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卡尔马克思1（第2页）

如果说总体的人指的是没有因为劳动分工的需要而失去某些技能的人，那么这一概念是对工业社会限制个人的条件既明白又充满对人的同情的抗议。确实，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使大多数人不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但是这种稍带一点浪漫色彩的抗议似乎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太相符的。很难设想，一个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资本主义社会，除非这个社会十分富裕，并最终解决了贫困问题，能够把每个人培养得可以从事所有的职业，能够使一个工业社会在个人非专业化的情况下得以运转。

因此，人们就设法在另外一个方向找出一种不太浪漫的解释。总体的人不可能是什么都会干的人，而是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属性，能完成人的定义范围内的活动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概念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人本质上是劳动的生物。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进行劳动，人就失去了人性，原因是他已不再在适当的条件下从事构成人性的活动。确实，在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中，尤其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曾经对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作过批判。

这里，我们遇到了“异化”这一概念。今天异化一词已成为大部分对马克思解释的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异化了的。为了使人能成为人，应当克服这种异化。

马克思有三个不同的词常常被译成“异化”。然而这三个德文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这三个词是Entausserung，Verausserufremdung。只有最后一个词与法文中的“异化”一词意义相近。这最后一个词从词源上来说是“变得使自己对自己感到陌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和在某些社会中，由于人类条件的缘故，人变得自己对自己感到陌生，以致在自己的活动和劳动中认不出自己了。

异化这一概念显然是来自黑格尔哲学，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黑格尔思想中的异化一词是出于哲学或形而上学上考虑的。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在自己的活动中异化的。它建立了理智和社会的大厦并在自身以外显示出来。理性史即人类史，就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异化史。异化结束后，理性将重新掌握自己的全部业绩，掌握自己的过去，并自觉掌握这所有的一切。在马克思主义中，包括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异化的过程并不表明一个哲学上或形而上学上不可避免的过程，而表明一个社会学上的过程。人类或社会经由这个过程建立各种集体组织并消失在其中。

从社会学角度解释的这种异化是对目前社会秩序所作的历史学上的、道德学上的和社会学上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异化的，人消失在集体之中，而这种异化的根源乃是经济的异化。

经济异化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次批判大体上相对应。第一次异化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第二次则可归因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异化表现为劳动这一决定人类本性的人类基本活动失去了人性的特点，因为它对于雇佣工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劳动已不表明人的存在，而退化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

企业主也异化了，因为他们掌握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真正需要，而是把商品带到市场上去谋求利润。企业主受竞争中的各种偶然性的支配，成了不可预见的市场的奴隶。他们剥削工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没有人性可言，为一种不知其名的工具异化了。

不管人们如何解释这种经济异化，我认为其中心思想还是相当明确的。在马克思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批判在成为一种严格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之前，原来是一种哲学和道德学上的批判。

因此，人们可以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来叙述，因为他在晚年时曾想成为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但他是从哲学的命题出发，作社会和经济批判的。人的普遍性、总体的人、异化等哲学命题为他成熟时期作品中的社会学分析明确了方向并使之具有生命力。成熟时期的社会学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青年时期的哲学上的直观或者相反完全取代了这种哲学上的直观？这里就有一个尚未涉及的解释问题。

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肯定把这些哲学命题保留在不显要的地位上。他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分析在一个受自发规律支配的制度下无法支配自己生存的个人和集体的异化。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就是在哲学上和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为人限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不管阿尔都塞是什么看法，我是赞同通常的解释的。

此外，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变化的分析当然就是通过历史对人类的变化以及人类本性的变化的分析。他期待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能使这一哲学思想得以实现。

但是资本主义以后的革命应当实现的总体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因为马克思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相互略有矛盾的论点。按照一个论点的说法，人是在劳动中实现其人性的。劳动的解放将标志着社会的人性化。但在别的地方却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人在劳动之外才真正自由。这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只有在充分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从事劳动以外的其他事情时才能实现人性。

当然，人们可以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说社会的彻底人性化首先要求人在劳动中的条件人性化，同时劳动时间应当充分缩短，使人有时间阅读柏拉图的作品。

从哲学上来说，还有一个难题：决定人类本身并使社会有助于实现这种哲学观点而应当充分发展的基本活动是什么？如果不对人类的基本活动加以确定，人们就有重新回到性质十分含混的总体的人这一概念上去的危险。社会应当使所有的人都有施展各自全部才干的可能，这一主张体现了社会理想的完美定义，但要把它变成具体和明确的纲领却并不容易。此外，要把所有的人不能施展他们的才干完全归咎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是困难的。

