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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自由在以暴力实现绝对自由的道路上的沦丧（第1页）

二、部分自由在以暴力实现绝对自由的道路上的沦丧

目的使手段神圣化。但是，需要非神圣手段的目的决不是神圣的目的。

卡尔·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

（一）共产党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认为，结束“人类的前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职能是依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资本主义社会先前的发展而“赋予”无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出发推演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未来所担负的历史角色。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在经验中遇到的（处于其“错误的存在”中的——人们也可以这样说黑格尔）无产阶级，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构建物。因此，按照卢卡奇的天才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表述的）是“合理的、恰当的反应……它可以算作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的、典型的情境”②。因此，它绝对不是“单个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者全部无产者的（大众心理）意识，而是被意识到的、阶级的历史处境所具有的意义”③。

然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处境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首先在无产阶级自身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从自身出发只能获得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正如列宁和考茨基所阐述的（考茨基比列宁阐述得更早）。因为，无产阶级只能获得对现存社会范围内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的意识，而不能获得超越现实的“政治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于对全部社会关系予以革命的拒斥。这种“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治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①。按照列宁的信念，这种广泛的、全面的经验只能通过（以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的职业理论家（鼓动家等）传授给实践中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这正是‘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者注）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②

对“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理论洞见的人所构成的组织就是共产党。由于只能有一种科学、精确、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因此也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共产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独立形态。它适用于下面这种双重的辩证关系：既作为这种意识的形态，又作为这种意识的形态，因此既在它的独立性中，又在它的类别存在中从理论上得到正确的把握。”③

当然，在这里被构想为辩证的两面性的联系很快在实践中变成了片面、机械的依赖关系，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愿望等表述，都不能掩盖这一点。共产党认为只有它才拥有关于必然的、通向完满自由的历史进程的科学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它得出了绝对的、排他的领导要求。共产党人体现了“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即使在经验中没有一个无产者已经“获得”这种意识。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因此最终必然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只是理性地进行欲想，如果它遵循自己的理性意志，那么它欲想的只能是党所推进的“科学政策”。“只有党在无产阶级其他群众之前从理论上预先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以及一般后果……只有党能够保证工人阶级的自由决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样要求党的，列宁正是这样创立党的。”②

当然，如果所欲想的目标也在现实中得到实现，那么问题就只在于：是谁考虑到了现实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只有党具有关于社会历史因果联系的洞见，那么卓有成效的无产阶级政治也只能在它的领导下向前迈进了。从党及其理论领袖要求合法化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党面对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任务，这一任务并不在于维护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这是工会的任务），而是在于有计划地教育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有觉悟的先遣部队”，党应当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然而，只要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实现，党就能够利用更为通俗的方法来争取那些未经启蒙的群众的信任与追随。党不再（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中的个人一样）是无意识的工具，而是有意识地实现已然被认识的天命的机构。

这一早已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联系，并被列宁用来创立他那由俄国特殊国情的实践需要所“正名”的“新型政党”构想了。尤其在《怎么办?》（1902年）和《进一步，退两步》这两篇文章中，列宁阐述了这一构想。在列宁那里，党成为革命的精英、内战军队的领导团体，也因此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地被组织，充满了战斗力。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①。就所有的领导人原则上都是从党委（代表大会等）中选举出来的而言，“民主集中制”应当是“民主的”。与之相反，政治总路线的确定则是集中的，它由中央委员会及其行政机构（政治局以及主席）制定，对每个党员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但是现在，由于各个上级主管机关拥有相对较多的影响力，因而能够借助这种影响力向下级机关施加强大的压力；再加上承认领导的总路线也成为每场竞选的前提条件，因此，这种民主选择原则就悄悄地变成了上级“指派”（和许可）或者简单增选②的原则，而这种增选之后将被选举团体批准。

把党的意志灌输给群众是借助庞大的社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和苏维埃等）得以完成的“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即以无产阶级之名实行的党的专政——作者注）。”③所有的党员都有义务在这些“战线组织”中进行合作，并尽可能在其中赢得领导地位。因此，所有这些组织都被列宁视为党借以“接近”群众的手段。关于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几乎总是需要来自机械学领域的比喻。

作为反对派的德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的友人保尔·列维认为：“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显然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接近者’，另一部分是‘被接近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杠杆（和传送带——作者注）比喻所表明的——是援引自机械学领域的。对列宁来说，一个分裂存在的两个部分都是有能力的。”①

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在一篇发表于《新时代》的文章②中强烈地反对了这种机械论观点。

与列宁及其追随者的精英思想相对，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中第一次在所有情况下、在整个过程中都从群众的独立、直接的行动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运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拒斥这样一种直接的群众行动，因为他们把“受过科学教育”的干部政党视为领导群众的唯一合法组织，把无产阶级的一切“自发运动”——基于无产阶级看待这些运动的狭隘视野（工联主义）——批判为欠缺不足的。

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就认识到，列宁的观点必定会直接导致中央委员会的专断：“现在，俄国革命者的‘我’为所欲为，它再次把自己宣称为历史的全能驾驭者——这次是以工人社会民主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无上威严的形式出现的。在那里，勇敢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现在唯一扮演驾驭者角色的主体正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我，它绝对希望自己可以去犯错，从而亲自学习历史的辩证法。最终，我们只能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讲，在历史上，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运动所犯的失误，要比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无误性更富有成果、更富有价值。”③

