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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第2页）

1。科学性原则

理论和方法要具有科学性。在现有国别风险类指数中，有的指数聚焦政治风险，有的指数重视金融风险，有的指数则结合多个维度测算综合风险。无论测度的风险维度如何选择，指标体系的设置和数据的处理都应严格基于专业的相关理论，基础数据的处理和指标的加权都应严格遵从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另外，在选取指标时，要最大限度地使用“硬数据”，即官方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相应地，要尽量减少使用“软数据”，即抽样调查数据。尽量少使用专家打分这种主观判断的方法，若主观性太强容易因个人原因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从而降低风险防范的参考价值。对于缺失的数据在补充时应充分贴近实际情况。

2。合理性原则

现有常见国家风险评价指数一般都测度四大领域（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的国别风险情况。对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而言，主要表现为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因此相关共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因素，就一定会对潜在投资风险的估计产生偏差。一个国家，即使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很好，金融条件也好，社会风险也低，但只要与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就可能使中国的投资面临较大的风险；相反，尽管有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但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么也有可能对冲掉很多其他因素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考察“一带一路”投资的国别风险，要特别重视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强度。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在其海外投资风险研究中引入了“对华关系”这一维度，包括双方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投资受阻程度、双边政治关系、双边贸易依存度、双边投资依存度以及相互的免签情况6个子指标。这区别于已有的其他国别投资风险指标体系设定，为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其中关于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的指标设定采用的是主观判断的方法，实际上是会影响到结果的客观性的，因此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投资失败占比这个指标及其数据，弥补了这部分内容在数据量化方面的不足。

3。数据的可得性与可信性原则

第一，数据的持续性。我们尽量通过公开渠道收集风险评价相关数据，主要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联合国的社会统计和文化统计、世界贸易组织的跨境贸易统计、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跨境投资数据等获得数据，这些数据均在各自官网公开发布，全球读者均可免费获取。第二，数据源的稳定性。我们上面提到的数据都会由相关国际组织定期发布，十分稳定。这些数据主要是由各国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给相关国际组织的，或者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基于相关经济体零散的权威数据整理的，均较稳定。调查类数据如果能长期获得稳定的财力支持，也会稳定发布。第三，数据的质量。前述国际组织及各经济体相关当局在编制上述统计数据时，均基于国际权威统计手册确立的统计制度、方法和最佳实践进行，原始数据源的质量一般都由政府保证，即使部分经济体的统计实践不同于其他经济体，也会明确地说明这些差异，让读者充分了解、评估并使用。

（三）“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而“一带一路”投资规模在快速增长，其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这其中包括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市场竞争风险等，非市场风险包括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疫情全球大流行风险等。一般而言，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风险和自身面临的经营风险是企业必须面对和承担的风险，而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判的国家风险。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共建国家投资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全面、系统、客观的“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使构建的“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符合跨国投资风险管理基本理论、借鉴全球相关实践的成功经验、体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同时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以及客观适用性等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双边关系风险5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建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因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东道国政局不稳、政策法规发生重大改变等导致海外投资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对于企业海外投资来说，东道国政治状况是否稳定、政府治理效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的安全与效益。而政治治理风险相对比较复杂，对其预测的难度很大。世界银行跨国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GuaranteeA-gency，MIGA）在2009年的报告中指出，广义的政治风险是指跨国企业经营因东道国或母国的政治力量发生重大改变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或因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受损的情况。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来说，政治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之一，一旦发生，企业遭受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一般而言，政治风险包括领导人乃至政权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国家政策发生无法预料的重大改变等。一个国家的政治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海外投资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控和预警系统，尽可能早地发现政治风险前兆，争取主动，跟踪东道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化趋势，在政治风险发生前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较为权威的政治风险评价体系是由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RiskServiceGrr中的政治风险指数，王海军、孟醒和董有德、张艳辉等、赵青和张华容等人①的相关研究都运用了该评价体系。我们这项研究也参考了ICRG指标库，选择对“一带一路”投资可能有较大的影响且相互独立的指标，如政府稳定性（Goverability）、外部冲突（Externalflict）、腐败控制（trol）、民主问责（Democratitability）、官僚质量（BureaucracyQuality）5个二级指标，而反映政府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政府内部的分化程度、立法权威性、大众支持程度，这是对东道国当届政府执行其政策的能力和继续执政可能性的评估，得分越高，表示这个国家的政府稳定性越强，风险越低。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的外商投资活动蒙受的经济损失。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海外投资的基础，也是决定海外投资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如果东道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海外投资经济利益波动就小；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或下滑的情况，就会直接给海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经济风险在所有国家风险因素中是最为客观且直接的，可以从相关经济指标数据中得到及时监控，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等，因此相对来说比较便于预测。我们选择人均GDP、GDP增速、年通货膨胀率、预算余额①占GDP的比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5个指标分别反映“一带一路”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政府收支、国际收支等水平，以监测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质量。

