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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外来词 丰富语言文化（第1页）

四、汉语外来词：丰富语言文化

对新词语做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许多年前，他曾概括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394]

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对其进行描述、记录、诠释，因此，一定时期的语言，尤其是词汇，常常打上了变动的时代烙印。一个新词语如何产生及如何变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新词语被赋予这种含义的原因、被接受和传播的内容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关。社会的变动“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395]。

圣经新词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由圣经版本本身的多语言背景造成的。千余年来，圣经中译涉及了多种母本。或从新约圣经的原始版本希腊文翻译，或依据旧约圣经的原始版本希伯来文翻译；或是天主教传教士依据天主教会所遵从的拉丁文译本翻译；或是景教所遵从的叙利亚文译本翻译；基督教传教士或从希伯来文翻译，或从希腊文翻译，或从英文翻译，这就自然产生出了名目繁多的译本。我们知道，同一种版本都会形成不同的译本，何况源自不同母本的翻译，自然更使圣经的中译本呈现出纷繁多种的面貌，使圣经译名呈现出多样的形式。这些传教士译者自身的母语也是多种多样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母语多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基督教传教士基本上为英语，虽然都属于印欧语系，但对圣经的中译来讲，他们的母语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

从景教到天主教，再到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所有这些具有新词语潜质的词语，千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由纷繁的译写和译名方式开始，而逐渐统一的道路，最终基本形成了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两大分类的结局。而在这两大分类中，虽然一定数量的词汇是不同的，但许多名称还是相同的。

1。沿用至今：音译人名和地名

圣经文本大量采用的是叙述性文体，其中有大量的地名，尤其以中东地区的地名为多。这些地名不但在圣经文本中出现，而且还沿用至今。例如，埃及、耶路撒冷、伯利恒、巴比伦、雅典、以色列等。文本中还有大量的人名，这些人名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也一直使用到今天。例如，约翰（约翰·肯尼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林肯）、保罗（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约瑟夫·奈）、提摩太等。这些名字也被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所沿用，如清华大学著名体育教授马约翰，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学者黄摩西，著名音乐指挥家马革顺等。这说明这些基督教名字也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寻常生活中。

圣经中众多的人名地名，基本上都采取音译的方式，而且是依据圣经文本的原文献，即希伯来文译写，而这种音译人名地名的翻译方式一直沿用至今。今天我们在采用音译方式时，也会采用“名从主人”的方式，即依据人名地名的来源语言进行音译。这点已经成为名称翻译的公论。在音译的过程中，逐渐适应汉语是以单音节、双音节为主的发展规律，音译词采取了略音的方法，即逐渐省略音节，使之更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

2。从音译向意译：汉语融合和稳定的力量

在圣经翻译的复音词再利用和创造过程中，除人名和地名外，大量含有基督宗教特殊含义的词汇都基本上采用的是意译的方式，并且比重不断增加。基督教和佛教的传入都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加速了汉语双音节词汇的发展，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

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意译的胜利也表现了汉语内在结构的稳固性：宁愿利用原有的词作为词素来创造新词，也不轻易接受音译。一个词语能否被选择，被使用，被接纳，需要人在社会环境中加以验证，也需要人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通过意译这种方式，汉语言文字在遭遇几近颠覆性的挑战时，以其包容、融化的本质特色，仍然能保持本身的语言特性，保存了以汉语为载体的汉文化。

3。意译中移译词占多数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汉语外来词上古时期以音译词为主，中古时期以来以意译为主，近代汉语的外来词则更是以意译词为主。在差异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发展的基督教，要在另一完全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充分表述与阐释，涉及语言上的适应与转移。首先，是尽量利用汉语中已有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赋予新的内涵。其次，是用已有词汇为词干，在其前、后加上词缀，构建成复合词。最后，是在没有适当的已有词汇时，依据汉字的字义及汉语的构词规则，创建新的词语。

面对大量的基督宗教概念的特殊词汇，圣经译者走过了一条从音译到意译的道路。早在唐景教文献中，音译神学词语就极为常见。到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时，有人用音译进行翻译，有人用意译进行翻译，或用音译翻译后，再进行意译的解释。这也是适合汉语言特点的道路。汉语是与印欧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是以重表意、轻表音为突出特点的超发音的语言体系。如果大量使用音译，中文文本会出现多处音译词语，多处多音节、长音节的音译词，致使中文阅读不顺畅，而且也会出现中文阅读者不能明白其含义的现象，阻隔了宗教文化在新的地区的传播，最终致使基督教无法在新的地区传播和扎根。关于译名导致的宗教传播不畅，天主教传教士应该是有深切体会和认识的。

