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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1（第1页）

卡尔·马克思[1]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既是对人类生活的解释，也是对自然的说明。它解释了人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因为它的前提是认为不可能完全地、一劳永逸地解释事物，而只能解释事物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对现在所作的决定性说明主要体现于其经济著作中，即体现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对过去和未来，或对社会进化的解释，则见于马克思有关历史理论以及历史与某种形而上学概念的关系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包括其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学说——分别论述现在社会和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

读者可能不明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否等同于对现代社会（暂且不管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想法是，经济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因此，把握现代经济的真理就是从根本上理解现代社会。但读者可能还不明白，对社会的充分解释是否等同于对人类生活的充分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二者是一致的，前提是对社会要加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解释。它宣称发现经济是社会的从而也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对现在，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其劳动价值论为根据的。他对过去向未来的转变，即对历史的解释，则依据其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因此，我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介绍，就内容而言，将包括这样几方面：（1）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及经济条件优先论；（2）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3）辩证唯物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

下面所述内容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但不要忘记，从1844年之后马克思便有了其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后者谦虚又不失公正地宣称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天才，虽然他自己对此也有所贡献。所以我们不准备将恩格斯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区分开来，即使这一区分是可能的。

一、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一再强调，对人的研究必须关心“真正”的人，而不是想象的、所希望的或所信奉的人。马克思旨在说明，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是某种为人所愿望的善的观念，也不是原始朴素的“自然”人的重建，而毋宁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到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首先是活的有机体，他需要吃、穿、住、行等等，而且不得不去寻求或生产自己需要的物品。人可能曾经依靠他们简单采集到的资料而生活，但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被迫生产他们的必需品，并从此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的独有标志不是理性、政治生活或语言能力，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有意识的生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学说确有含混之处，因为他同意人兽之别在于人在其劳动之前就已计划或设想了劳动的结果，而蜜蜂或昆虫的劳作则只凭本能。换句话说，只有人的生产以理性的目的为特征，人的生产因此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理性动物的行为。由此看来，更准确的主张似乎应是这样的，即人的独有特征是理性而不是生产性；但马克思没这样说，因为这一主张的意义会干扰他的唯物主义，后者坚持论证人的理性或“意识”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依据的是这一信念，即正是人的需要的压力最初迫使人提高为人，然后继续迫使他前进和提高；人的理性的内容必然取决于外在于理性的条件，即严格的物质条件。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条件以何种方式决定生活和思想呢？他首先注意到，在每一时代人们都遇有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力体现于诸如牲畜、工具、机器之类的对象中，人们运用生产力也就是使用这些对象。但生产力——例如纯粹的技术——迫使人及其制度来适应技术的要求。例如，游牧民族一旦获得蒸汽动力和通过机械制造的农业工具，他们就会被迫放弃游牧生活并转而采取由工厂生产所决定的定居习惯、劳动分工、贸易惯例和财产制度，同时也会被迫采用与农业相关的惯例和制度。就一般意义而言，这种情况的真实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古代希腊人都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然而，如上所述，这并不足以表明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一再宣称，一定的生产力都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诸如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举例来说，根据封建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利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之间以相互的责任相联系，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主和雇员，诚如这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是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相互之间不负任何义务，只有付钱才使他们联系起来。每一种这样的生产方式都伴随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其结果。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P。V。安年柯夫的信中简要阐明了这一观点：“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形式？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是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社会形式的吗？绝不是。处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人们就会有一定的商业和消费形式。在生产、商业和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就会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有一定的政治条件，后者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官方表述。”在《哲学的贫困》中，他用更凝练的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而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

生产条件决定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关系，后者不是指抽象的财产定义，而是指在特定状况下有人拥有财产，有人则被剥夺了财产。在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占有土地并拥有其他财产权，而农奴则没有任何财产。在其他社会制度中情况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拥有和聚集财产，雇员则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他们一无所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学说直接与马克思的下述信念相联系，即生产条件决定收入分配和产品消费。生产条件还决定交换：例如，如果生产围绕共同占有土地而加以组织，便不会有农产品的交换而只有共享。其结果便是，货币不再根据生产方式而使用：对这样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生活来说，通常意义的货币便失去了其实质意义。

