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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逻辑的102（第2页）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对具体人物的活动几乎是不进行研究的，逻辑的方法把发展的个别“面貌”抽象掉，这在历史著作中是不允许的。在这方面，把马克思的两部著作——以逻辑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资本论》和作为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典范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加以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后一部著作中充满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具体历史人物的名字，如卡芬雅克、路易·拿破仑、路易·菲力浦、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等，这里分析了每个历史人物的作用，历史和历史规律的作用就通过那些体现着一定阶级、政党和个人的活动的一连串前后相继的事件而表现出来。

《资本论》则与上述著作不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现实过程作了抽象的理论的叙述，不是通过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活动来表现现实过程，而是通过那些深刻概括真实现象和事实的经济规律和范畴的运动和发展来表现现实过程。当然，在《资本论》中也有人（资本家、土地私有者、无产者）的活动，但这是“抽象的”、概括的人，正像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这里被考察的各种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但是，如果夸大上述两种方法的这一重要差别，就是错误的。既然逻辑的方法也就是历史的方法，只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那么，历史的方法也应当揭示规律性，即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如果认为历史的方法是对事实的经验主义的描述和记载，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现代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种实证主义的历史描述方法。资产阶级社会学许久以来一直在宣扬，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自然界的现象服从规律，而社会现象不服从规律。因此，自然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个别的、“不能重复的”事件的科学。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科学是描述事件，而不是根据客观规律来解释这些事件。同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也不乏各种臆想的理论，这些理论捏造出一些毫无真实历史内容的抽象规律。如果说新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为了把现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隐蔽在所描述的现象后面，那么，一切臆想的理论也力求达到同样的目的，不过是用另一种手段而已。

当然，实际上历史是有自己的客观逻辑的，这个客观逻辑表现着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发展规律的作用。因此，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实质并不是单纯地描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事实，描述具体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是发现和解释这些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规律性，了解隐蔽在偶然事件后面的必然性，指出并解释历史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作用。

换句话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的研究方法揭示同样的逻辑、同样的发展规律；不过，后者这样做是通过抽象的理论的形式，而前者则是通过有血有肉的具体事件，通过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以及个别人物的活动来揭示这一逻辑。譬如，通过拉斯普琴独揽朝廷大权或是皇后与德国人勾结这些单一的、具体的细节，历史的研究方法揭示出沙皇制度的腐败和危机的许多合乎规律的表现，揭示出废除沙皇制度的必然性。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书中，马克思把路易·拿破仑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在1848年12月10日选举中获得的胜利称为“世界历史中的玩笑”。但是，马克思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指出在这个可笑的、荒唐的偶然性后面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念念不忘拿破仑一世和他所进行的反封建主斗争的法兰西农民，投票选举拿破仑三世，是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反对向他们抽取苛税的富人和国家。马克思写道：“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22]无产阶级选举路易·拿破仑，是为了使他们所痛恨的卡芬雅克落选。马克思指出，对工人们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六月胜利的翻案。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也希望路易·拿破仑获得胜利。军队投票选举路易·拿破仑则是主张战争、反对和平的表现。于是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样……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意味着一切，——只是不意味着他自己。”[23]

在谈到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别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没有毫无历史方法因素的纯粹逻辑的方法，也没有毫无逻辑方法因素的纯粹历史的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但同时，在这一著作中也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因而，列宁完全有根据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

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和经济的典范。这一著作叙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是这一著作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其中，历史同理论是紧密地、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列宁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所发现和所研究的商品生产一般规律的作用的具体表现。在这一著作的第一章，列宁考察了“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列宁语）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这些原理也就是“本书中事实部分”的概论。同时，列宁在这本书中深刻地概括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情况，因而他的研究著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列宁这一著作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具体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关于一系列问题的理论（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问题、农民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分化过程问题、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等问题的理论）。

总之，不论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它们之间的界限却是有条件的，它们是相互渗透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既要避免那种只限于登记和描述事实而不揭示事实本质和规律性的经验主义，又要避免那种轻视具体事实的理论概括的必要性的抽象逻辑推断。马克思主义把下列两个方面协调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借助科学规律对事实进行最透彻、最冷静的分析，一方面根据确凿的事实进行大胆的理论概括。

四、思维逻辑和思维历史的相互关系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两个范畴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认识的逻辑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对于了解认识的逻辑过程（认识的逻辑过程在个别人的头脑中是怎样进行的）和思维本身的历史发展（认识的历史进程的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需要专门加以研究的大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谈几点一般意见。

列宁很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对辩证逻辑的进一步的科学探讨，应当以概括认识史——哲学史、自然科学史、政治经济学史和其他科学史、语言史、儿童智力发展史等——为基础。列宁指出，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就是要对人类思想史、科学史和技术史进行辩证的加工。

列宁这个指示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他强调辩证地概括思维历史对于探讨逻辑和认识论的重大意义，指出思维历史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形成了认识的规律性，认识向客观真理运动的规律性。认识从最初的起源直到它现在达到的最高峰的历史，在其主要的、本质的特征上不可能不是以下的情况：它的一切基本阶段，思维的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基本阶段的特点，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认识的内在本性、认识的规律决定了的。

