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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第3页）

这个预言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完全被证实了。在1885～1887年间，阿累尼乌斯建立了电离理论，这个理论用电解质水溶液的电离过程和性质解释了化学现象。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离子——带有游离电荷的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阳离子带正电，阴离子带负电。“离子”的概念恰好反映了化学和电的联系。

20年之后，列宁好像继续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他写道：“化学亲和力归结为电的过程已日益成为可能。”[32]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归结”一词，列宁是在“被引起”、“被造成”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为隐藏于电过程中的化学亲和力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了。

几十年之后，恩格斯为物理学、化学和当时还不存在的物理化学确定了发展前景的预见实现了。

恩格斯写道：“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33]从自己提出的生命的本质是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的定义出发，恩格斯明确地设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途径。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这就是说必须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体。只有查明蛋白体的成分和结构，化学才能够着手制造有生命的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式，即所谓原生质的形式……那末辩证的转化也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地被证实了。”[34]

至于说到在我们的行星上自然界的真实的历史进程，恩格斯指出，当温度已经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恩格斯补充说，我们今天还不知道。

恰恰是这个题目，成为在化学和生物学衔接点上产生出来的全新的科学知识部门的首要的题目。整体说来，沿着一百年前恩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所确定的这个原则的道路前进，这些学科已非常接近于解决人工合成生命的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生物化学的出现，又推动了生物物理和生物有机化学的出现。它们与生物控制论一起，又导致了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的现象和本质。人工合成生命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核酸的发现和对它们在生命活动（代谢、遗传等）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已非常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它们对生命本质的定义作了重要的改正。总体说来，今天应该给生命所下的定义，已经不只是一种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而是广泛得多的生物聚合体的化学反应过程，除了蛋白质，还有核酸。然而，恩格斯的生命定义的基础被完全保留下来了。

至于说到在我们的行星上生命（有生命的原生质）形成的“先决条件”，那么，奥巴林制定的关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专门假说就是致力于以假说的方法阐明这些“先决条件”。在解决这个最复杂、最宏伟的科学任务时，奥巴林是从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道路的辩证法的预见出发的。

恩格斯在预见那些应该在原先被彼此分开的各学科的衔接点上出现的过程和发现的时候，坚决反对机械论，而主张高级运动形式同低级运动形式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

恩格斯预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竭力证明说，生命的基础只能是生物学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物理化学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对生命现象的阐明（而这就意味着揭示它们的本质），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然而，在恩格斯的时代，如果说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可以用力学的观点加以阐明，那么，对其余的生命现象作物理化学上的论证还几乎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命在质上的特殊性不存在了，也不意味着可以把生命归结为化学，正如机械论者所断言的那样。尽管存在着生命（生物运动）本质的物理化学基础，但问题并不局限于查清生命运动与较低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之间在结构和起源上的联系。

查清这种联系对于认识更高的运动形式的本质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不足以穷尽它在质上的特殊性。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些低级的运动形式，并由它们历史地产生出高级的运动形式，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低级的运动形式组成了高级运动形式，但是它们并不能够把高级运动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恩格斯曾经预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35]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化学和脑过程的电生理学、大脑解剖学，以及心理学和控制论及其在大脑中进行的心理过程的模型实验方法等项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表明，思维的物质基础是在脑物质中进行着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但是思维不能“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正如机械论者所设想的那样），即它们在质的方面不能将思维包括无遗。

（二）物质的负荷者

在19世纪，化学达到了自己固有的对象——原子和化学元素——的限度，而且它用自己的方法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度。物理学还只是积蓄力量来实现这个任务。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一般说来，原子乃是最后的、绝对简单的和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不可能再继续往下分割，而且原则上用任何方法都是不可分割的。恩格斯依据当时先进学者的意见，勇敢地捍卫了与上述意见相反的思想。他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很多化学家都同意“原子具有复杂成分这一观点”，“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宇宙以太，即光辐射和热辐射的媒介，同样地是由非连续的粒子所组成，但是这些粒子是如此地小，以致它们对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象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对力学的物体的关系一样……”[36]

恩格斯坚决批驳了那种机械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某种绝对不变的、“最后的”物质粒子，这些粒子就像一些砖块一样，仿佛整个世界就是由它们建成的。他写道：“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37]

非常有意义的是恩格斯对电子的预见，这个预见是从原子具有复杂的结构及其可分性的预见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同时它还直接涉及了全部关于电的理论。在把19世纪80年代初上述电的理论的状况与同时期的化学的状况相对照时，恩格斯指出了当时关于电的理论的混乱状况，当时它不可能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正是这一情况决定了片面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相反地，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现已达到的各种结果都具有了秩序和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有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象计划周密地围攻一个堡垒一样”[38]。因而，恩格斯写道，道尔顿发现了化学过程的物质负荷者——原子，它是间断的物质粒子，这就决定了化学科学以后全部的进展。也就是在这里，恩格斯预言说，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应该寻找电过程的物质负荷者，而关于电的理论应该建立在那个间断性思想的基础上，从道尔顿时候起化学就建立在这个间断性思想的基础上了。