马克思因此断言，将消费、分配、交换、货币等等视为抽象的、不变的、不可缺少的或有效的永恒范畴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这些纯粹历史的现象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范畴，认为它们具有客观的、本质的和“自然的”特征——因为它们永远存在，所以才能一劳永逸地被理解。不仅这些“范畴”是历史的产物，而且这些范畴的科学即经济学本身也不过是历史的或暂时的，因为它错把暂时的东西误认为永恒的真理，以为它自身是由本性不变的规律构成的。马克思谴责了埃德蒙特·柏克，并通过谴责柏克而谴责了所有经济学家，因为柏克宣称“商业法……是自然法，因此是上帝的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科学的“范畴”（工资、利润、交换等等）都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践，经济学采用了这些范畴而没有认识到它们根源于历史条件。由于未把其素材看作是历史的和必然灭亡的，当其素材灭亡时经济学自身自然要宣告破产。

马克思有关理论依赖生产的历史条件的学说并不限于经济理论。他断言所有道德、哲学、宗教、政治都是人们生存条件的产物，而人的生存条件或人为的环境是生产方式的表现。相反的观点认为人有独立的智能，人是根据这一智能造就制度和形成信念的。这种观点被斥之为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用来指主张思想有独立地位的学说。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至多只是断言生产条件决定人的生活的具体特征，后者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更实在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它没谈到建立于迄今所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实际的上层建筑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不过这样的判断是内含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中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所有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一特点也必然影响到所有相应社会：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相反，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是占有者，而多数人不得不出让自己，即出让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转让），以便接近生产工具，达到谋生的目的。因此，在以往的全部历史中，生产活动造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依赖。大众被剥夺了成为自由和自尊的人的机会，因为他们始终被迫处于卑躬屈膝的依附者——奴隶、农奴或无产者——的地位，而他们所服从的人虽然像他们一样属于公民或国民，却可以通过切断他们与生产资料的联系而任意剥夺他们的生活。这种奴隶般的依附地位所必然造成的非人化，由于剥削者强加于多数人之上的贫困而进一步加剧。

更进一步而言，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马克思所谓“自然”的特点，因为人的某些自然差别（体质、能力等等）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分工，由此所确定的生产关系是强加的或非自愿的，因而就其不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言它是自然的。所有这样的分工的原型是男女在繁衍种族过程中的职能划分。这种划分后来发展为实行于家庭中的更普遍的劳动分工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日趋复杂、精细，特殊的职业相应被严格限定。由于人被生产条件迫使成为牧人、钳工或提琴手，他们被剥夺了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人成了残缺不全的人，愚蠢荒唐的劳动分工妨碍人成为完整的人，因为对完整的人来说劳动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的源泉。

当这种分裂在个人身上发生的同时，同样的过程也产生于人们之间。织布工与面包师作对，农人与商人竞争，城里人对抗乡下人，体力劳动者反对脑力劳动者，整个社会因此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战场就是物质利益，它是人们之间进行斗争的前提条件，而斗争则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最终，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方是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另一方是利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多数人。

社会生活的分裂集中体现为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使用的德语词是burgerlicheGesellschaft，可译为市民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人的生活的完整性的破坏是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分裂的结果：“在政治国家获得真正发展的地方，个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和尘世的生活，一种生活存于政治共同体，他在其中算作是该共同体的成员，而一种生活存于资产阶级社会，他在其中作为私人而活动，视他人为工具，也将自己降低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对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个人主义的飞地，与共同体对抗的私人王国，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的政治社会中，共同体只能找到其腐败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远不是政治社会的同义语，它是政治社会的次政治的同类物，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对等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甚至是“市场”。市民社会是这样一个层次的共同生活，其本质特点是人的自我确证，人与他人相对抗，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拥有不可转让、不可削弱的权利。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虽被洛克一类的思想家视为人的自由和人性的保证，但却遭到了马克思的拒斥，因为他认为维护这些权利就是维护人的非人化。马克思对西方立宪主义之主要原则的战争切不可误以为只是小规模的战斗。

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所有共同利益的全面否定显然都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就由一切人参与并为了一切人而言，生产是社会的活动，但如果生产制度是自私的、个别的、因而是反社会的，那么生产就不可能人道地、合理地进行。

