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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第1页）

第二章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一生不断地对黑格尔主义的堡垒（也许卡夫卡的“城堡”是个更好的比喻）发动攻击。黑格尔主义中有某些马克思想要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他想从这个绝对体系的残骸中抢救出那些值得抢救的东西。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思想与黑格尔之间的准确关系将继续长期表现为一个谜题，并启发研究。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充满矛盾的关系。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但仅仅是“扩展”了它；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脱离了黑格尔，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表述出他自己的辩证方法，并阐明了它如何区别于黑格尔的方法，这在他的生命中是很晚的时候了。然而，在很早的时候，他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扬弃”（）的概念，以替换合题的概念，后者在黑格尔体系的建构中使正题和反题达到顶点，获得完成和静止。

我们今天的努力不是要一点一滴地追索，马克思的思想在哪里接受并扩展了黑格尔的思想，哪里又彻底地区别于它。我们倒乐意揭示纷争的要点，那个涉及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迎面碰撞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经常被忽略。那便是有关国家的问题。对黑格尔而言，至少在他成为一个国家哲学家（philosopherofthestate）的时候，国家既是凝聚社会的东西，也是社会的最高成就。没有国家，组成社会现实的元素——“等级”、行会和企业，再细分如自治政府和家庭——都会分崩离析。离开它的规章制度，就会是类似客观道德（礼仪和习俗、道德）和主观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之间的破裂。人类历史在现代符合宪法的国家中达到顶点。再没有什么在酝酿中的东西可以预期，从人类的努力中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马克思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国家不过是又一个依赖历史条件的制度。并不是国家召唤出历史条件，使之成为存在，然后通过某种形而上学的过程，给予其性质和意义。需要明确表明的是，当马克思着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彻底批判的时候，他并没有设定：制度有一个基础，它自身是上层建筑。至于黑格尔的观点，即中产阶级（以及和它紧密相连的政府官僚机构）是“普遍的”阶级，是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意识的承担者，马克思用他所能使用的最强有力的语言严厉地批判了它。

现在，不得不问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是“理论”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产生于对理论真正的核心概念的分析和超越。黑格尔体系的问题是，它使历史在当代成为终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终结”，从而麻痹了行动的希望。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是作为一个行动的人来进行思想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的长期战斗。他最初的战略是呼吁一个无产阶级的联合。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果断地挑战着当下制度的“真理”，怀疑着现存制度的内置的美德。他不能接受一种献祭（在最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使神圣化，使成为圣者）给现存政府和“法的体系”的哲学体系。现在，马克思自己相信黑格尔的体系将会成为最完美的那个哲学体系。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内在地与他对哲学的批判交织在一起。

但是这个关系并不恰好是一个迎面的碰撞。正如伽利略在笛卡尔之前出现那样，黑格尔出现于马克思之前。我们可以谈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但将这一重大转变归功于康德和康德主义会更加准确。革命存在于哪里？存在于此：首先是对黑格尔，接下来是对马克思而言，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时间。在他们之前被建构的科学和概念性思想中，空间占据主导地位。不用说，即使在最“机械的”观念中，时间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它是次要的，是被空间的维度决定的。在黑格尔那里，时间上的扩展性（“变”）成为了最重要的，占据了首要地位：人类生活存在于时间之中，是历史性的，它特有的意识是一系列变化的阶段和变动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说他的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顶点，当代的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点时，他背叛了自己最为明智的洞见。这是黑格尔的遗产，马克思将之肩负起来，并带着它走得更远。

通过马克思，变化真正成为了普遍的，因为自然和历史都被历史地理解。人以及人类的所有事情，从现在起，都被暂时性的术语所描述：工作时间被计算，职业被分解并被追溯到它们的起源，技术的改变及它们渐进的社会影响被详细地记录。马克思所谓的“哲学的”著作，始终如一地在历史的深度上追求这种分析，直到达到这样一点，即炸开哲学体系化的范畴，挑战这个已经发展完善的时代中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化。黑格尔没有能够构想出一个关于自由的体系。因此，他的知识体系是危险的。然而正是黑格尔奠定了历史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已经成为人类所有知识的基础。

