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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用中文翻译“Deus”“God”，关系到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悠久的两种文明之间最深层的对话，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再定位，充满了文化交流和宗教同化和再生。有关“Deus”“God”的汉文译名的争议史和接受史，记录了《圣经》如何跨越传统社会地理的边界，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概念世界，与相异的宗教文本与身份相互作用的历史。它包含了文化的可译性问题，以及“将一种语言与文化的概念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时必然遇到的理解问题。这个转化的过程“涉及原有的概念会在接受语言中被原样保留还是将有所变化，如果变了，怎样变”的问题。

《圣经》的文本本身就预定了基督宗教的唯一尊神的名称不可能是唯一的。学者研究成果表明，传统上被认为浑然一体的《圣经》文本，本身就反映了各种文化对于神明的参差多端的理解和命名。圣经翻译者的一神论背景，使他们强烈地用其自身的文化世界中的“对等的”或“想象的”词汇来翻译圣经。

近代翻译大家严复最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观，将对“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人类历史上所有翻译中的“信”的追求，都基于对不同文化之间“可译性”的认同。其实，语言之间的“互译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是“虚拟对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译”，且并非能够一次性完成的。[73]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扩展了中国文化的概念空间。在这个扩展概念和文化再创造的过程中，转借原词并赋予新意，是近代文化转型过程很常见的现象。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译者重新阐释固有的词汇，再生出中国式的新概念和新理念，力图创造出基督宗教概念的中西语言对等，创造出基督宗教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从中文语境上看，在长达三百年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上帝”译名同样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上帝”一词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逐渐地被基督教化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内涵。当我们今天说到“上帝”时，想到的都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传统蕴含了关于“上帝”的悠久文献历史和口头传说，为圣经中的上帝赋予中文名字，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翻译的维度。

“Deus”“God”的译介和接受过程是欧洲和中国语言文化之间观念和概念的可译性探讨的最佳实例。它也体现了外来观念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译源语本身具有的近现代意义以及新内涵自身所具备的强势地位，为转型社会带来的强大社会影响力。它为传统社会的急迫吸纳提供了思想和概念激励的想象空间，再生了宗教本身以外的意义。

[1]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镌刻的是“元真主阿罗诃”。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3][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页。

[4]“惟以天主行实。原于西国。流布四方。”“一惟诚心奉敬天主。无有疑二。则天主必降之以福矣。”“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今幸尊师传授天主经旨。引人为善。救拔灵魂升天堂。”“盖天地之先。本有一天主。”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明崇祯年刻本，见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册，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59、760、763、765、766页。

[5]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90—92页。

[6]EdwardJ。Malatesta，“AlessandroValignano，FanLi-An（1539-16istoftheJesuitMissionina”，ReviewofCulture，Mao。21，2ndSeries，pp。35-54，1994，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7]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1—232页。

[8]经考证，利玛窦首次使用此词的时间应该为1583年7月至8月之间。参见[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97页。

[9][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0][法]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于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页。

[11][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明刻天学初函本，见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页。文献重新标点。

[12]《天主实义》引用《孟子》23次、《尚书》18次、《论语》13次、《诗经》11次、《中庸》7次、《易经》6次、《大学》3次、《礼记》2次、《左传》2次、《老子》1次、《庄子》1次。参见马爱德编：《天主实义》附录，IndexofeseClassicalTexts，转引自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13]“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见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0页。原文无标点。

[14][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见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2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0页。

[15]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357页。

[16]MarshallBroomhall，TheBibleindon：BritishandFy，1934，p。42；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1—232页。

[17]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张家庄天主堂印书馆1937年版，第339页；IreheJewishBishopandtheeseBible：S。I。J。Schereschewsky，1831-1906，Leiden，Boston：Brill，1999，p。202。

[18]天主教内文献：“天主造世界。天主用土造了人的肉身。”见《古新圣经问答》（初刊于1862年），涂宗亮校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全能天主！我等因尔圣子耶稣救世之苦心，暨中华圣母同情之哀祷，恳求俯允尔忠仆上海徐保禄首等外虔奉圣教者。”马相伯：《求为徐上海列品诵》，见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第376页。天主教外文献：“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终形际……耶稣释略曰：耶稣，译言救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后之名也。”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初刊于163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文献重新标点。“天主堂构于西洋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崇奉天主。”吴长元：《宸垣记略》（初刊于17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文献重新标点。

[19]“21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22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藉先知所说的话：23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他的名字为厄玛奴耳，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思高译本（旧新约1968年）：《玛窦福音》第1章第21—23节，《新约》，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68年版。

[20]“此皆有之以成主已出而托先知之言道童贞将怀孕生子称名厄慢尔译言神偕我等。”白日升译本（1702年后）：《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手写稿），原文献无标点。白日升译本的“四福音书”部分为圣经福音合参本。

[21]“21其将产一子、汝名之耶稣、因其将救厥民出伊等之诸罪也。22夫此诸情得成、致验主以预知所言云。23却童身者将受孕而生子、将名之以马奴耳、即译言、神偕我等。”马士曼译本（旧新约1822年）：《使徒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印度塞兰坡1822年版。

[22]“21又其将生一子尔必名之耶稣、因其将救厥民出伊等之罪也。22夫此诸情得成致验主以先知者而前所言、云、23却童身者将受孕而生子、将名之以马奴耳、即是译言、神偕我们。”马礼逊译本（旧新约1823年）：《圣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1—23节，《救世我主耶稣新遗诏》，（马六甲）1823年版。

[23]WalterH。Medhurst，“AnInquiryintoProperMtheWtheScaredScripturesintotheeseLanguage”，eseRepository，Vol。17，July1848，pp。34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