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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FATF40项建议为参照的我国反洗钱罪名体系之反思（第2页）

[11]王海峰：《论国家软法与“国家软实力”》，载《政治与法律》，2007（4）。

[12]林安民：《我国反洗钱立法演变研究》，63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13]何志鹏、孙璐：《国际软法何以可能：一个以环境为视角的展开》，载《当代法学》，2012（1）；吴永辉：《全球治理中国际软法的勃兴》，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1）；王海峰：《论国际软法与国家“软实力”》，载《政治与法律》，2007（4）。

[14]王海峰：《论国际软法与国家“软实力”》，载《政治与法律》，2007（4）。

[15]何志鹏、孙璐：《国际软法何以可能：一个以环境为视角的展开》，载《当代法学》，2012（1）；吴永辉：《全球治理中国际软法的勃兴》，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1）；王海峰：《论国际软法与国家“软实力”》，载《政治与法律》，2007（4）。

[16]王铁崖：《国际法》，45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17]包括：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敲诈；恐怖主义犯罪（包括恐怖融资）；贩卖人口及偷渡；色情犯罪（包括利用未成年人的色情犯罪）；贩卖毒品；贩卖军火；贩卖赃物；贪污、贿赂；诈骗；伪造货币；伪造和盗版商品；环境犯罪；杀人、严重伤害；绑架、非法监禁；抢夺、盗窃；走私；勒索；伪造证件；盗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18]对于“本犯”又参与洗钱的情形，在德国理论上被称为“自洗钱”。参见王新：《德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述评与启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

[19]何志鹏、孙璐：《国际软法何以可能：一个以环境为视角的展开》，载《当代法学》，2012（1）。

[20]七种行为方式包括：“转换”、“转让”、“掩饰”、“隐瞒”、“获取”、“持有”和“使用”。

[21]王新：《国际视野中的我国反洗钱罪名体系研究》，载《中外法学》，2009（3）。

[22]赵秉志、杨诚：《金融犯罪比较研究》，26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3]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4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4]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第1卷，429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

[25]王新：《国际视野中的我国反洗钱罪名体系研究》，载《中外法学》，2009（3）。

[26]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第1卷，43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

[27]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446页、4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8]阴建峰：《论洗钱罪上游犯罪之再扩容》，载《法学》，2010（2）。

[29]参见199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也称《联合国禁毒公约》）、1999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也称《巴勒莫公约》）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30]赵秉志、杨诚：《金融犯罪比较研究》，26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1]徐立、刘慧：《我国洗钱犯罪立法之反思》，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2]参见199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也称《联合国禁毒公约》）、1999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也称《巴勒莫公约》）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33]王文华：《论我国反跨国洗钱刑事法律的完善》，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34]王新：《国际视野中的我国反洗钱罪名体系研究》，载《中外法学》，2009（3）。

[35]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恐怖活动人员是指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36]于志刚：《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载《中州学刊》，2010（9）。

[37]刘守芬、牛广济：《反国际洗钱犯罪面临的问题与应对》，载刘明祥：《金融犯罪的全球考察》，3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8]于志刚：《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载《中州学刊》，2010（9）；张磊：《以“反向洗钱”的入罪化为中心反思我国洗钱罪的行为方式》，载《当代法学》，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