换句话说，在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引起的人的异化和在革命之后才能实现的总体的人之间似乎极不协调。简单地用一种所有制形式取代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怎么能把对现社会的批判与实现总体的人的希望协调起来？

这里人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学既是伟大的但又是含混不清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但它也希望成为一种哲学。

除了上述这些思想外，还有其他许多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的地方，致使人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多种解释。

其中一个模糊之处是属于哲学上的，它涉及历史规律的性质问题。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是以超个人的清晰可见的变化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资本主义由于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自行消灭。然而这种历史总规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一种解释是我称之为客观主义的解释。对历史性矛盾的这种解释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和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它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线索相适应的。马克思从混杂的史实中找出了历史变化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基本资料，但并没有把各种事件的细枝末节包含在这一观点之内。

这种解释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资本主义消亡和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就将是事先已经为人所知的，并且已经肯定的了，只是时间和方式尚未确定罢了。

“资本主义将因其矛盾而消亡，不过人们不知道它将在何时和怎样消亡”这种预测显然不能令人满意。预测一个重大事件但却不能预见其日期及形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或者那样的历史规律至少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法。这种解释乃是今天苏维埃世界的正统解释方法。苏维埃世界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将由一个更为进步的，即苏维埃社会所代替，但同时却承认这一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的日期还未可知，承认这场预料中的灾难的方式尚未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政治事件上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可以诚心诚意地宣称共处是可能的。对于苏维埃制度来说，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终究是会自行消亡的。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法是辩证的解释方法。这种辩证的方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辩证方法，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辩证方法。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既来源于历史世界和设想这一世界的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来源于历史现实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双重相互作用可以避免在解释重大的历史线索时的不足。因为人们在辩证地解释历史运动时可以不必放弃各种事件的细节，因而能够如实、具体地了解各种事件的本末。

因此，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持有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如：人在私有制经济中由私有制经济所引起的异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导作用等。但是这几位著作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出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律，甚至也没有想要引出变化的重大线索。这些概念只是了解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把各种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地位联系起来，而又无须一本正经地谈什么决定论的必要工具。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和卢卡奇等整个马克思主义派对这种辩证的观点众说纷纭。这种辩证的观点在哲学上较为令人满意，但也有它的困难之处。

主要的困难在于不易找出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在资本主义消亡后非对抗性社会的到来。用主体和客体、现实中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辩证的解释一定会得出这两个基本观点。那么全面的、完整的和最恰当的解释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如果每一个历史主体都根据自己的地位来设想历史，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的解释是最恰当的？这种解释为什么是全面的？

援引历史规律的客观主义观点，还有必然要宣告一个既无日期又不确切的事件这一主要困难。辩证的解释则既无法说明革命的必然性，又无法说明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的非对抗性，也不能说明历史解释的整个性质。

第二个模糊不清之处是人们称之为革命的绝对必要性。马克思思想自以为是科学的，然而它却似乎包含着绝对必要性，因为它把革命行动视作历史分析的唯一合理结果。像上面一样，人们可以用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这个提法归纳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究竟应该用康德的事实和价值、科学规律和道德必要性这种二元论呢，还是用黑格尔传统的一元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身后的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学派：康德派和黑格尔派。黑格尔派人数比康德派为多。康德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梅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后者与其说是黑格尔派不如说是康德派，是一个很特殊的康德派。康德派认为人们无法从事实推论到价值，从对实际的判断推论到道德的必然性，因而不能用对历史的如实解释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正确性。马克思如实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决定，然而大部分马克思的解释者都还是想继续留在一元论的传统上。了解历史的主体本身就是受历史制约的。社会主义或非对抗性社会必然会从目前的对抗性社会中脱胎而出，因为辩证法必然会使历史的解释者们从评价现存的东西转而寄希望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

有些解释者如L。戈德曼等，则走得更远。他们说在历史上零星的观察是没有的，全面的历史观是与某种态度有关的。人们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愿望才从资本主义中看出它的矛盾性。对现实的态度和对现实的观察这两者是无法分离的。这倒不是因为对现实的态度是武断的，是从一种其正确性尚未被证实的决定中得出的，而是按照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我们每个人的思路和解释方法都是从历史的现实中得出的。解释来自对客体的接触。这种客体不是一种消极地被认识的，而是既被认识又被否定的客体。否定客体表明了人们希望有另一种制度。

于是就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科学上是有效的——与人们赞同社会主义的决定割裂开来的倾向；另一种则相反，它要把历史的解释与政治的愿望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