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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第2页）

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中都不能发现这样的历史意识——这在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的群体中是找不到的。它是不熟悉工人阶级的哲学家的纯粹思辨的建构。因此，它是一般批判的主体。卢卡奇用无产阶级的哲学取代了古典哲学。他的哲学将哲学权威性、表象的权力和体系化的现实托付给了一个思想者。当这个思想者成为集体的思想者，这就使得古典的体系化的风险和危险永远存在——而不只是曾经存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与葛兰西所阐述的实践哲学有着相同的缺点。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哲学还未实现之际就相信哲学已经终结——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

实践的发现废除了自律的哲学，废除了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是它仅在这一程度上朝哲学的实现前进，即一个有效的（革命性的）实践归属于过去，伴随着分工和国家，以及哲学的世界（真理世界）和非哲学的世界（现实世界）之间的对立。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出现，另一些在后来也出现了，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矛盾的发展有关——我们相信，给实践概念提供一个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集合专家或者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就当代人的经验和磨难来说明这个概念。只有对这个概念的充分说明，对其隐微的和显白的东西的充分说明，才会表明它包含着许多社会学要素——一种关于需求、对象和知识的社会学，一种关于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等等的社会学。

在对马克思的阅读中，我们认为，一些连续的步骤逐渐被整合到一个更为宽广且更加可靠的实践（政治）行动的观念中。马克思从来没有回到他对哲学的批判，也没有回到他的实践概念。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打算写一个关于辩证方法的阐述，但他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马克思的著作非但没有完成，甚至它最成熟的部分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对它的误解。

一个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详尽的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是可能的话，将包括对可观数量的文本的对比分析。我们把这个任务留给其他人，同样的还有重新界定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的任务和其他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某些混淆（即使不是完全地防止它们），同时表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怎样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留下空间的。

a。实践的概念预设了感性世界的复兴，以及作为对感性世界之关注的实践感的恢复。正如费尔巴哈所见，感性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因为它是存在（Being）的基础。感性不仅意义丰富，它还是人类的创造。人类的世界已经被人们（男人和女人）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它开始于一个原初的自然，这个原初的自然在被给予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被我们的努力改造过了——工具、语言、观念、符号。丰富的实践是可以把握的，同时也是不可穷尽的，实践感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持续的揭示，这个揭示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只需要睁开双眼，去感受实践在人类创造中的巨大范围，包括风景、城市、日用品和稀有物品（艺术品）。感性与理智的统一，自然与文化的统一，我们随处可见。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感觉变成了理论家，直接物揭示了它所涉及的中介物。感性把我们引向实践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打开了感性的丰富性。

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感性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现在被重新发现、揭示和确认了。因为在成为对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而言的另一个意识之前，一个活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对象。恰恰作为一个感性对象，它或多或少进入到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个社会关系揭示了其作为“主体”的存在，并让它锻炼它的主体性力量——活动、反思和欲望。

b。人类首先是一种需要的动物（creatureofneed）。他在很大程度上比动物更“是”需要的动物，因为几乎所有人从一出生就拥有在他们自身的身体中和直接的环境中生存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个，他们便无法存活，无论是就个人还是物种而言都一样。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需要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条件普遍地存在。在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应于某些需要，或者不创造某种需要，即使是在距文化和技术最遥远的范围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在经济生活中了。除个人需要（只能以社会的方式满足）以外，还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直接的需要和文化需要，自然的需要和人工的需要。除非对他人的需要的承认本身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需要，对他人主体性的承认才真正变成了一个人类事实（即社会的事实）。最终，除非需要的发展已经进步到了这一点，即人类共同体在其活动中需要理性，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的理性、合理性才会出现。

人这种需要的动物一旦在世界上出现（同时是个人的和历史的出现），他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虚弱的，不能保护自身。考虑到残忍的自然母亲给予它的装备是多么的简陋，人这个物种能够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把人看作一种需要的动物时，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将其当作一种特殊科学的对象来考虑呢，比如“人类学”？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包含着一个人类学的提纲，但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批判性评论。人类学（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要么倾向于将人淹没在自然之中，要么将人与自然分裂开。然而，必须被理解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关系：统一（即使是在发展的最高点，人都不能与自然分离）和斗争（人的活动从自然那里获得人类需要的满足，并在这种满足中改变和掠夺自然）。人与自然的根本性关系，或者可以合法地称为“本体论的”关系。另一方面，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变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权力将历史“本体论化”为超出自然的东西，制造一种历史哲学，从而引进人与自然的另一种分裂。

因而，就需要形成人这个物种的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就其在人的形成过程中刺激了人的活动而言，它便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使得如下概念的引入是合法的，例如需要的相对丰富和贫乏、需要的多样性、从对物的需要到对其他人的需要的转变，以及从对自然实用到人的功能的转变。