虽然比在黑格尔那里更加明确，在马克思那里，时间仍然具有双重属性：它同时是增长和发展。诞生于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存在”，以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增长：它们的某些特性会稳步增长。这些特征是数量上的，因而可以测量。同时，在这些变化过程之外，性质不同的新的特征出现了。增长和发展同时并进。在它们之间有一个由辩证思想最普遍的原则（法则）所规定的联系。一个只在量上增长的“存在”很快就会变为一个怪物。然而，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同，有时甚至彼此分裂、分歧。可怕的生活形式的确存在，也不少见，它可能代表衰落和死亡的形式。而增长是量上的，可持续的；发展是质上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跳跃着前进；它预设了这些飞跃。增长易于预测，发展则不然。它可能包含不可预见的意外，包含着不能化约为先在的质和决定论预期的新性质的突然出现。历史富于新鲜的创造，劳动和艺术中的创造比我们的知识和反思所能预期的要丰富得多。

当一个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阅读黑格尔，特别是阅读其《法哲学》时，实践的概念就会出现。在他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黑格尔将之与政治社会（国家及其全体职员：政府和官僚机构）区分开来。市民社会包括类似家庭、行会和行业（“等级”）、城镇和其他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它的成员的需要被组织成一个一贯的体系，这些需要通过分工来满足。市民社会产生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并通过法律体系、“权利体系”、国家、政府和官僚组织联合为一体。

在黑格尔那里，有实践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呈现出来。因为在他的哲学—政治学的体系中，神圣天佑的国家创造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仅作为法律和政治结构的质料。黑格尔将这些元素或者条件仅仅看作“因素”，是一个更高级别的现实政府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属于它们自己的实体；他将其当作次要的东西处理。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45～1846年间与恩格斯合著）中，实践的概念被阐明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评和拒绝哲学的基本分类和概念，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实体”这一术语的哲学意义是什么？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伪装了的自然，是与人武断地分离的自然。与此类似，意识是以形而上的方式伪装起来的人类精神，是与自然武断地分离的人类精神。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对世界的解释，在革命性的实践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不再相互对立，因而都是无效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在于它的革命性特征，因而它的阶级特性并不从任何唯物主义的假设中衍生，而是出于实践特性，出于它超越思辨，从而超越哲学，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事实。在更早的思想史上就有对世界的解释，最著名的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般而言，尽管唯物主义的确是被压迫和革命的阶层，包括中产阶级的哲学，工人阶级的作用却是全新的。通过彻底地强调实践（基于工业的社会实际行为和生产；使得历史上所有人类实践的自觉成为可能），这个阶级抛弃和拒绝之前对生活的所有解释，这些解释相应于阶级斗争中过时的阶段。

因此，马克思主义（它以理论的方式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在理论层面上给予它阶级意识）并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不是一种哲学。它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根本上是历史的。它表明了知识的历史性；它在其全部历史性中，详述了人类的社会—经济的形成。

哲学不解释任何东西；它自身被历史的唯物主义所解释。哲学，是一种沉思的态度，它接受存在。它不改变世界，仅仅是对世界的解释。沉思的态度，是分工的一个更深远的后果，是一个残破的、片断性的活动。但是，真理是总体。哲学不能声称自己是至上的、总体的活动。沉思的活动所能达到的结果与经验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没有静止的绝对者，没有这样一种作为精神性的来世的事物。任何绝对的事物都是为人剥削人进行辩护的面具。哲学的抽象并没有自身的价值，没有精确的意义。真理还是具体的。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perennis）的主张，要么是没有内容的同语反复，要么是从一些历史的、可被经验证实的内容中获取的具体意义。要通过纯粹反思超越于世界之上，实际上仍然是被囚禁在纯粹的反思之中；普遍之物在实践之中奠定其基础，而实践自身就是客观的。

马克思拒绝承认存在着不同质的几类知识，比如一方面是哲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知识。对抽象的哲学思想的辩护只是说，它是对特定的科学洞见的抽象，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总结从对历史发展的研究中获得的最普遍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恢复人类思想的积极强度，这个目的就是对它自己的辩护。最初，在分工之前，在它与实践直接相连的时候，它就拥有这个强度。但是，不被时代的假象所欺骗并创造一个真正普遍的学说，这个“哲学的”决断也为它进行辩护。