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正统学说的背离之处在于，她想使经验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主体，而不是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必须先创立政党或者被预设为虚构的群众的我，从而使经验的工人借助于鼓动性计谋来进行相应的活动。罗莎·卢森堡信仰经验的无产阶级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其代表人物（党的领导人）则信仰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无产阶级。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服从那些“科学地”阐释其真正意志的人们的领导要求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由。每个无产者（在历史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在于，把自己提高到党的理论水平。在这方面，党会帮助他。②对它而言，不是匈牙利起义或者波兰自由团结工会中的无产阶级，而是意识形态家的理论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英雄。

（二）“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民主”

（1）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所以在它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的实现全民统治的要求不过是一种欺骗“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①因此，财产秩序被视为判定统治性质这一问题的唯一标准，与之相对的政治秩序（君主制、议会制共和国、法西斯专政）则只有次要的意义。所以，一切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自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只要“统治阶级”还略有余力，它就会给被压迫阶级提供民主的“虚假自由”，但是一旦出现危急时刻，它就会扔下这副“面具”，公然实行专制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再尽其所能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政治自由完全虚幻的特征。罗格·加罗蒂（Raraudy）在其博士论文中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称为热带丛林法则——自由鸡棚中的自由狐狸”②。因此，自由仅仅有益于经济的强盛，对经济上的依附者而言，自由只是“在形式上”保留着。这一表述与斯大林的论点完全契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③

选举调查、选举法和资本家对“背信弃义的工人政党”的贿赂被援引为斯大林这一论断——时至今日，它依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信条——的例证。拥有影响大众一切手段的资产阶级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操控所有的公共意见，并且把“工人阶级的”言论、集会等自由“变成空洞的声响”①。在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中，加罗蒂总是考察最可疑、最负面的内容，以便把它们拼合成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美国黑人选举权在现实中的局限性，法国的选举法和报纸垄断，以及每个国家都存在的警察压迫），而对于这些国家也有的民主的反向运动与机构组织（它们能够纠正这些内容），他却只字未提。在冗长地“证明”了议会选举的不“自由”、工人根本不可能在选举之前获得足够信息之后，议会本身的价值最终也受到了置疑：“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②“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③

顺便提一下，在青年恩格斯那里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贬低议会制的观点。在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撰写的热情洋溢的书评中，他对卡莱尔高尚的反议会制观点大为欢迎。在那里，他引用了卡莱尔的如下表述（正如恩格斯认为的，这些表述“使得我们不能抱太多期望”）:“有一种想法，一个人的自由就在于：在选举的时候他投上一票并且说，你们看，在我们的国民清谈馆中我现在也是两万分之一清谈家了……这种想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④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拥有几个政党的议会视为典型资产阶级性质的，因而受到时代制约的机构。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来说，议会将是多余无益的，并且必定会被其他更为“根本的民主主义”形式所取代。众所周知，民主的极右翼敌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把议会贬斥为“闲聊棚”①。

对议会民主制的鄙视例如造成了这样的后果：1933年前的德国共产党人不是把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其主要敌人，他们甚至把这种认识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把二者称为“孪生兄弟”。这样的评论在1956年还出现在东德的一份出版物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帮凶……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客观温和方面……这两个组织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它们不是对立两极，而是孪生兄弟。”②这种观点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两个政党与议会民主制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只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判定标准，即二者都拒斥德国共产党，但却声称代表“工人利益”。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吸取了1933年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与民主共和国相比，法西斯主义向无产阶级提供的阶级斗争的机会更少，因此，工人阶级决不能对国家形式漠不关心。”③当然，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如此的虚幻不实——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述所断言的——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尊重民主视为手段了。无疑，人们可以把这一新近获得的认识视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即便对工人阶级而言，也至少具有现实性的有限自由的间接承认。

因此在今天，共产党人经常担任资产阶级民主的辩护者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当然，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种手段，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借此而取得胜利，那么这种手段本身也就不再需要了。1956年以后，“传统”的列宁主义民主观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权利的轻视越来越遭到共产党的批判，尤其是在那些其领导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专政的共产党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它强调共产党同高效民主以及人权“难分难解”的联系。在意大利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1979年）上所做的发言中，恩里科·贝林格概述了欧洲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所做的纠正的几个基本特征。他虽然承认苏联在教育和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定，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中，由于一系列客观以及主观的原因，由于某些决策失误，由于领导方式的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呈现出了全貌，其中不乏矛盾与危机因素”①。首先，人们决不能把苏联社会视为“民主与自由的最高表现”。不过在西欧，只有一种社会适合社会主义，即“以自由、民主和多元论”为基础的社会。②与意大利一样，在西班牙、日本和法国的共产党人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为了社会主义及其建设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在充分扩大民主、扩大一切自由的情况下展开。这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决定。”③放弃具有约束力的世界观，也属于这种治疗式纠正。“共产党必须更加明确地强调，它作为这样一种政党既不贩卖信仰，也不宣传无神论。”④意大利人尤其批判教会国家，因此，他们期待“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人圣地亚哥·卡里罗（SantiagoCarillo）指出了欧洲共产主义发生转折的经验背景：“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痛苦经历以及在其他背景下见识到斯大林的蜕化变质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概念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它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而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①他在纲领方面要求：“如果社会主义想传播开来，进而变成世界经济体系……那它就必须借助有悖正统的观点来重新利用民主与自由主义的价值，重新利用为人权包括尊重少数人而进行辩护的价值。”②“在极为民主的秩序中唯一必须彻底排除的就是作为政治活动手段的恐怖主义和肢体暴力，以及对个人和群体的诽谤与污蔑。”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