在这条意译的道路上，译者更多采用的是移译方式，即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语，甚至包括佛教词语以基督宗教的新含义、新概念，将其基督教化。这扩大了汉语词语的含义，使其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新词语。这条道路与佛经翻译也是很相似的。

在基督教文献翻译过程中，以汉语固有构词法创制的双音节意译新词，完全取代了多音节音译词，基督教义名词所承载的西洋文化和西洋语言已基本完成汉化的过程，汉语双音节化以及汉语本身强大的生命力均在其中起着制约和修正的作用。

4。圣经词汇进入世俗社会

基督宗教既然是外来宗教，它所带来的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的思想和概念，也就带来了中国之前没有的新词语。我们对圣经新词语的产生和演变的考察，可以为作为广义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和演变，以及其影响范围和程度的广狭提供一种衡量和诠释。

圣经翻译最终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套词语系统，除各自在自己的宗教里使用外，进入中国世俗社会的基本是基督教圣经词语。这与基督教更注重利用技术进行印刷宣传有关，也与天主教的圣经翻译策略和方法有关。虽然天主教从明末就开始翻译圣经片段和撰写宗教小册子，但第一本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本天主教圣经全译本，迟至1968年才完全刊印出来。而且它最初还是在香港印刷，较大范围地传入内地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时，基督教已经基本上占领了这个外来宗教的新词语领域了。

1919年，外国传教士主导翻译的和合官话译本最终刊印了新、旧约合编本（1906年已经出版了《新约全书》），这是传教士翻译的众多圣经译本中最后的一本，也是中国基督教会沿用至今的译本。之后虽然还有华人圣经学者，如王元德、朱宝惠、吕振中等人，以一已之力投入圣经中译中，但王元德和朱宝惠的译本仅有《新约全书》，吕振中圣经全译本迟至1970年才出版。他们的圣经翻译在翻译细节、语气、流畅性，以及标点符号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而对于这些已经形成多年的圣经特殊专名，则基本沿用了以前的译法，没有什么变化。

在基督教和合官话圣经译本出版之前，多本圣经译本已经基本确定了这些专名的译法，这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中可以看出。1915年的《辞源》和1936年的《辞海》所收录的基督宗教新词语，采用的全部都是基督教的译名。这些基督宗教词语进入世俗社会，不但加强了基督教的宣传，而且对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引入“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广宣传作用。

新词语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本源语（suage）和译体语（targetlanguage）之间语际沟通实践的结果，它更是各种语言文化交流、冲撞、交融的结晶。正如刘禾所指出的：当译者在各种语际间进行翻译实践活动时，新词语的使用其实是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之间建立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equivalences），而译者“以什么样的思想权威或者知识权威的名义，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从事翻译”，就创造出不同的译词。因此，这些基于不同理论而构成的译词就出现了“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g）另一种文化表述、翻译或者诠释”的现象，特别是“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种情形尤其尖锐。[396]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6页。

[2]黄兴涛：《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卷2（初刊于1635年，明崇祯八年），见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4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页。

[4]阳玛诺：《圣经直解》卷1（初刊于1636年，明崇祯九年），见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4册，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602页。

[5]阳玛诺：《圣经直解》卷1，见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4册，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604页。

[6]白日升译本：《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手写稿）（1702—1707年，清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第6叶。大英图书馆亚非部藏，编号SolaneMS#3599。

[7]马士曼译本：《使徒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2节，1822年版。

[8]马礼逊译本：《圣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22节，《救世我主耶稣新遗诏》，1823年版。

[9]郭士立译本：《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2节，《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新加坡）坚夏书院藏板1839年版。

[10]裨治文译本：《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22节，《新约全书》，大美国圣经会1855年版。

[11]委办译本：《马太福音传》第1章第22节，《新约全书》，（香港）英华书院活板1854年版。

[12]高德译本：《马太福音传》第1章第22节，《圣经新遗诏全书》，宁波真神堂1853年版。

[13]施约瑟浅文理译本：《马太福音》第1章第22节，《新约全书》，（日本东京）秀英罕舍1898年版。

[14]和合深文理译本：《马太福音》第1章第22节，《新约圣书》，大美国圣经会1906年版。

[15]和合官话译本：《马太福音》第1章第22节，《新约圣经》，大美国圣经会1906年版。

[16]王元德译本：《马太福音》第1章第22节，《新式标点新约全书》，（青岛）中华基督教会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