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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之始（第1页）

一、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之始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按现代语言学分类，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可分为5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5个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均有圣经译本。在9个语族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孟—高棉语族、斯拉夫语族8个语族有圣经译本。在19个语支中，壮傣语支、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苗语支、西匈语支、蒙古语支、满语支、佤绷龙语支、东斯拉夫语支11个语支有圣经译本。

过去的圣经译本研究，其研究关注点都是汉文圣经译本，很少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译本。略有涉及的也是从基督教研究的角度来叙述，鲜有从民族语言文字角度的叙述和研究关注。偶有涉及民族文字圣经译本的著述，错误和纰漏则很多。本章将叙述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翻译，因北方大多数民族早有文字，如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等，传教士不曾为他们专门创制文字，因此这里暂不叙述北方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

基督教传入西南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有密切关系的。相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西南少数民族众多，但大多数都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共有21个民族使用着24种文字。[1]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和大部分土家族、畲族和仡佬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操自己的语言。有的还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景颇族、裕固族和高山族等。但只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如蒙古族、朝鲜族、藏族、满族、傣族等。

早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仅部分民族有文字，即彝族的老彝文（多种方言）和规范彝文，壮族中的方块壮文（古壮文）和芽坡歌书文字，傣族中的德宏傣文（傣那文）、西双版纳傣文（傣仂文）、金平傣文（傣端文）、傣绷文，水族中的水书，白族中的方块白文，瑶族中的方块瑶文等几种，其中以傣文最为丰富和完备。

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面对这样的情况，开始了创制文字的基础性工作。他们先后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东傈僳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拉祜文、布依文、佤文、纳西文、独龙文、哈尼文等，这些文字都是传教士根据当地民族语言的发音，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结束了拉祜、傈僳、景颇、载瓦、苗、佤、布依、哈尼、纳西等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其中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景颇文、拉祜文等至今仍有较广泛的应用。在利用拉丁字母所长的同时，传教士还利用了20世纪初期兴盛的汉语国语注音字母，修改后拼写少数民族的语言，创制了胡致中苗文、新平花腰傣文。

1。柏格里字母的创制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英国循道公会（UMission）传教士柏格里（SamuelPollard）从云南昭通率领李斯提反（李国钧）、钟焕然、王玉洁、傅正中、刘中五等汉族传教士到贵州威宁县石门坎传教，因1904年系农历龙年，故苗族称此为“龙年得道”。在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2]、张武、张约翰、王道源等人的协助下，柏格里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区做了大量的语音调查和词汇收集工作，为这一地区的苗族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该拼音文字以石门坎地区的苗语为主，约于1907年以前制订了方案，并着力进行推广，因此在川滇黔苗族中传播甚广。[3]

柏格里字母以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威宁县、赫章县一带的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为基础，用拉丁大写字母并参照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变体形成，有24个辅音字母，15个元音字母，声调则用元音字母写在辅音字母旁的不同位置来表示。

一般认为，柏格里字母在创制上，受到了1840年英国传教士埃文斯为加拿大爱斯基摩人基督徒创制的文字的启发和影响，因为柏格里字母与此字母有11个字母完全相同。柏格里字母属自创字母与其他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一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右下角。[4]在创制过程中，他们还吸收了苗族妇女服饰上某些图案和符号，改编成了苗文字母。它特别适用于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水城、紫云等县和云南的彝良、大关、永善、寻甸、楚雄等州县和昆明市近郊区等地。操这种苗语的苗族约有25万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约有5万人。

从语言分类来讲，石门坎地区的苗语属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与其他地区的苗语方言互不相通。1956年，在贵阳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根据苗语方言区的分类情况，专家们又创制了川黔滇苗文、黔东苗文、湘西苗文、滇东北苗文，分别适用于苗语川黔滇方言区、苗语黔东方言区、苗语湘西方言区、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区，均为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采用了26个字母[5]，并于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其中，滇东北苗族的拉丁字母苗文是在修正柏格里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人们一般又把“柏格里字母”称为“滇东北老苗文”。因当时教会主要在威宁县石门坎，故也有称“石门坎苗文”的。还有人把它叫作“柏格里苗文”。还有人以柏格里名字的音译，将其称为“波拉德文字”“坡拉字母苗文”等[6]。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讲，将其称为“柏格里字母”最为科学，因为它作为一种文字拼写方式，一种音素文字，除运用于苗语圣经翻译外，还运用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圣经翻译中，如彝语诺苏话和葛波话、哈尼语碧卡方言等。

柏格里字母除被用来翻译过《圣经》《赞美诗》和《颂主诗歌》（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分别采用不同的诗歌）等宗教读物外，还被用来编印过《花苗新课本》《苗文基础》《苗文原始读本》《平民夜读课本》等教材[7]，为当地民众的读书扫盲起到过很大作用。虽然这种文字一般仅在信教群众中使用，但由于这一带的苗族信教人数较多，因此还是有相当的广泛性。此外还有用柏格里字母创作或整理的苗族迁徙古歌、故事传说及苗族诗人的创作等。云南安宁县还搜集整理了滇东北《苗族芦笙组曲集》。这些资料都是用这种苗文记录、创作和整理的。