对需要的研究揭示了诸辩证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人在这一点上与动物相区分：为了获得需要的满足，他制造工具，创造作品。需要立即成为一种行动或一种活动，以及一种与自然、与他人、与对象的复杂关系。通过自己的工作，人类掌握自然并部分地占有自然。工作不是一种自然的活动，它甚至在这两种意义上是“反自然的”：作为辛苦的劳作，它要求努力和纪律，同时它既外在又内在地改造自然。工作变成了一种需要。感性在工作中发展和完善，通过工作发展和完善。当工作通过生产新产品和财富而修正需要，需要就发生改变，并且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人是从自然中出现的，但仍然不能够脱离自然。享受是缓解人对自然的根本性依赖的东西。它给不断的斗争、分离和疏远的感觉带来了片刻的轻松。因为需要是无助的标志，所以工作作为追求享乐的能力，作为成功进行这样一种行动的力量，取代了需要。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的人，就以一个不同的总体性取代了他直接的、几乎不与自然相区分的统一。他在多方都冒着毁灭的危险——异化。黑格尔关于被国家控制需要体系的理论，因为太过狭窄而必须被拒绝：它没有考虑需要的总数和对总体（即所有活动进行中的完满性和充分性，所有欲望的满足）的需求。超越有限性，超出最初给定的束缚的过程，就走向这个总的完满性。

由此，我们发现所有实践都依赖于一个双重的基础：一方面是感性，另一方面是由需要刺激起来的创造性活动，这需要又被活动所改变。这个总体现象（需要、工作、对感觉对象的感性享受）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能找到。工作是生产性的，它生产对象并为了更多工作而生产工具。但同时它又是新的需要的生产——需要的生产和生产的需要。新的需要，同时在量上和质上都反作用于生产它们的人。于是，需要逐渐发展，直到它到达最高和最深刻的形式，最微妙和最危险的形式：人类存在（presence）的欲望（和欲望的存在），权力的欲望（和欲望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以需要的增长和发展为特征（不要忘了人工性、扭曲和异化）。共产主义不过是通过实现人类需要的终极发展，通过将它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以彰显人类需要。

目标是技术取代工作，但在这个可预见的发展到达终点之前，工作必须变成一种首要的需要。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矛盾（人类的努力与减少、以致最终消灭这种努力的手段——包括机器和生产技术——之间的矛盾）格外富有刺激性。非工作是闲暇，但同时是天赋的自发性，是没有能力工作和对辛苦劳动的奖赏。需要正是完全享受的匮乏。[3]人类在从动物性的非工作进步到因为足够强大而获得了对事物的技术精通的非工作时，就已经超越了人们残酷的（和受压迫的）劳动和他们的剥削者的非工作（闲暇）。

c。工作是“需求—工作—享受”这个辩证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工作是一个实践和历史的“因素”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需要自身的规定性，而新的过程与先前的过程相互影响。工作被打碎了（分工）。生物学的、技术的（由工具决定）分工与社会分工互相影响。诸功能被划分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离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并驾齐驱。城市占据了管理职能，并且这种职能在城市框架内变得更加完善：计划、行政监督、政治取向、与其他地区族群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城市寄生在农村之上，只履行着非生产性的军事、管理和政治职能。后来，特别是在西欧，城市在生产性工作方面取代了农村；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过程，而资本主义时期又加快了这个过程。这标志着一段漫长历史发展的结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功能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突出。生产性的工作（主要是农业）在与其他职能，与那些首领、长老、武士、神父和巫师的职能的关系中被贬低。许多已经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群体在成为阶级之前，互相之间为了有限的社会剩余产品苦苦斗争。然而，特权化的职能并不能使他们从共同体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他们必须谨慎地使用它；他们必须扮演虚构的角色，为了他们的优越地位而牺牲。正在形成的国家并不允许他们草率地对待“普通人”。特别是，为了为自己辩护，特权组织在很长的时间内不得不承担创造就业、建立纪念碑、美化城市、组织庆典等义务。

在这一点上，特权阶级的一个职能（意识形态的功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最初履行这个职能的是神父，很久之后，更多专业的知识分子承担了这个职责——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在具体讨论意识形态的概念之前，我们可以仅在一个专家群体之内注意所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他们详细解释观念，并将之呈现给更大的社会。

d。我们必须区分与物理的自然相关的活动和与人类相关的活动。后者产生于分工，但“劳动”这个术语并不全然适合它们。我们说宗教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职能，而不说宗教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工作。我们不妨分别用创制（poiesis）和实践来命名这两组活动。创制将人类形式赋予感性；它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作为农民、匠人和艺术家的劳动——更一般地说，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对外在于自身和内在于自身的自然的占有。实践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时候还包括国家的功能。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实践包含创造；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仅指实用（pragmata），即社会成员实际考虑事情。

我们在此提出的区分，遵循着被认为是社会意识化身的语言的发展次序。它突出了在社会的统一体之中，人类活动的方式与自身分离和对立，构成了一种二元性。

创制，这个社会划分的结果接下来又被划分。生产劳动（农业、工艺和后来的工业）在与真正的创造性活动的关系中被贬低，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活动被单独地视为创造性的，也就是个体在生产一个作品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东西。物、产品和作品互相之间彼此区分。与此类似，在实践中（严格意义上的实践），一些活动尤其享有特权地位：中介或者中介者的活动——商人、演说家和政治领袖。