这三重要求（思想应该是有效的、真实的和普遍属人的）既给哲学画上句号，也代表着它的延续，这种要求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哲学的要求。这个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中没有被全部提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其探讨的主题以及后来所著的文献所包含的争论和批判的核心处发现它。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所谓的“哲学”文本中出现。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实践通过与哲学和哲学家思辨态度的对立得到定义。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名义反对黑格尔的哲学，并没有成功超越哲学的态度。尽管他强调感性世界，但他没有看到感知能力的主体方面：塑造客体，认识客体且内在于客体的活动。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直观的客体是一个创造性活动的产品（或作品），既是感性的又是社会的。因为他忽视了实践—感性的活动，因而更加忽视了实践—批判的，也就是革命的活动。[1]与没有考虑实践的哲学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人类思维的主体方面，但仅是抽象地发展了它，而忽视了感性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费尔巴哈自己只看到了实践肮脏、乏味的一面。然而，哲学唯物主义有更严重的后果。它把人类的改变归因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影响，忘记了是人自己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教育者是不得不受教育的。因而，唯物主义理论倾向于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由此，正像唯心主义那样，唯物主义哲学不是基于组织上的理由而是基于教育的理由为国家辩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以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

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方式中，知识的诸多分支发现了它们的范围和意义。思辨哲学家们考虑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抽象的逻辑一致性，与社会活动和实践证实相脱离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社会的本质是实践——行为、行动和互动的过程。与实践相分离，理论就会徒劳地固执于错误地构想出或者不可解决的问题，陷入神秘主义和神秘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

在早期著作中，实践主要是以否定的术语来定义的：作为那些哲学忽视或舍弃了的东西，作为哲学所不是的东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规定，尽管否定的定义有助于引出对辩证思想而言本质性的和积极的东西。这个新概念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马克思对它的阐释还不足以预防某些特定的混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阐述的实践的标准，后来被解释为一种为了维护实践性而对理论的完全拒绝，被解释为对经验主义的追随和对效果的膜拜，被解释为一种实用主义。以哲学批判之名，哲学的重要性被忘记，这一事实也被忘记，即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包含着对哲学的超越。

一些作者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人类或者行为的科学，其中首先是社会学）是哲学最后一段行程上的适当的替代品。根据他们的观点，哲学的象征、洞见和概念（他们将之等价对待）将会被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史等领域的经验事实的陈述所取代。当这些思想家遇到这种情形，他们迟早都会发现自己得不偿失：他们的发现足够专门，但其意义却是片断性的和有限的；只有返回到某种“哲学化”（无论承认与否），这样的发现才能够承载深度和广度。要不然——这将是同一回事——专家们的片断性的技术将会迅速地推动哲学家们给无形式的事实堆积、技术和结果以一个思辨的统一。在实证主义和哲学主义（philosophism）、客观和主观、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将会有一场拉锯战。

其他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确发现了实践，他的发现为实现哲学家们的梦想清理出了道路，同时又使哲学变得无用。事实上，实践这一概念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注意到，实践的概念包含着诸多差别、层次、分裂和矛盾。为了分析和详述它的创造性力量，我们必须从哲学已经阐释过的普遍概念出发。

如果将实践的发现单纯地解释为对哲学的拒绝，我们不就朝一种实践哲学、实用主义或类似的什么前进了吗？也就是说，不就是朝一种从旧的意义上的哲学衍生出的，或者替代了旧哲学的另一种哲学前进了吗？

所有这些倾向都出现在当代杂乱无章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但其假设和意蕴并未得到阐明。事实上，对所有的实践目的而言，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措辞的掩盖下，采取了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态度。它完全地信赖科学和技术（自然或物理科学而不是历史和社会科学）。通过这种方式，在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掩护之下，它近乎赞同一种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实践。至于葛兰西所阐述的实践哲学，则变成了对一种特定的实践的辩护——对现代的贵族、党派的辩护。换句话说，它变成了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哲学，将哲学的声望加诸政治的实用主义之上。

至于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代了传统的哲学。无产阶级代表“总体性（totality）”——在对现存的现实的彻底否定之中理解现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