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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1（第1页）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1]

人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问题。从古代开始，人，人的本质、目的和活动，人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人在认识周围世界之初就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了，在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中，他就反复思考过自己的力量和可能。马克思说，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移动和改变了各种动植物，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居住地的面貌和气候，“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2]。

人本身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发生了改变，他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和文明。在我们的时代，当人在世界上占有如此高的地位，而人类的一切成果同时又有遭到普遍毁灭的危险时，人的问题就有了巨大的现实性。

一、人的研究史上的各个重要阶段

哲学自产生之初就关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纪元前的数千年间，哲学家在思考人的本质时，对幼稚的宗教观念表示怀疑，并开始教导说，人是从水、空气、火等物质实体中产生的。灵魂和肉体的问题已在这些学说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伦理学问题也是这些学说关注的重点。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人和逻各斯即普遍规律的关系问题。德谟克利特试图论证人的乐观主义的世界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意识和自我意识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苏格拉底把自我认识同对自然的认识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智慧就是知识，就是对真理和道德的认识。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中断言，知识和美德是同一的，他把各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归结为一个东西即智慧。

希腊思想家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在苏格拉底看来，崇高的美德乃是智者、哲学家的财富。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该是执政者。他提出这样一个原理，即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说真正的美德）不能在世俗的生活中获得，而应该由灵魂从理念王国中带到尘世生活中来，从而把苏格拉底学说的贵族倾向引到了极限。依照柏拉图的意见，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灵魂：低级的或者高级的，聪明的或者不聪明的。

古代就有从人类学角度论证社会不平等和精选的社会阶层的企图。柏拉图把自己的国家学说专门用来讲社会关系的改造问题，他本着自己精选的社会阶层论的精神，认为以贵族为首的“理想国”是道德和正义的最高体现。

古希腊最卓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问题同人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关于人的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乃是关于作为社会的生物、作为“政治的动物”的人的道德的学说。他证明，只有社会的东西才能使人区分出来并且使人超越于动物界之上。这个结论无疑是哲学认识上的巨大收获。

中世纪的思想家同样轻视人身上的合乎人性的东西，亦即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的、短暂的本性。他们讲不死的灵魂，讲神的本质，但是，对问题的这种片面提法并不包含对人的爱。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恢复并发展了对人的人道主义的理解。

在近代从事于人的研究的优秀哲学家之一是弗兰西斯·培根，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相反，他认为人是物质的、肉体的实体。这位英国思想家创立了人的物质的、“有感觉能力的灵魂”的学说，这种灵魂乃是宗教所说的人的“永恒的”、不死的灵魂的一种唯物主义的对应体。

笛卡儿的“思”是关于人的哲学学说的又一伟大成果。正如维科所注意到的，这个论题把人的理性，即个别的、暂时的、有限的，但同时是思维着的实体的意识当作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他的笛卡儿主义的解释和简述在我们的时代无疑已成为非常落后的东西，但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创立了独特的伦理学体系的康德，对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伦理学说建立在诸如绝对命令、普遍道德律、人的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神的存在等这样一些抽象的、人为的原则之上，康德的伦理学带有抽象的、超历史的性质，它看来像是一种与人对立的、脱离实际生活的伦理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康德伦理学的本质。他们说：“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3]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康德关于人的学说中所具有的积极的东西。康德说，两个伟大的事物——在我们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们中间的道德律——使人的理性感到惊讶。在我们这个具有伟大社会成就和伟大宇宙成果的时代，康德这个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康德的绝对命令虽然是形式主义的和反历史的，却包含了卓越的思想：对人来说，人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绝对的道德相对主义不幸在许多国家和许多哲学学说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我们的时代，这个思想以及包含在这一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的意义就特别明显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康德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意见，在他的著作《永久和平论》中，康德对当时普鲁士统治者的战争冒险采取了批评态度，并提出必须在各族人民之间建立和平的思想。在指出只有在人类的巨大墓地上战争才能导致永久和平时，康德号召通过协议的办法来达到普遍和平，并说明了照他的意见这个协议所应该包括的那些条件。他陈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常备军将来应该完全取消。

