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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第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以及这些观点的哲学论证[2]

（一）博士论文。自我意识与经验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革命。辩证法与哲学史问题

马克思宣布哲学具有全世界历史的革命的使命，但他这时还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因而没有看到宗教压迫和一切奴役的物质根源。他认为能够消灭任何压迫的力量是自我意识、精神活动，这种活动的一个必要的和高级的形式，在他看来就是革命的实践。因此很自然的就要发生哲学、一般的意识与周围现实的关系问题，这实质上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青年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学方面提出并按照唯心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哲学家对于世界和思想之间所建立的一般关系里，他只是自己把自己的特殊意识对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3]在马克思看来，理性、意识、意志与外部物质现实的唯心主义对立，在一定的范畴内，在自我意识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根据理性要求来改造世界的人的能动性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的一种必然的表现。马克思说，只有唯心主义“才知道能激动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它（唯心主义。——引者注）从来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所吓退，从来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惊倒，相反地，它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光天”[4]。这种对唯心主义的极其扩大化的理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哲学唯心主义当然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这里说的实质上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受到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鼓舞的、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与唯心主义的前提是相联系的。马克思就是从这种立场来考察从理论的主要是哲学的活动向革命实践的过渡的。“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本身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来自阿门特阴影王国（埃及神话中死者和灵魂的居住地。——译注）的意志，反对那存在于意志之外的地上的现实。”[5]换句话说，因为自我意识、哲学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达到了一定的完整性（成为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它们就必然会面向外部世界，以便使外部世界成为哲学的、合理的。哲学，只有当它同生活有机地联系，同生活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时，才能达到对于现实的完整理解。但是，这种结合一方面是把纷争、矛盾带到与哲学完全无关的生活领域中去，另一方面则是哲学的自我否定、具体体现。马克思说：“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随着世界的哲学化，哲学同时也就世界化了；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正是在斗争中，哲学自己陷入了它也与之作斗争的那些错误，而且只是由于陷入了这些错误，它才扬弃了这些错误。凡是与它对立的东西、凡是它所斗争反对的东西永远是和它自身相同的东西，不过只是具有相反的标志罢了。”[6]

由此可见，强调指出这个结论是特别重要的，哲学（自我意识）不依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只是一种假象，当哲学一与生活发生冲突，这种假象就消失不见了，因为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哲学远远没有免除它要消除的那些缺点，并且只有克服它自己的缺点，尤其是自己与世界的脱离、自己的思辨的系统性等缺点，哲学才能克服生活的缺点。

马克思试图以新的方式提出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问题不只是在于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使实践的改造服从于哲学家所创立的理想。马克思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固有的这种认为哲学无须向实践生活学习的片面观点，他得出结论说，只有面向实践，哲学才能克服它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过去被认为不是自己的缺点。

不过，马克思还是唯心主义地来解释理论和实践、自我意识和现实的统一的，因为他断定，“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7]。因此，哲学所变成的那种与现实的实践关系，就被说成是对这种现实的批判。

马克思把哲学同现象世界的对立说成是意志和反思，因此，这种实践关系就不是物质的过程，而是精神的、理智的过程。[8]但是，因为自我意识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实在的主体的头脑中，这些主体思索着，行动着，谈论哲理，因此哲学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冲突，就像哲学本身的内在纷争一样，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矛盾，并表现在个别人的意识中。由此可见，哲学和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就是人们的意识和他们的实际存在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理性要求和他们的无理**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冲突叫做颠倒的关系，并且与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他认为意识和存在、哲学和生活按其性质本身来说决不应该互相矛盾。人们不得不去克服的不仅是哲学所反对的那些生活关系；哲学本身，就其具体历史形式即一定的体系来说，束缚着人的理性，因而也应当被否定。因此哲学不仅应该批判地对待外部世界，它也应该是自我批判的。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哲学的自我意识发展的矛盾性质以及这种发展的后果。“因此，首先显得是哲学与世界的一种颠倒的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然后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自己本身内部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在分裂和双重性，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9]

总之，在哲学上合乎规律地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派别，但是，这种存在的必然性，马克思是从哲学的自我意识在其一方面对于世界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的关系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中引申出来的。因此，这里说的不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或那种解决，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革命派和保守党派之间的一般对立，马克思把它们叫做自由派和实证派。[10]马克思用自由派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不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和其他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所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那种运动，当时德国还根本没有政党，因而也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这里说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党派、一种哲学原则，马克思认为这一原则的体现者不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而是青年黑格尔派。