可是因为甚至在显微镜中也不可能直接看到原子、分子，尤其是电的粒子，那么只有借助于理论思维才能够发现它们。因而，为了使电的理论摆脱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而陷入的绝境，就必须向概括实验研究材料的理论思维敞开大门，同时必须向辩证法敞开大门，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够洞察已研究过的电现象的本质。

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即“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39]

1897年，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同时完全证实了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电过程本质的推测。一个基本上与道尔顿发现化学原子论相类似的事件发生了：间断性的思想进入了电的理论之中，从而引起了物理学中的革命。过了不久，由于1900年马·普朗克所建立的，并由在1905年引入光子（光的“原子”）概念的爱因斯坦进一步加以发展的量子理论，这个间断性的思想就进入了光的理论中。

恩格斯在分析他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道路时，实际上已经能够描绘出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首先，非常卓越的是，在19世纪的条件下恩格斯就仿佛预感到了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深刻的“危机的”过程即将来临。而在他去世后，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列宁把它称为“物理学的危机”、“自然科学的危机”。这个危机具有哲学的性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的实质在于，在科学的旧概念和旧原理开始急剧崩溃和反动哲学向唯物主义加强进攻的影响下，某些自然科学家滑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这个“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所引起的转向唯心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初导致了物理学和全部自然科学的危机。

列宁指出了这个表现为所谓“物理学”唯心主义“危机”的两个认识论上的原因：第一，用数学精神征服物理学；第二，相对主义，虽然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但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恩格斯事实上已经预见到了这两个认识论的因素，它们在19世纪后半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特别是20世纪初就得到了发展。

关于第一个因素，恩格斯说过，数学就其全部抽象性而言，与现实世界也具有实在的联系，因为在它的运算过程，它的概念（这是一个方面）和现实世界的过程（这是另一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类似。“但是，只要数学家退入他们的不可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40]

当然，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数学化的过程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数学毫无例外地向一切自然科学部门渗透，总要在它们中间引起巨大的积极的进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它们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数学家倾向于使自己的科学及其体系脱离现实世界的情况下，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危机的条件下，数学化就在哲学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恩格斯在1885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根据它的最初的一些迹象，恩格斯就预见了自然科学将要出现的危机。

关于第二个因素，恩格斯适时地表达了以下的意见，他写道：“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41]

恩格斯一直感兴趣并且特别注意的主要问题，即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问题，依照恩格斯的预见，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发展。从自然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所陷入的矛盾中摆脱出来的道路，就是在理解现代自然科学根本问题时抛弃形而上学并转到辩证法的立场上来。其实，在这里已经包含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和在其另一些哲学著作中所论述的关于“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的哲学意义。

20世纪初辩证法自发地进入了自然科学之中，这种进入是不彻底的。自然科学家们以自己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概念把辩证法带进科学之中，但自己却往往拒绝辩证法而转向形而上学。然而只有辩证法才能够给自然科学家指出摆脱所遇到的那些矛盾和困难的出路。因此，列宁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科学家们自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自觉地站到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来，否则，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使一部分自然科学家滚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泥潭中去的混乱局面。恩格斯本人经常指出，自然科学家本身必须掌握辩证法的问题。他着重指出，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到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并阐发这些规律。由于自然科学发展非常迅速，因而恩格斯认为他所从事的但尚未完成的著作（即《自然辩证法》）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家们终究会承认辩证法，并且将不需要使他们相信接受辩证法的必然性。“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42]

现代科学正是沿着恩格斯所确定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而且，幸运的是，恩格斯担心科学的进步会使他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失去意义这一点没有被证实。恰恰相反，科学越是向前发展，它就越来越在现代人的思想注意力前面展示出令人炫目的前景；一天一天完成的科学发现越是有重大意义，就越是有力地显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情况，即区别真正的、成熟的科学和不健康的、不成熟的科学就在于它的预见能力。换言之，一个科学家的能力就在于依靠精确分析他当时的科学及其发展的趋向，从而预见科学在将来的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并以此指导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恩格斯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卓越的范例，它们表明恩格斯以怎样精通辩证法的最完美的技巧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作出了自己的预见，并且非常确切而深刻地在科学上论述了它们。如果说在这部著作中的许多部分反映了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因而这些部分必然要丧失其意义，并且在目前只是保留有纯粹历史的意义的话，那么，恩格斯以其想象力把现在作为跳板洞察遥远未来的巨匠的本领，在今天仍然是最为大家所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在恩格斯本人所处的时代显得更为迫切。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需要向恩格斯学习的，恰恰是他具体地和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这种技巧和杰出的本领。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时，预言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43]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这些预言都得到了证实。征服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激光的出现，以及许多其他的杰出的发现和发明都证实，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殷登祥等译）

[1]选自《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三联书店，198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8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同上书，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