迄今存在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制度造成了人自身以及人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如何使分裂的社会不致分崩离析？或更确切地说，如何防止多数人摆脱少数人的强制？根据马克思，国家政权是少数压迫者所发明的力量，目的在于将多数人控制在秩序之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社会分化的必然产物，而社会分化又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产生与多数人无关。马克思承认，所有的阶级共同维护了政府，因为他们尊敬和服从政府及其强制力；但这不过是说，由于物质条件的不完善，人们被迫在自身之上设立自己的暴君，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反对物。

马克思相信，只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处于受压抑、屈从于需要和服从他人的状况，他们就不能过完全的人的生活；因为充分的人性需要摆脱各种束缚而获得彻底的解放。如果说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过“自然状态”一词，那他也是以此来指人不能完全统治自然的状态，即同自由相反的状态。只要人处于受束缚的境地，像处于政府和“市民社会”的统治下那样，他们就会被迫通过他们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促进他们自己的非人化。

在结束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概括介绍以前，我们有必要对以上所述加以解释，同时说明马克思何以把需要的状态和共同存在的政治社会状态看作是人类的奴役或他所谓的异化状态。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点，就不可能充分评价马克思的全部政治哲学。

还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知道，马克思首先注意到，人是需要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依赖外物，比如自然，也依赖有助于满足其需要的他人。但除了是需要的存在物以外，人也是马克思所谓的类的存在物或社会的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必然与他人同生共存，而且还意味着除了与他人相互作用以外人不可能实现人的潜能。人知道其同类构成一个整体，他是其中的部分，他因此以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方式在思想上与同类联系起来，这也是马克思有关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相当冗长的概念的一部分。不管怎样，马克思认为，在以往所有的历史中，人的本质活动即生产都是在下述制度下进行的，即它们迫使人们视他人和自然自身为异己物、对象和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生产劳动自身因其借以进行的条件而始终被认为是痛苦的需要。因此人的环境及其同类成了掠夺的对象，活动的人本身，即他们的本质的生命活动，成了达到目的的单纯工具和手段而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因为人的活动本身具备内在价值的前提是人成为完善的、自身同一的人，或克服他与自然、自身及其劳动成果的“疏远”。马克思的宏大论点是：直到每个人都融入人类的整体中，并且从事生产只因为生产是人的能力的释放和培养，而不是因为生产是直接或通过剥削他人的交换来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的时候，人才会获得完全的自由，人、社会和自然的最终统一才会实现。到那时，人将会恢复自己的本性，不再彼此当作对象来对待，不再与同类相冲突，甚至不再视自然为获利的源泉，而是视之为美丽壮观的审美对象。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将使人类生活奠定在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上。人至今生活于市民社会，即生活于以自私利益为生活原则的制度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要以人类普遍的兄弟关系来取代所有的市民社会及其替代物。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主张考虑经验的人开始，却自相矛盾地以没有经验根据或先例的社会处方而告终。

如上所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在于，它认为它借以说明经济生活的“范畴”，如价格、工资、成本、利润、资本等等，都是超历史的，或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经济生活的永恒要素。现在通常把经济学定义为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分配有限资源的科学，与以往的经济学观念相比，这一经济学定义更应该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一定义意味着，存在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文明和技术阶段上都面临的经济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真正的或虚假的市场以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造成一定的平衡——一个类似于物理学定律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并不仅仅是否认经济学家们精确地描述了自由企业，而且否认对一个特殊经济制度的描述是对经济生活的本质的永恒真实的描述。马克思内容广泛的学说之一就是认为，没有永恒的本质，所以没有永恒的真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掺杂有关于一切事物的本性的理论；其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受制于一个普遍的框架或“体系”，即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事物既没有本质也没有固定的存在，它们是历史或过程。根据这个公式，生成变化取代了存在。

虽说表达形式不同，但马克思实际上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那种认为存有不变的、完成了的“事物”或“对象”的观点斥之为“形而上学的”。他断言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因此，种类都永远处于发展演变之中，而个体则有产生、成长和死亡。无生命的事物被自然过程所产生，然后销蚀、风化或腐烂，就其实质而言，它们与生物一样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此外，每一事物都由它与其他事物所处的关系所构成，并受这种关系的影响。例如，一个身为奴隶的人之所以是奴隶，只是因为他与其对立面即主人的关系。奴隶的性质仅根据其自身是不能被理解的，就像没有“雇主”就不可能理解“雇员”一样。还有，矛盾因素被引进了完全静止的、与其他事物无关的不变事物的构造中：一条曲线，哪儿都是弯的，但无限分割的两点之间却是直的。这个矛盾的最好例子不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由德谟克利特给出的：“以与底平行的平面切割锥体，试想截得的表面，它们相等还是不相等？”轻而易举的答案是“两者”既相等又不相等。