关于“自由派”，马克思说，它批评事物的现状，力求实现哲学的要求，而“实证哲学”派则在理性和世界之间挖掘一条鸿沟，即拒绝按照理性要求来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只有自由派这个概念的一派，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11]，同时他又在“自由派”的哲学原则和它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之间作了区分，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总是害怕从这一原则中得出的结论。

这里说的当然是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仅仅是这种哲学，那么从它的原则中究竟能够得出什么呢？马克思说，伟大的哲学学说产生批判的时代，这种时代“随着自身完成的哲学和它的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具有泰坦般的性质，因为构成它们的统一的纷争是巨大的”[12]。马克思嘲笑了那些“半途而废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力图妥协，企图只局限于“同实际需要缔结和平条约”，而“泰米托克利斯却在雅典面临毁灭危险时，激励雅典人完全放弃该城，在海上、在另一个适合的地方建立新的雅典”[13]。

马克思指出，自我意识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自我意识和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迟早总要达到这样的限度，以致只能通过泰坦式的斗争才能解决。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导向幸福的时代。然而青年黑格尔分子（诚然，马克思说的是某些黑格尔主义者）却鼓吹适度、渐进的转化的范畴，虽然任何真正的质的差别都是飞跃。马克思嘲笑那些害怕革命的暴风雨的黑格尔继承者的适度，他说：“普通的竖琴在任何人的手里都能发出声音；风神的竖琴却只是当风暴敲击它的琴弦时才发出声音。面临着这场风暴无须惊慌失措，它是跟随在伟大的、世界性的哲学后面到来的。那些不理解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人，如果他们始终不渝，那他们就必定会否定，一般说来在完成了的哲学之后，还会有人存在；或者必定会认为适度的辩证法本身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的最高范畴，并且会和某些曲解我们的老师的黑格尔主义者一道，断言适度是绝对精神的正常表现；但是冒充绝对事物的正常表现的适度，本身却成为无度的，即成为无度的要求。没有这种必然性，就不能理解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怎么会出现芝诺、伊壁鸠鲁乃至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黑格尔之后怎么会出现现代哲学家的那些大都毫无价值的尝试。”[14]

这里引证的马克思的话不仅说明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证明了他对他曾一度参加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批判态度，因为他意识到了（诚然，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这个运动的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同实践绝对地对立起来，以此作为自己拒绝同封建浪漫主义反动思想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根据。他们倾向于把革命归入这样一种经验的现实之内——自我意识永远凌驾于这种现实之上。由此便产生了意识中的革命的思想，但这决不是现实的、实践的革命的思想，因为这种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不是哲学，而是群众。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否定了自我意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绝对对立，证明了实践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被批判的那种经验现实本身的一部分，而自我意识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乃是生活本身内在固有的矛盾。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同存在调和起来和青年黑格尔派把理性同现实对立起来，同样都是片面的观点。前者导致为现存的东西作辩护，而后者则会导致脱离实在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和外部现实的统一必然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谐被极其尖锐的冲突所代替，而冲突的解决又会在一定时期内确立自我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一致，但这种和谐既不可能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永恒的。

科尔纽写道：“照马克思的见解，哲学和世界、自我意识和具体现实之间的关系，乍看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深入考察起来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应该把这两个对立的因素形而上学地看成是两个凝固的本质，而应该看到它们的辩证的统一。哲学从世界分离出来之后，它重新进入世界，同时改变世界；然后它再一次作为抽象的整体而同世界分裂，并且通过批判把自己同它对立起来而重新决定它的进一步发展。”[15]

马克思在1839～1841年提出的这些原理，距离把意识和自我意识理解为客观现实的反映这种唯物主义观点还很远。这些原理的基础是把世界看作是意识和存在的统一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大体上同黑格尔关于现实是主体—客体的这种学说相吻合。青年黑格尔派倾向于费希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站在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立场，认为自我意识是自然的精神本质的最高表现，这种自然的规律性就是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理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精神不是离开物质而存在，物质是精神的必然表现。物质和精神构成对立面的统一、相关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精神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方面、本质和目的。

马克思试图自然主义地解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使它摆脱神学的前提和结论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宿命论。当然，这个任务从唯心主义立场是不能解决的，但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中无神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却给唯物主义世界观开辟了道路。总之，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不仅与他的政治（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有关，而且与他在这个运动的根本问题——自我意识同存在的关系上的哲学观点有关，但是，应当注意，这种差别远远没有立即转变为矛盾。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1841～1842年，马克思还没有同青年黑格尔派分家，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包含对于他们的个别重要的批评意见。