在黑格尔的学说中，人被看作是主观精神，而人的存在的人类学方面，则被看作是人的第一的、自然的规定性。其次，人被看作是现象学的和心理学的本质。结果，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并最终转变为绝对精神。这种现象的决定性条件首先是劳动，由于劳动人才发展为自我意识，其次是借助于国家、宗教、艺术、哲学，简言之，即借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诸种形式使人的活动具有崇高精神。

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个人归结为丧失个体性的精神，存在与思维同一的原则——这一切就使科学—哲学地解决人的问题成为不可能。

费尔巴哈试图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主要缺点，他声称，唯心主义就是思辨的神学，而思辨的神学的秘密就是人类学。哲学人本主义被他解释为哲学思想全部过去发展的总结。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主要基础，他号召：“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4]

唯心主义或是把人的本质和思维视为同一的，或是把人的本质割裂为灵魂部分和肉体部分，而这两部分似乎处于某种冲突状态。人本主义哲学与这种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它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某种统一的东西。费尔巴哈经常强调人的本性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他认为，人是有形的、肉体的实体，它具有直观周围世界和思维的能力。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主义原则消除了人的肉体方面与灵魂方面的冲突状态，他认为，人的肉体是人的统一的现实基础，他把肉体看作是客观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人同自然界一样是哲学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对象。他写道：“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类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5]

费尔巴哈站在自己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立场来批判宗教，特别是基督教。

费尔巴哈的伦理学也是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的。费尔巴哈把伦理学同宗教道德对立起来，伦理学宣称，追求个人幸福、满足自己的需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人是力求趋善避恶的。费尔巴哈承认，这种道德是利己主义道德，但这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6]。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费尔巴哈认为道德建立在人对人的爱之上，因为真正的人的道德“不知道没有他人的幸福的自己的幸福，不知道也不希望什么孤立的幸福、特殊化的、与他人幸福无关的幸福……道德只知道同志式的共同的幸福”[7]。

尽管费尔巴哈宣称对人的爱，可是他的伦理学仍然带有抽象的性质，因为这种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一般的“人”及其不变的“本性”，而不是属于特定社会阶级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伦理学的这个主要缺点，恩格斯在评价费尔巴哈伦理学时指出：“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8]恩格斯着重指出，费尔巴哈的“人”“因而……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9]

可见，哲学思想是一个接一个地逐步揭示了关于人的主要问题，但是，无论是唯心主义人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都不能创立完整的、彻底的和真正科学的关于人的学说，19世纪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进行的，而且达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反人道主义，这些哲学流派加深了19世纪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最薄弱的方面，并产生了新的更薄弱的方面。

二、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危机

叔本华关于人的学说带有极端悲观的、非理性的性质，他把社会看作是基本上不变的、由许多个人组成的群，并且轻蔑地把它称为人群，而“天才”巍然站立其上，靠这群人生活，就像头靠躯干生活一样。

在叔本华看来，人是为野蛮的、永不满足的情欲所推动的邪恶动物。在他看来，人只是以其极端凶恶和嫉妒而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的生活就是充满苦难、痛苦和悲哀的生活，而人本身则只是生活在这个悲剧中的演员。

由于盲目的、轻率的、非理性的意志统治着世界，所以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他应当毫无怨言地过其充满苦难和痛苦的生活，不去思考和渴望美好的未来，他应当专心致志于纯粹的自我直观之中。这是反人道主义的哲学。

法西斯主义在精神上的先驱者尼采的哲学学说更加充满着对人的仇视和轻蔑。他把本能提到理性的地位，把“对于权力的贪得无厌的渴望或者对作为创造本能的权力的运用、利用”[10]宣称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活动的唯一动力。尼采把对权力的渴望看作是“宇宙的规律”，看作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的基本规律，因而他就是为剥削和压迫辩护，认为这是出自生活本质自身中的现象。他基于这一点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充满种族主义和残暴的沙文主义的“老爷道德”。尼采的“理想物”就是“特选者”阶级和种族的代表阿利安族野蛮人，他们应当作为毁灭者而踏遍全球，使各族人民特别是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权力意志的人民感到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