更进一步说，两类事物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因为处于类的边缘上的个体既属于这一类也属于另一类（“植物动物”和“敏感的植物”）；甚至生命自身也不完全有别于非生命。从生到死的转变不是瞬间发生的（例如，指甲和头发“死”后继续生长），生命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生命离不开不断的死亡。不用说，如果生与死决不可分，那就不可能分得清活物和死物，或者说生命就意味着假定了死亡，甚至需要死亡：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生作为一个过程不单纯是生，它必须而且同时也是死。作为过程存在的生命是一个矛盾：生命既是生命也是死亡。其他“事物”莫不如此。

马克思像赫拉克利特一样断言，一切事物都处于流变之中，而所有的流变都是运动。要理解所有事物的特征，有必要把握运动的普遍规律，即支配自然、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规律。这个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本质矛盾的学说。从埃利亚学派的芝诺开始，便有了运动不可能的“证明”：每一运动物体在每一瞬间处于且只处于某一位置——这是静止的定义。运动因此是静止也不是静止。依次类推，所有事物都既是瞬间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因此事物是自相矛盾的。

矛盾对于发展即历史的变化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一旦变化被等同于物理运动的话。事物之中两个相互对立的要素构成矛盾，矛盾则促使事物发生变化。考虑一下恩格斯提供的例子：一粒谷被播下，它作为谷粒消亡了，而植株成长起来。当植株发展到自身灭亡时，产生了许多与当初播下的那颗谷粒相同的谷粒。作为种子的谷粒是肯定（或“正题”），植株是否定（或“反题”），作为结果的许多谷粒是否定的否定（或“合题”）。让我们再考虑一个例子：任选一代数a为肯定，将其与-1相乘得到a的否定即-a，将-a自乘而得到否定的否定即a2，这是在更高水平上的肯定。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被称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相信它是自然、历史和思想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发展都依照这个模式来进行。

就人类历史和思想的情况而言，一个原因被指定来说明辩证过程的展开。这个原因就是生产方式及其变更。因为本原的现象是生产的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以示有别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后者主张本原的现象是理性，是历史变迁的原因。作为关于人类生活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宣称社会和思想中的所有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制度中的矛盾。这样的矛盾绝大多数是社会中的阶级冲突。通过将阶级对立纳入辩证法的框架，马克思主义试图证明冲突不可通过调和或相互妥协来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否定的否定”即革命变革，也就是现存的阶级被消灭，以“更高水平”上的合题取而代之。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

马克思和恩格斯援引大量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这一假说，最受他们重视的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向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者的原因是中世纪机器制造业的兴起，首先是在纺织行业，后来得以普及。机器生产的普及打破了行会师傅和熟练工人及学徒的关系结构，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雇主和挣工资的雇员的关系，后两者之间除了支付工资以外不复存在任何联系的纽带。通过制造业的生产方式这一媒介，最幸运、最灵活的逃亡农奴崛起并取代行会师傅，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所有者，并因而成为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祖先。与他们相对立同时对他们来说又不可缺少的，是除了通过出卖劳动力挣取工资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占有者阶级和非占有者阶级之间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变化并日趋恶化。资本家和挣工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因为无产者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在讨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目前只须指出，根据马克思，（在私有制下）机器生产的充分发展要求挣工资者的绝对贫困和非人化，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最终大众会对自己的悲惨处境忍无可忍，阶级冲突将发展为决战——无产阶级将开辟人类的新纪元。

无产者既没有财产，也不希望由本阶级来占有生产资料。与历史上其他造反的阶级不同，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压迫者，而是要消灭压迫。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从而取消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的差别，即社会赖以分裂为阶级的前提。阶级的消亡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结束和真正人的社会的开始。当这一切实现时，人们的关系将会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压迫的条件消失了，强制的需要也消失了，国家将消亡而代之以人类普遍的兄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