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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02（第2页）

第三，它应当是个生产者的阶级。如果没有这一点，如果这个阶级不是生产者的阶级，也就是说，如果它不直接参加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它充其量只能进行破坏，而不能够建设、创造、组织。

第四，这个阶级必须是不受私有财产约束的阶级。因为，如果在我们面前是这样一个阶级，其物质生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那就不言而喻，它将极力扩充“自己的家当”，也就是自己的财产，而决不会争取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废除私有制。

第五，这个阶级应当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条件而联合起来，习惯于共同劳动即肩并肩地进行劳动的阶级。要不然它就既不会去希望，也不会去建设一个体现同志式的共同劳动的社会；再说，它甚至也就不能够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不能够组织新的国家政权。现在我们将以上的特征列成一个表格，看一看在我们所提到的三个阶级和集团中有哪一个符合这些要求。凡符合要求者，以“+”号表示，不符合要求者，以“－”号表示。

从这里看就一目了然了。农民要真正成为共产主义阶级，有很多方面是不够的：它受财产的束缚，抱着财产不放，改造农民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只有当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农民在生产中不是联合一致的，它不习惯于共同劳动和联合行动，相反它的全副精神都放在孤零零的一小块土地上：它习惯于个体经济，而不习惯于公有经济。流氓无产阶级的主要问题在于不从事生产劳动。它能够破坏，而不习惯于建设；它的意识形态往往由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位聪明人说过，他们的纲领就是两条：第一，“将来什么都没有”；第二，“谁也不用保证执行前一条”。

这样，我们就已经摸索到，阶级和集团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是怎样从物质存在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具有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憎恨、革命性、采取有组织的行动的习惯、同志合作的心理、处理问题时的生产观点和建设观点、对旧事物的蔑视、对“神圣的私有财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的否定态度，等等。农民具有对阻碍他们接受一切新事物的私有财产的留恋心理、个人主义、孤独性和对村子以外一切的不信任。流氓无产阶级则具有无所顾忌的心理、无原则性、对旧事物的憎恨而又无力从事任何建设和组织，以及沦落的“个人”的“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有什么样的心理，便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共产主义，农民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变化无常的、歇斯底里的无政府主义。不言而喻，既然有了这种心理和意识形态作枢纽，也就为各阶级、集团的整个心理和意识形态定下了总的“基调”。

在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革命党人旧日的争论中，社会革命党人是从慈善事业、“伦理学”、对“小兄弟”的“怜惜”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老爷的胡说八道出发提出问题的。就这类“思想家”的大多数人来说，阶级问题乃是深受良心谴责的知识分子的伦理学问题。这些知识分子要推翻不给他们出路的专制制度，便打算依靠庄稼汉（在庄稼汉还没有烧掉知识分子的叔叔伯伯、姑母姨妈等人的庄园以前），用对“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高贵的“帮助”来赎取自己对他们所犯的罪孽，极力争取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在于多愁善感，不在于慈善事业，而在于准确地估计阶级的特点，以便了解在行将到来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个阶级将如何行事。

