSBM，30July（1804），转引自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版，第9页。

[13]Testament可译为“约”，也可译为“遗嘱”“遗命”“遗诏”。早期圣经汉译均译为“遗诏”，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逐步改译为“约”。

[14]Eriorthed。，TheBookofAThousandTongues，BeioftheTranslationandPubliofAllorPartofTheHolyScripturesihousandLanguagesahOver1100ExamplesfromtheText，heAmeriBibleSociety，1938，p。83。

[15]WilliamMiloftheFirstTeheProtestantMissiontoa，Malacca，1820，pp。89-93；ElizaA。Morrisoned。，MemoirsoftheLifeandLaboursofRobertMorrison，London：Longman，reenandLongmans，1839，Vol。1，pp。329-333。

[16]ElizaA。Morrisoned。，MemoirsoftheLifeandLaboursofRobertMorrison，London：Longman，reenandLongmans，1839，Vol。2，pp。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