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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第2页）

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自然界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从热和重量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14]按照恩格斯的理解，热和重量的冲突也就是排斥与吸引的冲突。

在自然现象的发展和复杂化的更高阶段上，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衔接较少采取简单的方式，并且已经不是通过运动着的物体的直接的外部碰撞的途径实现了。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在伽伐尼电池中实现的电化学过程，在那里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而在电解槽里进行着由电能转变为化学能的相反过程。

在这两种情况下，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电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之间似乎发生了碰撞，并且这个“碰撞”是以它们的相互转化为前提的；两个非相对运动的物体接触时，外部的、机械的和内部的、热的运动“碰撞”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这里，也同样发生了物体的外部接触。例如，在伽伐尼电池中由不同的金属材料制成的不同的金属薄板的接触，或者是在电解槽中电解质溶液的不同元素的接触。但是，这种接触不具有外部碰撞和摩擦的性质，而是具有不同强度的内部物理运动的物体接触的性质。

这时候，在电的（或一般说来物理的）运动中也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已经发育的身体”：当电运动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最高点时，就越出了自己原有的范围，并且进入了化学过程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已经发育的身体”表现为“电的作用和化学作用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15]，这种联系“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16]得到了实现。

上面我们已经援用了恩格斯的关于边缘科学的定义，在那里一种运动形式达到了“已经发育的身体”阶段之后，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并成为它的“细胞”。

根据这一点，就像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力学一样，恩格斯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物理学。在《自然辩证法》出版后不久，化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谢苗诺夫院士强调指出了这个定义的精确性和深刻性。

结果便得到了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的连续的系列，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机械的形式（“细胞”）上升到无机界范围内的最高和最具体的——化学的形式（“已经发育的身体”）的连续的系列。在下面一段札记中恩格斯说明了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系列，“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按照情况分化为热、电等等的分子运动。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都转变为永恒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17]

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超出了物理形式的范围，并且过渡到化学现象的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指明的那样，是在整个自然界（即“我们的宇宙岛”）的历史中实现的。恩格斯在谈到太阳系中的个别天体变冷时指出：“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就出现得愈来愈多，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和力开始起作用，以前在化学上没有分别的元素现在在化学上互相分别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化合起来。”[18]

过渡到化学领域时，运动形式发展和复杂化的过程是与作为化学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化学物质的发展和复杂化的过程密切联系着的。在循序发展的同系的、同成分的、同构异性的有机物的系列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机物的络合物和缩合物的系列中有多少种在发展和复杂化的程度上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有多少种在发展和复杂化的程度上不同的化学运动形式与之对应。

同上述的情形一样，当发展过程达到了某一个临界点时，化学运动的最复杂化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临界点对于这个化学运动形式是最高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更高的更复杂的运动形式的最低的起点。恰恰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发展过程超出了非生物界（无机界）的范围，而进入了生物界（有机界）的领域。这个飞跃的“机制”是与生物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形成相联系的，恩格斯认为这一物质负荷者是蛋白质。他指出：“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象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就是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生命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了，另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19]

在这个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又重新出现了前面已指出的那个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萌芽已经包含在简单的机械位移运动中了，在简单的机械位移运动中物体同时既在又不在确定的一点上（或更一般地说，在确定的状态上）。现在，在有机生命的阶段上，这一矛盾以更高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指出：“……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20]依据恩格斯的观点，在整个自然界的发展中就这样出现了生命，他指出，如果在单个的天体上“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高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21]。

既然恩格斯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力学，而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物理学，那么，进一步推广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去考察科学及其对象时，他就把生物学定义为蛋白质的化学。这样，化学运动复杂化的那个最高点（终点）同时又作为生物运动的最低点（起点）便一致起来了。