在福音传教士A。卢埃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农民心理的出色研究（诚然，它是保守的、辩解性的并维护一切黑帮行径的）。这位有学问的基督教牧师对农民的评价是：他们“首先（ierLinie）是肉体、精神、道德、宗教的健康的源泉，是帝国的武库（reichskriegsschatz，指炮灰。——作者注）……”[38]卢埃在所谓“基本的”农民的特征中列举了单一性（homogeneMasse，混沌未分）、与外界隔绝、尊奉传统等，对农民的阶级心理作了精确的说明。只不过对于我们认为是“农村生活的愚昧无知”（马克思语）的东西，他却往往不胜欣喜。例如，他对农民的因循守旧及其对一切新事物的反感倍加赞扬：“跟对一切新事物的极明显的热爱相比，农民属于另一种人，这种人高度推崇旧事物，始终保留旧的生活准绳，继续古老的一套……其缺点（nachteil）在于‘落后于时代’，‘不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然而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这种人的一切生活表现正由于这种褊狭而具有安定、稳妥和长期适用的优点。”[39]这种因循守旧处处有所表现：“保留古老的村落，保留古老的房屋，保留古老的庄院名称、受洗名字和服式；保留方言和古老的民歌，保留古老的精神状态，保留古色古香的外貌！到处都是同样保守的看法……”[40]卢埃对于1871年以后农民的住宅几乎跟石器时代一模一样深感欣慰。[41]他还为农民心理世代相沿的单纯和贫乏而感到高兴，“……生活问题，宗教、道德问题，艺术问题或是无论什么问题，为数都极少，对这些问题的一种理解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42]；他感到高兴的是，这种局限性，这种“愚昧无知”（这不是农民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并没有被蒸汽和电力所破坏[43]，因为，这种“经久不变的原则”导致“纯朴、古雅、庄严的生活方式”[44]。当然，像殷实、节俭，以及吝啬、占有欲等，也都是我们这位传教士所百般加以歌颂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以上例子中也可以看到地主及其传教士们的阶级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实质。他们所极力保存和维护的，恰好是农民的那些阻碍自身“跟上时代步伐”的特点。

土地贵族（即封建地主）的阶级心理，其特点同样是具有那种不可避免的、突出的保守性与反动性，而且在程度上是任何阶级都无法企及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封建地主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已“寿终正寝”了的封建社会的首席代表。沉湎于传统，沉湎于“刻板的仪式”（f），在“家族谱系”上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对贵族门第和家族（它的特权、它的光荣、它的“高贵”）的崇拜，“功勋”、“劳绩”、“领地”和“荣誉”，跟“高贵等级”适应的生活习惯，对地位低下的人们的蔑视，要求只与同等地位的人们通婚和发生其他方面的交往——这一切都是这个曾经当权的阶级的特征。[45]

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即城市阶级的心理和意识形态，要比较活跃得多。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它处于自己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并不直接威胁它的时候，它完全不像贵族那样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导源于竞争的个人主义，导源于“经济核算”的理性主义（二者是这一阶级的生活准绳），以及建立在“创业精神”之上的自由主义心理与意识形态。关于资产阶级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心理，在桑巴特的著作（《资产者》）和麦克斯·维贝尔的著作中有许多有趣的专门论述。例如，桑巴特透彻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创业心理的产生。这种心理由三种类型的心理混合而成：征服者（eroberer）类型、组织者类型和商人类型。“征服者”赋有制订计划并付诸实施的能力，他坚忍顽强，能屈能伸，富有精神力量，善于全力以赴地工作，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组织者应当善于“安排人力物力，以获致最大限度的效益”；商人应具有能跟任何人较量并占到便宜的特长。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也就构成资产阶级在其兴盛时期的特征。关于无产阶级的心理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而且全书中也都涉及它。

不言而喻，阶级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是随着各阶级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一再地指出过。在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通过以上所讲的可以理解到：中间阶级同样具有中间的心理，混合的集团则具有混合的心理，依次类推。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经常“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它们内心存在着两种精神”，如此等等。“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46]

（四）“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

阶级的心理、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阶级不仅对它的眼前的利益，而且对它的长远的、一般的利益的认识，都导源于那个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在生产中的这种地位会立即唤起阶级对它的一般的和基本的利益的理解。相反地，这种情况可以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第一，生产过程本身要经过它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只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暴露出来的；第二，阶级不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发地从其他各社会集团（过渡的、中间的以及其他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等）汇集而成的；第三，一个阶级凭自己的斗争经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的，完全只是为它所固有的，而且使它跟这个社会的所有一切其他阶级相对立的利益、愿望、意图以及社会“理想”的阶级，这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第四，还不应当忘记，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一方面为了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觉悟于萌芽，另一方面为了千方百计地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在不同程度上扩散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传播这种意识形态，而有计划地进行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炮制工作。凡此种种，造成这样的局面：一个阶级虽已作为生产过程中起一定作用的人们的集合体而存在，但却还没有作为一个认识自我的阶级而存在。在这里，阶级存在着，但它还“没有觉悟”。它作为生产的因素出现，它作为某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出现，然而它还不成其为这样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能够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追求什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的对立，等等。