2。胡致中注音字母的创制

20世纪20年代，内地会传教士、澳大利亚人胡致中（MauriceH。Hutton，一译胡托、胡志宗）与当地的苗族教徒合作，根据贵州东南的炉山县旁海镇（现属凯里市）的苗语发音设计了另一种苗文，向黔东一带的黑苗宣传耶稣基督。他以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8]为基础，但可能因为苗语有些独特的语音是注音字母不能表达，胡致中又加入了两个新字母，来表示旁海苗语特有的声母。因此有些声母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节最少仅一个字母，最多的有四个字母，由上而下竖写，从右到左提行。早期的文字不标声调，后来声调用圆点儿表示，有的是一个点儿，有的是两个点儿，分别加于音节的四个角。[9]

人们一般称这套字母为“胡托苗文”“胡致中苗文”“注音字母苗文”，又因黔东南苗族多为黑苗，此文字又被称为“黑苗文”。不过，最科学合理的称谓应为“胡致中注音字母”。以往关于胡致中苗文的记录多有误，如称他“在凯里旁海用汉字创造了苗文”[10]，其实他用的是汉字注音字母，而非汉字。

3。框格式傈僳文（东傈僳文）的创制

傈僳族是在中国、缅甸、印度和泰国等多个国家跨界而居的少数民族，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和贵州。

傈僳族现今可分为南、北两群，南、北傈僳语也有些差异，其在中国境内的人口约有73万。北群为白傈僳和黑傈僳，主要聚居于云南西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南群主要为花傈僳，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三个区域：衣着花纹服饰的“花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部怒江州地区；穿青衣的“黑傈僳”多居住在云南西北维西、永胜、丽江地区；“黑傈僳”也有一部分居住在云南北部禄劝县、武定县一带，因其相对其他两个傈僳族居住区更偏东部，又称“东傈僳”（居住在这一带的傈僳人数很少）。

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一般认为，1913年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叔从缅甸至云南腾冲再到怒江，为基督教传入傈僳族的开始。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傈僳族未有过属于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传教士在云南创制推广的傈僳文共有两种，分别称东傈僳文和西傈僳文。傈僳族先后使用过四种文字，两种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再一种是云南维西县农民汪忍波创造的没有字母的音节符号，还有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文字。

傈僳族是我国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傈僳人信仰基督教和传统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少数信天主教和藏传佛教。

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缅甸克钦邦密支那传教时接触到傈僳族。1902年，密支那马肯村的一对傈僳族夫妇受洗，缅甸傈僳族由此开始信教。大致在20世纪初，东傈僳与滇北苗族居住在同一地区，民国初年，苗族皈依基督教时，东傈僳族也受到影响，开始接受基督教[11]。

最早来到东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是内地会（landMission）传教士、澳大利亚人王怀仁（G。E。Metcalf，一译梅怀仁，1879—1956）。他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这里。在柏格里字母的影响下，王怀仁根据云南武定、禄劝等地的傈僳方言，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框格式”傈僳族拼音文字，又称“东傈僳文”（EasterLisu），在当地的傈僳族教会中推行。[12]另一种说法是，它是以武定县滔谷村傈朴话的语音为基础创制的，使用范围不大，后来还传播到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县。框格式傈僳文字母分大小，大字母为声母，小字母为韵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面、右上角、右下角，表示不同的声调。每个音节组成一个方框格式，所以称“框格式”[13]。

4。富能仁字母的创制

由传教士创制的傈僳文还有一种，主要在云南怒江州和德宏州的傈僳族中使用，相对“东傈僳”而言，它在云南的西部，又称“西傈僳文”。因这里主要居住着花傈僳人，故又称“花傈僳文”（HwaLisu）。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还创制了新傈僳文，因此它还被称为“老傈僳文”。因其常年只在基督教会里使用，在不信教的群众中基本无人识读，故又称“圣经文字”或“上帝书”[14]。

1912—1914年，缅甸克伦族基督教传教士巴托（Rev。Bathow，又译巴托、巴多、巴夺）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改变了形状而创制了傈僳文，后经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富能仁（JamesOutramFraser，又译傅能仁、傅雷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教会里，又称其为“富能仁字母”（FraserSyllabicScript）。这是一种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由其正反、颠倒形式组成的拼音字母，组成声母、韵母，拼写傈僳语。这种文字共有40个字母，其中30个辅音大写字母（20个正写，10个反写或倒写），10个元音大写字母（5个正写，5个反写或倒写），6个声调符号（用标点符号），4个特定标点。[15]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讲，称其为“富能仁字母”最合适。传教士还用它来拼写翻译过纳西语的圣经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