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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方言白话圣经的意义（第1页）

七、方言白话圣经的意义

1。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和流通范围最广的方言白话作品

中国传统古白话不但已有千年历史，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等。早在宋元时代，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系统里，已经形成了文言和白话两套成熟的书面书写表达系统。但传统白话一直处于社会中下阶层需要的位置上，常常被所谓“阳春白雪”的“功名人士”认为是“下里巴人”，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白话”被作为雅文学语言文字基础的文言系统视为“鄙俗”的存在，虽然雅文学有时也吸收某些俗文学的营养，但是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逻辑形式，并不在相同的领域里并存，所需求和供应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白话的文字表达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几乎始终围绕着官话白话进行创作和使用。除官话外，其他地域性方言，如闽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等，没有出现过大篇幅的方言作品。

清末之前，小说大量使用官话白话，用非官话白话的纯粹方言来写作的则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官话撰写的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七侠五义》，用扬州话撰写的邹必显的《飞跎子传》，用苏州话撰写的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张春帆的《九尾鱼》等为数很少的几部。而这些作品，仅在对白中才使用方言。比较常见的方言作品是南方的弹词，但也并非通篇都是方言。以吴音弹词为例，它在叙述和生旦说唱部分多用书面语，只有在丑角的说唱部分才用吴语口语。因此，虽然汉语的方言发音非常复杂，但是绝大多数都处于口语状态，没有采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方言文献资料只保存在一些方言文学作品中，如方言小说、地方戏曲、民歌等。但其中的方言成分大多是不纯粹的，或者只是掺杂了一些方言词汇，或者只是人物对白使用方言。因为当时中国语言文字，无论是使用还是研究，重心都还在古代文献或书面语上。而传教士翻译的方言圣经，则是最好地保存了这些方言的作品。可以讲，有些方言圣经是这些方言为数极少的文字作品之一。

方言白话圣经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范围最广的方言白话作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白话圣经译本几乎已经蕴成了一个语言学的语料宝库。白话圣经已经构成了长篇大论、文体多种的典籍，形成了成篇都是某种方言白话口语的书籍。多种方言白话都有《圣经》译本全本，而一本圣经全本的汉字可以多达近100万字，形成了非常完整、成篇的语料。从语言的时段来讲，这些圣经译本几乎是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方言资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涉及了最大的地域范围。因其都是对圣经的翻译，语言的内容和词句语句也呈现出最大限度的相同，易于进行方言对比研究，特别是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对比研究。从写作方式来看，白话圣经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形式，如对话、叙述、诗歌、散文等，远远超过了传统方言作品的文学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传教士的圣经白话翻译，在地域上覆盖了最广的范围；在语言分类上拥有了最大比例；在出版数量也占据了中国近代史之最。

本章引用的圣经译本篇章，通篇几乎都是与口语一致的书面语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强调“言文一致”的白话语体，早在19世纪下半叶数量众多的白话圣经翻译中，就已经体现无遗。今人在研究“诗界革命”时，常常引用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作为发难之声，但却还没有注意到众多方言白话《圣经》翻译，早已经在践行着这一主张。正如朱自清指出的：“近世基督《圣经》的官话翻译，也增富了我们的语言，如五四运动后有人所指出的，《旧约》的《雅歌》尤其是美妙的诗。”[61]

2。清末白话文实践先驱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确定的成果就是白话文的胜利。它将千年来以文言文为主要书面语沟通交流方式的时代，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以白话文为主要手段的时代。由此，白话文革命性地颠覆了文言的统治地位。但此项变革并非始自“五四”时期，早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颇具声势的白话文浪潮。

我们必须承认，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中国书面文字，两者在语法、词汇、语音（由单音词为主变为以双音词为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语言的文字变化是如此巨大与重要，以至于它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标志。语言的稳定性和习惯性，使这样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变革，势必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期和酝酿期。