为了说明阶级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不同的状况，马克思使用了这样两个词：把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阶级称为“自在的”阶级，而把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的阶级称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以工人阶级的发展为例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劳动者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47]

（五）利益的相对一致的形式

从我们刚刚所谈的就已经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阶级的相对一致是可能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下这种相对一致的两种主要形式：

第一，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形式，即一个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另一个阶级的暂时利益相结合，而这种暂时的利益与该阶级的一般利益相矛盾。

第二，可能有这样一种一致的形式，这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一个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另一个阶级的暂时利益相符合，或双方的暂时利益相符合。

为了说明第一种情况，我们以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为例，试对工人阶级在大战初期的行动作一分析。大家知道，在多数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工人违反自己的国际主义的、全阶级的利益，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然而在“祖国”的名义下，实质上掩盖着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即资本的阶级组织。这样，工人阶级就投身于保卫为瓜分销售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而相互激烈竞争的雇主的组织。很清楚，这就是背叛本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这种为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有意识支持的大倒退现象，其最深刻的潜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在于金融资本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对一致性。让我们看一下整个世界的经济吧！在无数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线索——生产关系——当中，有几个又粗又大的结头，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国。那里盘踞着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全国性”集团。它们就像是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工作”的大企业、大托拉斯。这种国家愈强大，它对经济外围——殖民地、势力范围、半殖民地等的剥削也就愈残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本应不断恶化。但是，资产阶级的强盗国家在对广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敲骨吸髓之余，也给本国的工人一些好处，促使他们关心对殖民地的剥削。这就形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相对的“利益的共同性”（interesse）。从这种生产关系中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归结起来就是承认祖国观念至高无上。在这里，推理是极其简单的：如果“我们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而是我们雇主的）工业发展了，这意味着工资也将提高；而工业只有当它有了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时候才能发展，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息息相关，应当保卫“祖国的工业”，应当“为自己的好差使”而奋斗。由此也就产生出其他种种对祖国的威力和民族的伟大等的颂扬，以及标榜人道、文明、民主、无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没完没了的滥调，这在战争初期是盛极一时的。这就是“工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时工人阶级为了资产阶级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等的仅有脂膏榨干后赏给自己的一点残渣，出卖了自己的长远的、一般的利益。战争的过程和战后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终于向工人阶级证明它做错了，阶级的长远利益要比暂时的利益更为重要。这时候就开始了迅速的“革命化”的过程。

亨·库诺夫引用了杜冈的这段话并同意他的观点，只是以为杜冈把社会利益跟国家利益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库诺夫是把马克思的革命观点跟谢德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徒观点混为一谈了。杜冈和库诺夫的论断真是幼稚。既然国家不仅从事压迫，而且还从事公共事务，那么一切阶级就都对国家感兴趣。可爱的人们！这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论证一切了。由于托拉斯不仅从事剥削，而且还从事生产，因此它们是对人有益的。既然美国的警探机关不仅逮捕革命的无产者，而且还捉拿小偷，因此它们与一切阶级是利害攸关的，如此等等。库诺夫先生用这种胡言乱语填塞两大卷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作品。