在这个宏大的过程中，工作变得与自己相冲突。它同时是个人的和社会的，分化的和整体的，质的和量的，简单的和复杂的，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混杂的和同质的。它与非工作（闲散、闲暇）相冲突。作为辩证的过程和作为内容的工作，引起了一个特殊的形式，一个被体力劳动的产品设定的形式：商品。

事实是，实践首先并且首要的是行动，是在人和自然、意识和物（按哲学家的方式将之作为两种不同的实体而分裂开，从来都不可能是不合法的）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如果这样，每一个实践都是内容，而内容创造了形式；只是因为生而矛盾的形式的缘故，内容才是内容；形式通常不能完全地解决这些矛盾，并力图将一贯性强加于内容之上。因此，每一个社会都是创造形式的社会。至于实践的发展，经过许多兴衰和戏剧性事件（其中有许多社会的消失，包括最高贵和最幸福的社会），它使一些特定的形式得以永久化和完善。我们可能会提到礼仪的形式、直接的人际关系的形式、美的形式、形式逻辑（来源于对话语的反思）、法律（支配契约和变化的规则），最后，商品（在交换普遍化的过程中产品所承担的形式）及其后果，或者说它的影响——货币。商品的形式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与自身的内容、进入它之中的劳动并不分离。作为一个物，它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一个人类产品。在与劳动和生产劳动的内在矛盾的关系中，商品同时是度量的尺度和被度量的东西。只有通过体现于它之中的劳动（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它才有价值，但反过来，劳动只有生产商品并且自身变成一个商品（作为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它最终才有价值。一旦开启它的进程，商品直到最后都带有这个内在于形式的潜力。借助于商品，不同类型的生产劳动之间的中介者——商人在实践中承担了更大的重要性。通过后者的活动，劳动被控制和驯服：货币成为了基本的东西，媒介物变得比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劳动更具本质性。

在《资本论》的前一百页，马克思表明了，一个物、一个产品是如何在特定情况下承担起一个商品的形式的。这个物分裂成两部分：在并不失去它物质的现实性和使用价值的同时，嬗变为交换价值。它经历了一次变体，借此从质的状态过渡到量的状态，从它孤立的同一性过渡到面对其他的物，从一个实在的现实过渡到一个纯粹的形式（金钱、货币）。当每个商品都能用一个普遍的等价物，即货币来进行估值时，这个形式就达到完美了。

这个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以及对其形式发展的叙述已是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看来，他经过一系列的变形追踪到的这个商品形式，拥有掩盖其本质的特殊能力，掩盖其起源于以它为生和以它来谋生的人类这一事实。这个形式被拜物教化了。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无限权力的东西出现。这个形式反作用于它自身的内容，并占据这个内容。这个物把人变成它的物，掩盖它自己的起源和诞生的秘密，也就是说，掩盖了它作为人类特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这一事实。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这种拜物教特征，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制造了现实的假象，更加有效地使“现实”（实践）模糊化，因为它们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分析必须驱散迷雾，穿透假象的面纱。这个被拜物教化的形式呈现出这样两种性质：作为一个抽象物，它变得独立自主，同时掩盖了现实的关系。我们将回过头来详细考察这一分析。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4]

换句话说，形式是欺骗性的。它会导致虚假的印象和错误的想法，即稳固性的印象、在自然（静止的）事物与社会事物（抽象的，因而是历史地形成的）之间的混淆。它将社会的整体带进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物化。

然而，这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并没有被马克思体系化为一个单独的物化理论，在某些人看来，这些观点构成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卢卡奇学派过高地估计了物化理论，将之当作一种哲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这个体系化过程中，这二者被视为同一的）。但是，这个抽象的东西，这个形式（商品、货币、资本）并不能使物化（“具体化”）的过程达到它的结论。它并不能将自己从人类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它倾向于支配、歪曲这种关系，将它改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完全作为物存在。对活跃的人类而言，并且正是由于活跃的人类，它保持为一个抽象物。因此，它所包含的是人的互相关系的一个形式性秩序。

因此，这个抽象的东西，或者说形式——物，包含了人类关系的形式秩序，即契约关系。这个形式分裂为二：一方面，我们获得商品，以及其社会的和经济的后果；另一方面，我们获得契约，以及其社会和法律的影响。这两方面的一致，被根本过程的统一性所保证。

对交换过程的经济学研究与另一种研究相匹配，即对司法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一旦为货币和商品清出了道路，一旦它们的规则在历史中出现，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法典就被颁布：例如拿破仑的《民法典》。一旦这样一个法典被正式地制定，它就提供了新社会的钥匙，使得解码资产阶级，以及发现它尚模糊不清的意义成为可能。[6]

必须谨记的是，在形式的外表之下，内容继续存在：工作和它的辩证运动（个人的和社会的、质的和量的、简单的和复杂的工作）。价值形式的理论又涉及关于分工的研究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