在“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时，中国的语言文字也被认为是落后的，是需要改革或者改良的。当时人们认为汉字汉语有两个共识性的缺点：一是汉字繁难，难识、难记、难写；二是汉语言文字分裂。清末的汉字汉语改革，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语言有着强大的保守性，深深浸透着文化和社会的传统，有着约定俗成的规范，往往只能有微小的渐变，而难以出现巨大的质变。语言一旦出现巨大的变化，往往与外部的变动有关。从唐朝的变文开始，流传下来的古代文本中出现了一种与文言文不同的另外语体的汉文。它逐渐发展为古白话，形成了古白话文本。雅士们虽然接触过这些俗文学，但却无人敢于提出文字、文学应当推倒“雅”的标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到了晚清，白话文的兴起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文言的依附或补充，也不完全为文言所排斥。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以至于出现了用白话代表文言的主张和做法。而在基督教会的翻译和实际工作中，白话则是被强调和实际运用的。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一个庞杂的运动，内容包括通过白话报、白话文学杂志、白话教科书等对白话进行广泛普及和推广。1898年后，白话报大量创刊，如《无锡白话报》《广州白话报》《白话报》《常州白话报》《京话报》《官话报》《通俗白话报》《湖南白话报》等。据统计，清末民初，出现了370种以上的白话报刊。[62]这些报刊本质上都是在进行文化普及工作，其背后的理念并不是否定文言文。它仅是为白话争一席之地，即争取书面语的合法地位。因此，它与文言报刊是互补性质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时期，就有个别学者发现了“五四”白话文与西方传教士白话文之间的联系，并指出新文学所用的语言就是以前西方传教士翻译所用的欧化白话。周作人在1920年就曾经提到：“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63]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也指出：“当时在《圣经》翻译的问题上，有许多困难问题，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华人执笔。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义；为欲符合原文的意义，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话土白，而官话土白又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64]

我们应该承认，19世纪西方人包括《圣经》在内的翻译作品，可谓率先对中国传统语言进行的变革，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同时使用三种、四种语言或至少两种语言的翻译实践者，他们对异质语言的敏锐感知、对中西语言的异同比较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身临其境的感受和兴趣，使其有可能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在整体上较为准确地把握汉语的得失，最终成为改造中国语文的先驱实践者。

而那些参与翻译圣经的传教士能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则与他们不轻视白话的态度、跨文化的经历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深入研究的林语堂在谈到白话圣经时，就认为白话圣经除了“为直接传教之用的以外，也颇有专为科学兴趣而研究的工作”。因为这些在当地中国基督徒帮助下的传教士，“能用平正的眼光、绝无轻视土话的态度，以记录土语、土腔，说起来或者比我们中国人所著的许多‘方言考’还有价值”[65]。

这种对口语、方言的正视和不轻视，与传教士的欧美语言背景有关，因为欧洲现代语言的兴起正是以恢复和重建地方性语言为努力起点的。同时，也与基督教的传教方式更重视“以口传经”，强调“听”到上帝的“话”——“福音”——有关。而这种四处布道的传教方式，很有些类似被胡适认为是“五四”白话源头之一的中国佛教的“俗讲”。[66]

正如传教士认识到的那样，那些圣经的翻译者，特别是那些翻译官话白话《圣经》的人，助长了中国近代文艺的振兴。这些人具有先见之明，相信外国所经历的文学改革，在中国也必会出现：人民日常使用的语言可以成为通用的文字，并且最能清楚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与意见。那些早日将圣经翻译成白话的人受到了许多嘲笑与揶揄，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伟大运动的先驱，而这运动在我们今日已经结了美好的果实。[67]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西人对白话的变革始终停留在语言工具的改良阶段，并没有实现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转型，这同样也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症结所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仅是白话语体文的胜利，而且是通过杂以印欧语法和词汇的白话为载体的新白话，成就了新文化、新思潮的胜利。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以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晚清时期已经开始了的“白话文运动”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传教士白话文实践——纳入研究视野，从语言学和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白话的发生和转型，将是一项大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1]黄遵宪：《日本国志》，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0页。

[2]WilliamMiloftheFirstTeheProtestantMissiontoa，Malacca，1820，pp。89-93；ElizaA。Morrisoned。，MemoirsoftheLifeandLaboursofRobertMorrison，London：Longman，reenandLongmans，1839，Vol。1，pp。329-333。

[3]ReportoftheitteeofTranslatorsoftheHighWenliVersion，ReaturyMissionaryce，HeldatShanghai，April25toMay8，1907，Shaenaryittee，1907，p。273。

[4]MissHattieNoyes，Girls’Schools，RecordsoftheGeheProtestantMissionariesofa，HeldatShanghai，May7-20，1890，Shanghai：Amer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p。223。

[5]1864年4月12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Martin）致美国长老会的信，转引自JostOliverZetzsche，TheBibleina：theHistoryoftheUnionVersioioMissioioninktAugustiaSeristitute，1999，p。140。

[6]MarshallBroomhall，TheeseEmpire：AGeneralandMissionarySurvey，Lan&Scott，1907，p。373。

[7]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p。183-192。

[8]Alexander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he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dObituaryheDeceasedwithdexes，Shanghai：Amer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67，p。34。

[9]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183。

[10]Alexander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he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dObituaryheDeceasedwithdexes，Shanghai：Amer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67，pp。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