然而，库诺夫之胜过一切伪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在于他的厚颜无耻。

“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学说”——他在他那部著作第2卷第77页以后几页上写道：“旧的社会哲学所玩弄的那种共同意志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社会不是具有完全相同利益的一个整体而是划分为阶级的（这倒说得不错，可是库诺夫对国家的态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国家究竟代表谁的意志呢？——作者注）。但是，普遍的社会利益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既然没有一定的秩序（ohneeinegewisse），社会生活和活动便不可能，所以全体社会成员——只要他们不是一般地否认处在社会之中——都会关心维持这样一种秩序。然而，既然社会成员由于他们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秩序的理想，所以他们对于秩序的某些规则（eln）也就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并按照本阶级的观点从不同方面去看待这些规则。”按照人们普遍的想法是，比如说，资产阶级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关心的则是推翻和摧毁这种制度。不是那么回事！聪明的库诺夫跑出来解释说：由于生活不可能没有秩序，因此所有的人都关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可是由于工人抱有另一种“理想”，那就让他们对“某些规则”进行批判吧！——这是库诺夫所容许的。你如果不到此止步，那就要完蛋，就会马上落到否认“处在社会之中”的人们当中去了。请看！这就是库诺夫先生的修订版的马克思主义！

跟这种情况有些类似的，是在古希腊罗马还存在着“奴隶的奴隶”（例如罗马的维卡利——vicarii）的情况下，奴隶和奴隶主利益的一致。奴隶拥有了奴隶，也就成为奴隶主，显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跟所谓“头等”奴隶主有着“利益的一致性”。在西欧（目前）的农业合作社中，往往可以看到农民跟地主以及资本主义农场主采取同一步调：农民为了销售农产品而同他们联合；农民作为农产品的销售者，与城市居民是对立的，因为他关心高价，正如大地主关心高价一样。但是，这个例子，已经使我们多少越出第一种形式的范围，因为这里从农民当中的确逐渐分化出真正的农业资产阶级，它与一般世袭的、显赫的农业资产阶级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阶级的相对一致的第二种形式，即这种相对一致性与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发生矛盾，首先可以用不同阶级为反对共同敌人而结成联盟的情况来说明。这种情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法国革命时期（在它的最初阶段），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反对封建制度的，有不同的阶级：有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是所有这些集团的共同利益。后来这个共同的联盟当然解体了：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与站在反革命行列中的大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又无情地镇压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如处死“疯人派”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阶级利益的一种暂时的一致，它与各阶级的一般的、长远的利益并不矛盾。

（六）阶级斗争与阶级和平

不同程度的利益产生不同类型的斗争。现在我们知道，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一部分人的任何利益就代表阶级的利益。个别工厂的工人的利益，如果跟工人阶级的其他利益发生矛盾，这就不是阶级利益，而是集团的利益，甚至即使这个工人集团的利益跟其他集团的利益没有矛盾，但它还不能代表所有这些集团，这时在群众的意识中仍然不存在阶级的利益，因此，严格说来，也就还没有阶级斗争，只不过存在阶级利益的萌芽和阶级斗争的萌芽。阶级利益出现于它使阶级与阶级对立的时候；阶级斗争出现于它使阶级与阶级在行动上对抗的时候。换句话说，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只是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开展起来；在它（社会）的其他发展阶段上，阶级斗争既可能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个别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并没有上升到阶级原则的高度，也没有包罗和团结整个的阶级），也可能以隐蔽的、“潜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还没有公开的斗争，而只有“暗中反抗”和“暗中不满”；对于这种反抗和不满，统治阶级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49]现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讲的。

因此，阶级斗争应当理解为这样一种斗争，即阶级与阶级在行动上发生对抗。由此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即“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语）。当被压迫阶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与压迫阶级对抗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就是说，被压迫阶级在挖“现存制度”的基础。由于“现存制度”的权力组织就是它的指挥阶级的国家组织，那就很清楚，被压迫阶级的任何斗争在客观上都是将矛头指向指挥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哪怕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参加者在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任何这种斗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性质。