马克思关于意识和存在的相互关系的观点证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实质的理解远比青年黑格尔派深刻。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反对把自我意识同现实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并且试图（诚然，还只是以一般的形式）揭示现实本身的矛盾性质。

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观点写道：“辩证法是内在的普通的光，充满热情的爱情眼光，没有被肉体的物质的分裂所压抑的内在灵魂，精神的隐秘处所。”[16]但是在下一句里，马克思强调指出：“辩证法也是湍急的洪流，它把无数的和有限的事物击破，把独立的形式推翻，把一切都沉没于一个永恒的大海中。”[17]这两条原理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中一方面是使对立面调和、中立化，另一方面是矛盾、否定。

前面的阐述使我们能得出以下结论：最吸引马克思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二个方面，他从这一方面出发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适度，并且论证了革命暴风雨的不可避免和良好作用。

马克思还力图辩证地理解哲学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后来又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发展了这些思想，这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关于必须把一个哲学学说的客观内容同主观的、有时是任意的阐述方式严格加以区分的思想。这种阐述方式，正像哲学家本人的个性一样，应该从他的体系来理解。因此，不是对哲学家的个性进行心理学的分析，而是对基本原则进行分析，把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分开，这样才能了解哲学的发展。马克思说：“哲学史应该在每一个体系中抽出那贯穿整个体系的决定性的主题、真正的结晶，把它们同证明、辩解、对话区分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分开来，因为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哲学史应该把真正的哲学知识这只悄悄地前进的田鼠同废话连篇的、公开的、具有各种形式的、主体的现象学意识区分开来，因为这种意识是这些议论的容器和动力。在区分这种意识时，应该探索的正是它的统一和相互制约。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这种批判的因素之所以绝对必要，乃是为了把体系的科学阐述同体系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之所以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存在是历史的。”[18]

马克思并不只限于指出把哲学体系的客观内容和主观表达方式加以区分的重要性，正如从上面引证的这段话中所看到的，他认为必须揭示这两者“统一和相互制约”的联系。因此，这里说的完全不是不要注意阐述方式、哲学体系的结构：这种体系的形式的一切特点都应该从它的内容、它的原则中引申出来。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从历史的前后关系来考察哲学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批判的研究，哲学史就会成为经验主义的描述，而哲学史家就会成为“誊本的缮写员”[19]。

马克思以这一观点来评价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态度，而这又使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一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那种被马克思评之为舍本逐末的心理和卖弄聪明的立场来解释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和他所得出的反动结论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的学生们对黑格尔只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用适应或类似的东西，简言之，就是道德地来说明他的体系的这个或那个规定”[20]。例如，如果说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绝对化了，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则否认这一点，断定这种绝对化的根源不是排斥这类结论的黑格尔学说，而是柏林大学这位哲学家、教授的个人特点。这种解释抹杀了黑格尔的反动政治结论同他的哲学体系的有机联系，抹杀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青年黑格尔派以哲学家的个性为借口，这是对他的学说没有采取充分批判态度的表现。马克思反对这种对待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态度。第一，他证明，“斥责老师，说他所发表的观点背后隐藏着秘密的意图，这是没有良心的”[21]。第二，这当然是主要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反动结论与他的哲学学说原则的不充分性、不彻底性有关。马克思写道：“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的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显然的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只有一点他意识不到，这就是：这种显然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的理解不充分。”[22]

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不限于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和最终结论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的理论根源在于黑格尔原则的不彻底性、不充分性，即在于黑格尔辩证法本身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还不能说出这种不充分性、不彻底性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还没有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缺陷就在于它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但是，重要的是提出了这个任务：批判地分析黑格尔辩证法，以便克服它的不充分性，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辩证法。

下面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区分哲学学说的客观内容和它的主观表达形式，正如分析这两者的相互联系一样，只有在把客观内容看作不同于意识、不依赖于意识的东西的限度内才能顺利地做到。然而马克思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以他把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前者是“内在的、本质的意识”，而后者是外在的、“公开的意识”。这就是说，这种区分是在意识内部、哲学内部进行的。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出这种问题提法的不充分性，因为他提出了哲学与世界、自我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就是在这里，关于必须越出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范围的意识也已经成熟了。