现在，可以把这些运动形式想象为一个从机械运动开始，依次发展到生物运动形式为止的一个完整系列。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说明了这个系列中的每一种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变化特征，而这种变化是与该种运动形式的物质负荷者的变化一起发生的。在分析某一门科学研究领域中发生的不同类型的反应时，这些特征就显露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应的发生而耗尽了。化学的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组成，并且只有在给后者增添新量的时候，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同化之后才发生作用，而不象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22]这样，《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线索就显现出来了，根据它的简略的计划草案就可以得到这个基本线索。正像前面所说的，扩充这个计划就可以更进一步，不仅可以包括从化学反应转变到生命，而且可以包括从自然界的生命转变到人。

（四）“已经发育的身体”

生物界发展的最高点同时就是在自然界的范围内运动形式发展的最高点，一般地说，也就是发展过程超出了自然界的领域而进入到人类历史领域。恩格斯认为，这个最高点正是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它们是现代的灵长类（类人猿）和人的共同的遥远的祖先。

为了表明这个自然界的最高的“已经发育的身体”同时又是下一个人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细胞”是怎样达到的，必须注意到在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分化的性质，分化的结果实现了向下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过渡。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事物的分化，还在化学的范围内就发生了。在这里它的最重要的趋向是发展过程的分裂为二（分化），即分化为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经过地球化学过程导致非生物界（无机界）的形成；第二个分支导致生物界（有机界）的形成。发展过程超出了化学的范围，这个一直在化学中潜在着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并且形成了自然界进一步发展的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无机界（地壳及其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另一个分支是有机界（地球上的生命）。

辩证运动路线的分裂为二（分化），又进一步在这两个分支中的每一个分支内部实现着。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其中的第二个分支，便可以发现：当发展过程的两极化形成两个分支的时候，一直寓于前一种运动形式内部的潜在着的矛盾就明显地公开起来，并且以从中形成两个分支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特点是，这两个分支中的一个导致向更高阶段的转变，并且最终超出了本阶段的范围。我们把这个分支称为有前途的。相反，另一个分支不能导致向更高阶段的转变，并且完全停留在该阶段的范围内。我们称它为没有前途的。

生物界的分支是有前途的，非生物界的分支是没有前途的。在进一步分化为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过程中，生物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属性。恩格斯写道：“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须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23]可见，在这里发生了发展路线的特有的分化，分化为有前途的（动物的）和无前途的（植物的）两个分支。在谈到自然界客体的各种群的双重性质时，恩格斯指出：“有机体：（1）植物，（2）动物。”[24]

恩格斯认为，这个分裂及进一步深化的基础是生物界已出现的各种形态在质上的继续分化。由于形成了核和膜，从无定形的蛋白质中产生了第一个细胞的时候，就同时奠定了整个有机界形态形成的基础。根据古生物学的材料判断，最初发展起来的是无数种类的单细胞的原始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25]

恩格斯着重指出，这些脊椎动物的主要特征是，“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26]所有这一切就是运动形式及其物质负荷者的那种自我分化的具体表现，这种分化只是从发展过程超出了简单的机械运动的范围并进入在质上更丰富的“超机械的”运动形式的领域时才开始。恩格斯写道：“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27]

在《自然辩证法》扩大的计划中，这个原理被简要地表述为：“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28]实际上，我们遥远祖先的生产劳动已经是那样一种——社会的、本质上特殊的、在自然界本身中所遇不到的——因素，它使发展过程超出了自然界的领域并进入社会历史的领域。因而，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29]

因此，在这里我们又重新看到，由于刚刚开始形成的人，生物界才达到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最高的、最终的、最具体的顶点），它同时又作为社会历史的“细胞”（最低的、发源的、最抽象的始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从自然界到人的辩证飞跃，实现了从全部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包括生物的运动形式在内）到社会运动形式的辩证的飞跃。恩格斯正是选择了这一点，作为使他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密切结合起来的衔接点。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个衔接点包含的内容是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0]。《自然辩证法》的最后一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有一段正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

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概括了19世纪末以前所取得的全部自然科学知识成果。这部书从自然界中进行着的最简单的（机械的）运动开始，以同人相联系的最复杂的运动结束，这样，发展过程便完成了从自然界领域向社会历史领域的飞跃。