我们不妨看一看例如革命工团主义者和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简直连听都不愿意听。这是因为他们完全用机会主义观点把政治斗争天真地理解为仅仅是议会斗争。但是，假定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即便没有组织一次总罢工，而仅仅组织了一次铁路工人、矿工和冶金工人的罢工，那么，还有哪一个怪人不懂得，这次罢工不可避免地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呢？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要队伍都投入了斗争；原因在于这次罢工已经危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原因在于这次罢工有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机器上打开一个缺口的危险；因而，进一步说，原因在于它在客观上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

“关于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作阶级的预先的组织。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52]亨·库诺夫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对它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从整个经济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由于参加了这个过程而具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利益，并力图在政治生活中促进这种利益。”这种注解并不完全对，因为库诺夫在这里掩盖了马克思放在首要地位的基本内容：阶级与阶级的根本对立，一切斗争都是为夺取政权、为取得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总斗争过程中的一部分。

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在他那篇极其厚颜无耻的文章《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在“批判”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暴露了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无知。他在第165页断言，马克思没有把阶级和等级加以区别。他在第166页硬说在古罗马没有“两个阶级同归于尽”的事；可是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完全不容辩驳的事实：起初是内战，到后来不管是战胜的奴隶主或是战败的奴隶都不能把社会推向前进。在第167页他说英国从未有过封建制度！在第169页他“反驳”马克思，说农民有时是跟容克地主走的，如此等等。但是，“反驳”的最精彩的地方要数下面这件怪事：德尔布吕克引证了著名的古埃及学家埃尔曼所发现的一个文本，文本谈到古埃及的一次革命，在那次革命中奴隶夺得了政权。这个文本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仿佛就是梅烈日柯夫斯基或其他恶毒的白匪老爷针对布尔什维克写的一样。在那里描写着种种最可怕的惨祸。德尔布吕克先生也“吓住了”：看吧，这就是你们的阶级斗争！但是，当这位可敬的真正的德国教授在顺便提到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年”时，他自己并没有觉察他是怎样掉进圈套的。因为就连蠢驴都会懂得，三百年之久不从事生产而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的话，是无法生存的。因而事情决不会那样可怕，德尔布吕克在这里基于“吓坏了的资产者”的感情作出的论断，徒然令人发笑。

（七）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

关于国家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现在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从一种特殊的观点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来考察它。首先我们有必要十分肯定地再一次强调，国家组织是纯粹的阶级组织，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阶级”，是阶级的“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马克思语）。我们看到，被压迫阶级，即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在斗争进程中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它在这个斗争中创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这些组织日益发展成为领导本阶级全体群众的组织。当革命、内战到来时，这些组织便突破敌人的阵线，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成为新的国家机构的最初核心。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来看，“人民俱乐部或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会的前身，一度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后来是民主的、山岳派的、长裤汉的拥护者，平等和统一的狂热的拥护者……它们是为了对人民实行启蒙而成立的，与其说是为了行动，毋宁说是为了宣传；但是形势迫使它们在政治领域进行活动，并且（在小资产阶级掌权的时候。——作者注）直接干预行政……霜月十四日的法令竟使雅各宾分子在全法兰西成为选举和整顿吏治的工具了”[55]。“归根到底……正是雅各宾分子的团体维护了……统一并拯救了祖国。”[56]在英国革命时期，革命军官的“军队会议”曾派遣自己的人员参加“国会”。在俄国革命时期，工人和士兵的战斗机关苏维埃以及最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成为新国家的基本组织。

反对从阶级观点去理解国家政权性质的，主要有以下两种见解。

第一，国家的特征是集中管理。因此——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就说——任何集中管理都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存在。这样，在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将要有计划经济，那么也将有国家存在。这种见解完全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无知谬误之上的：资产阶级科学看不到社会关系，而只看到物的或技术的关系。其实很清楚，国家的“本质”不在于物，而在于社会关系；不在于集中管理本身，而在于集中管理的阶级躯壳。正如资本不是物，而是通过物反映出来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一样，集中本身并不都是国家的集中，它只有在反映出阶级关系时才成为国家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