（二）一些初步总结。马克思、恩格斯与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期的科学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特点，可以归结为黑格尔“左”派的同时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他们青年时代自发接受的那种传统宗教的、自由主义启蒙派的、浪漫主义的观点，这是他们为以后过渡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建立必要的理论前提这个过程的主要方面之一。不能低估这个方面的意义，即同家庭和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决裂的意义。只要想一想恩格斯同“乌培河谷的信仰”的斗争，就可以明白，当初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这才直接促成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向无神论立场的转变，把哲学同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对立起来，深刻地批判半封建的德国社会关系，革命地解释黑格尔的哲学，把理论研究同反对德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形成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的最重要的特点。

非常明显，革命民主主义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结合，带有非常矛盾的性质。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具备能够表现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物质需要的政治纲领，要求高度地评价他们的实际的革命斗争。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它必然保留着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对实际政治问题的抽象的思辨的解释，因此一般说来，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实际上不可能具体提出革命和社会政治改造的问题，这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具有两面性。有些研究家不理解这种两面性，得出了两种对立的、但同样错误的观念：其一是把这个流派描绘成基本上是保守的、同资产阶级革命敌对的流派；其二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看成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矛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革命民主主义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它是社会“下层”的思想体系），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哲学的“左”派追随者中间处于特殊的地位。这个矛盾很快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分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是他们智力发展中的必然阶段，正如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本身是黑格尔派解体的必然后果一样。恩格斯后来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德国的“极端的哲学派别”[23]。恩格斯在评价这一哲学派别的历史意义时写到，这一流派的最极端的派系“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时它也把检察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不能享有的出版自由。”[24]

紊乱的哲学语言，即青年黑格尔派对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唯心主义思辨的提法，必然会贬低这些问题的具体政治意义。在这里，同样表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两面性。这个派别在宣布“行动的哲学”的必要性和必须把哲学同实践联系起来的时候，是以思辨的唯心主义的精神来理解行动和实践的。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现实对立起来，这就是说，它对革命必然性的提法是极其抽象的，因而也是缺乏必要的行动意义的。包含于这种对立中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在自身中包含着对“下层”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明显的轻视，认为只有优秀的、善于批判思考的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言而喻，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不是革命（即实际政治过程），而是抽象的哲学议论，才是自我意识的完全表现。青年黑格尔派把哲学形式的自我意识绝对化了，从而贬低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的意义。但是，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问题，首先是哲学本身的社会作用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指出了黑格尔的哲学原理同它的最后结论的矛盾；他们驳斥了黑格尔把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解释为社会进步的终结的企图。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发展的原理不仅应该应用于人类过去的历史而且也应该应用于现在和将来。黑格尔关于认识过程完结的观念，黑格尔把意志和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思维的做法，都受到了他的“左”派追随者的反对。

科尔纽在我们不止一次地引证过的研究著作中正确地指出，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爱·甘斯把黑格尔学说应用到法学中，试图把它同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联系起来。赫斯依据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力图从哲学上发展和阐释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卢格提出了借助于黑格尔方法来解决迫切政治问题的问题。切什科夫斯基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认为哲学是改变周围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积极性的极重要的表现形式。鲍威尔试图在批评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历史的完整观念：人类的历史是产生和消灭多种多样的自我存在形式（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形式等）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史。施蒂纳把自我意识同现实的抽象对立发展到极点，宣称应该否定一切同单个的、经验的、“我的”我相对立的东西。

1886年恩格斯谈到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作用时写道：“在反对正统虔诚教徒和封建反动者的斗争中，左翼——所谓青年黑格尔派——逐渐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火急问题所持的轻视态度，由于这种轻视态度，政府曾容忍了他们的学说，甚至保护了他们的学说。迄至1840年，正统教徒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以威廉四世为代表而登上了宝座，这时他们就必得公开地站在这派或那派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着，但已经不是为了抽象哲学的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25]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导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产生。费尔巴哈在1839年实际上就已经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了，1841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向唯物主义的这种转变结束了青年黑格尔派在阐释宗教方面必然产生的那种两面性、不彻底性。要知道，青年黑格尔派尽管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和谐一致的观点，宣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但他们终究还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哲学的观点宣布了无神论，从而使青年黑格尔派所固有的这个矛盾发展到极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不仅说明用唯心主义来论证无神论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通向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的道路。的确，在本章所叙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看作唯物主义的特殊变种，而是把它看作同神学、同浪漫主义精神、同对人的生活的具体感性内容作思辨的抽象议论相对立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对人的生活内容的认识应该成为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