恩格斯就是这样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运用于分析自然科学，这个辩证方法是以考虑到从低级上升到高级、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基础的。某些浅见的研究者有时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其实，这部著作的最有价值的和永存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实例，而恰恰是在这部书中恩格斯所成功运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虽然这部著作整体说来尚未完成，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却贯穿在全部著作中，贯穿在它的每一篇论文、每一个片断和每一篇札记中。

由于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他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而作出了许多预见，正是在这些预见中最完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下一章我们就谈谈这些预见。

二、天才的预见

辩证法在恩格斯那里，就其全部实质来说，是面向着现在和未来，而不是面向着过去的。然而，恩格斯对科学史始终是有兴趣的，因为过去的科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去推测科学发展规律性的过程，使之有可能了解科学的现在，并展望科学的未来。恩格斯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在辩证地概括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思想，并且他的许多卓越的预言在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也被辉煌地证实了。这一章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在科学的衔接点上

首先，恩格斯预见到在以前各门独立科学的衔接部分应该发生的情况，这些部分当时还未曾被研究过。从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可以预见到科学发展进程将向着掌握这些衔接部分的方向发展，向着建立新的边缘学科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联系，应该回忆一下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作出的那个发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恩格斯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问题和与此相应的各个邻近学科之间的转化问题。换言之，从那时起恩格斯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几乎完全超出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视野的问题，即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边缘的领域，在那里实现着各种不同的、直到那时还彼此孤立的运动形式（相应地，各门学科）之间的衔接和相互过渡，完成着它们之间的辩证飞跃。正是在那里，恩格斯预见到一些新的卓越的发现，正是在这些边缘领域里所进行的研究给了一把钥匙去揭示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的本质。例如，只是在热运动和机械运动，即分子的机械运动之间的联系与转化被揭示和证明了的时候（开始是借助于热的机械理论，后来是借助于热力学和气体的动力学理论），热的本质才第一次被理解。

但是，这里所研究的仅仅是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个衔接点。无论是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领域，还是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领域，都仍然同以前一样未被研究过。我们且不谈处于生物学和历史（人类社会、人）之间的那个领域，因为一般说来在那里还没有建立任何的关于怎样才能实现从猿（自然界）到人（历史）的转变的概念。恩格斯的创造性的辩证思想恰恰集中在所有这些被忽略的知识领域，对它们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现实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本身的“机制”。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作出了一些最重要的预言，这些预言为自然科学以后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

首先应当指出，运用辩证方法所揭示的有关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道路及其最重要的趋向和前景的那个预见是什么。这里所谈的首先是在自然科学内部起作用的科学运动的两个主要趋向的汇合，这两个主要趋向是科学的分化及其整体化。在19世纪，这两个矛盾的趋向是彼此同时并存的系列，并且第二种趋向是用来补偿第一种趋向所引起的后果的。但是，恩格斯实际上预见的是这两个趋向的更深刻的一致性和相互渗透；因为如果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在于，由于新的（边缘的）科学部门的出现，各个基本学科之间从前中断了的部分将会被填满，那么科学的进一步继续分化将不像从前那样导致学科之间的分离，也不导致学科间相互差别的加深，而恰好相反，将导致各学科的结合，以及它们的彼此联系的加强，换言之，将导致它们的整体化。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愈益出现这种情形，因此也就愈益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个真正的科学预测。

与此相联系，需要考察一下恩格斯关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相互转化的具体领域的预见，这个预见被后来建立的物理化学及其电离理论所证实。

在物理学和化学相邻接的这个领域里，恩格斯实际上预见到要出现一个完整的新学科，它将专门研究这两个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在1882年写的《电》这篇论文中，以及后来在《电化学》这篇札记中，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在化学和物理学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思想。以前在考察电火花对化学过程的影响时，物理学家常常宣称，这宁可说是化学上的事情；而在同一情况下，化学家则推诿给物理学家。恩格斯预言说：“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