3。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反映的是东道国金融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国家偿债能力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本项研究选择汇率波动以说明东道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用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外债还本付息总额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重、经常账户余额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重以及外汇储备（含黄金）可支付进口的月份数4个指标测度东道国的国际收支余额及其外汇储备在偿还外国债务方面的能力。东道国的金融状况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直接影响海外投资投向及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

4。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由于社会稳定方面出现问题而给“一带一路”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外资企业在一个国家投资需要一个安全、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保障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我们选择国内社会冲突、法律制度稳定、对外国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营商环境5个指标测度东道国的社会安全程度。第一，国内社会冲突指标反映的是东道国内部存在的内战或者政变威胁、恐怖主义倾向、民间动乱等方面的可能性。通过估计其对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或潜在影响得到风险得分，这部分数据参考ICRG数据库提供的历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得分情况。第二，法律制度稳定指标衡量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遵守程度和信心，尤其是契约执行、产权、警察和法院质量，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这些也属于社会风险的内容中直接影响投资效益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GI数据库。第三，考虑到跨国投资受到东道国对外国资本和人员流动的政策影响，为评估这种风险，我们引入东道国对外国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情况进行分析。

第四，跨国投资项目建设必然涉及当地劳工问题，而劳工风险也一直是近些年居高不下的投资风险之一，因此我们选择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管制作为风险指标进行分析。第五，外商企业进入东道国过程中必然要考虑营商环境问题，世界银行在2001年就成立了doingbusiness研究小组，负责测算各国的营商环境水平，主要涵盖企业生命周期的10个领域——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可以比较好地体现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营商便利度水平。需要说明的是，世界银行在不同年份所采用的测算方法及选择的指标存在一些差异，因此直接估计得分不具有跨年度可比性，而自2003年以来世界银行测度的190个国家的样本未变，我们通过这些国家的相对位次排名来分析其营商环境的水平。

5。双边关系风险

“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是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度就很重要，包括外交关系、经济贸易关系、金融合作关系等。我们选择了5个指标来分析双边关系，即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s）、东道国对华限制情况、贸易依存度、投资依存度、是否对中国免签5个方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选择的双边关系指标，主要是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海外投资风险评级报告》，但是其在“对华关系”指标中所涉及的两个主观变量，即“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使用的都是德尔菲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很容易引起偏差，因此我们参考相关文件后选择“对华限制”这一因素，通过获得相关数据进行客观分析，力争反映出东道国与中国的实际关系情况。

近些年来，有的国家对华歧视性限制频现，因此中国企业承受了比较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国际政治竞争加剧，我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屡受歧视性打压。对于这些趋于频繁的针对中国投资的特别政治干扰或限制，我们称其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对华限制”因素。中海油、五矿集团、华为、中航通飞等许多中国企业都在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投资中因涉及国家安全遭受审查，有的投资项目被“否决”，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带有歧视性打压色彩的“对华限制”。对华限制往往体现在对华投资的严厉审查、质疑或否决方面，这样的特别措施往往也体现了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不信任并设法加以限制，因此我们从一些国家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否决”的情况入手，设立对华限制指标。美国传统基金会自2005年起就详细记录了中国OFDI的失败交易的详细清单和交易宗数。基于这一指标构建的思路，我们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失败交易情况计算出各国对华限制因素的情况，计算公式如下：RC;=1-（Trb;-Trbslom）

其中，Trb;为中国对i国投资失败宗数与在i国总交易宗数比，Trbg为中国在全球投资失败宗数与在全球总交易宗数比。由于统计资料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参考了孟凡臣和蒋帆①的处理方法：对于中国对部分国家投资只有1宗交易且失败的，以保守估计的做法使用除此情况外最高的失败率来代替；对于部分国家没有投资交易记录的，使用全球平均问题交易率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