举例来说，中世纪以来到18世纪末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自然现象是现成的、一成不变的、彼此无关的。这并不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差，而是由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由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认识现象之前，必须把它们当作相对不变的、稳定的现象来认识。无论对于思维的历史发展或是对于个别认识过程来说，这一点都是正确的。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上述时期人类思维的努力——科学——主要是分析或分解整体（即自然界），脱离整体而分别地认识每个部分。这种认识方法虽然有其不好的方面，但是它却为下一个历史时期（大致从18世纪末开始，其中充满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飞跃准备了前提条件。

当然，把认识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作是不超出“纯粹”思想范围的规律性，也是错误的。人的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不考虑认识的历史过程进行时的全部社会条件，也就不可能了解认识的规律。

例如，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愈加深入的，换句话说，认识是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的，是具有前进发展的性质的。认识的这种发展性质，当然不仅仅是由思想运动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都为人们的认识活动提供新的、前所未有的探索自然界秘密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表现为人类的更高度的生产实践，表现为新的技术，表现为使人能够更深入认识事物本质的、完善的科学工具和仪器。这些新的可能性的出现，还因为有些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们为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而斗争，因而，也就为认识的进步、科学的进步而斗争。

由此可见，思维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各种不同因素和条件的复杂的结合。所有这些因素和条件作用的结果，便形成了认识的完全客观的历史过程。

对认识的历史过程进行概括，其重要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在个别人的头脑中认识是怎样进行的，因为在这里逻辑的和历史的总的来说也是一致的。个别认识行为的逻辑仿佛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的简单扼要的再现，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再现，而不是一切细节的再现，不是认识史上不可避免的各种曲折、倒退等的再现。

逻辑的和历史的在认识发展中的这种一致，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正像前面所指出的，思维的历史就是认识发展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所由以形成的认识实践过程。每个个别认识过程的逻辑是认识的历史实践的反映，这是完全自然的。

这就是列宁为什么那样坚决要求对认识史进行研究和辩证概括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建立正确的、科学的认识论和逻辑的必要条件。列宁写道：“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24]

列宁强调指出，一般认识的历史进程，每门科学的历史进程都是从认识事物的外部现象开始的，而不是从认识事物的内在的本质方面开始的，认识透过事物的外在方面寻找其内在的本质、规律。认识的这种历史进程是很自然的，因为事物的本质是不能直接看到的，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揭露出这种本质。最初企图回答什么是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的基础这个问题的学者们，认为这个基础是火、空气、水等，他们把直接可见的、可触知的现象当作了本质，过了很久，科学才认识到自然界的真正的物质本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现代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说明了许许多多现象，以前虽然也知道这些现象，但是还没有确定它们的原因。例如，只有发现了原子的结构才能说明化学反应过程、原子化合和分离等的规律性。

我们可以看到，认识的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方面深入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关系。每个个别认识过程的逻辑也是这样。我们在认识某一个未知的现象时，也是先从外在方面来把握它，然后再深入到它的本质、规律。认识的历史实践所奠定的这条途径，也在现代人的每个个别认识行为中重复着。因此，研究认识史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我们是怎样认识事物的。

研究思想史还可以回答认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认识客观真理的基本阶段是怎样的？认识发展的历史实践确凿地证明了，在人类思维的早期阶段，占主要地位的是具体感性的思维形式。当时抽象思维的能力还很不发达，这种能力首先是由于人的劳动，由于人在同自然作斗争中技术装备的增长，随着人掌握自然力量的程度而逐渐形成的。人在起初主要是根据感官所提供的资料（感觉、知觉、表象）去判断周围的现象；后来在更高的阶段上，思维的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才日益发展起来。

儿童智力发展进程也证实了这个规律性。列宁曾要求研究儿童的智力发展，以便科学地论证认识的规律性。儿童智力发展史仿佛是人类智力发展史的简要的重复：儿童的思维最初也具有非常具体的感性的性质，后来在儿童身上才逐渐地发展起概括的能力、抽象思维的能力。

根据人类思维发展史的资料就可设想，现代人所开辟的认识真理的途径，总体来看也应该再现认识发展的历史途径：从感性知觉和表象到抽象（认识事物本质的工具）。一切认识都是从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没有这种作用，我们关于事物便什么也不能知道。因此，即使是在每个个别的认识行为中，认识的第一阶段也必然是对事物的感性直观和观察的阶段，然后我们才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即概括和抽象思维的阶段，通过概括和抽象思维来认识现象背后的规律。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列宁在他那个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的绝妙公式中，就是这样表述思想的认识客观真理的运动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25]

列宁的这一论点是以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一致以及对认识史的概括为依据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是经过概括的认识史，它在现代生理学中，具体地说，在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应当提醒大家注意，列宁在列举“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时，曾经提到动物智力发展史。根据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动物只须反映现实界的第一信号系统，即直接反映环境对动物感官作用的结果。第一信号系统是动物和人都有的，但是，人还有建立在第一信号系统之上的为人所特有的新的信号系统——第二信号系统：语言以及同语言相联系的进行抽象思维和制定概念等的能力。这就是说，动物和人的历史也证明了认识从直接反映现实到间接反映现实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即在个别认识过程中也起作用的规律性。认识的个体发育和认识的系统发育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