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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3页）

[54]乐嗣炳：《国语概论》，12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

[55]芳：《读书问答·〈民众教育〉》，载《进修》第3卷第13、14期合刊，1934年，43页。又如《安徽省筹备国语统一会推广国语办法草案》（日期不详，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30820）称：“如小学教员，即非教授国语者，亦以能用普通话为宜。”

[56]《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纪事》，载《晨报副刊》，1924年2月12日，第4版。

[57]振德：《交大来的消息》，载《智慧》第19期，1947年，19页。

[5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8页。

[59]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见《语言·文字·思想》，116、118～120页。这在其时的左翼人士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毛泽东（1893—197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有同样的评论：五四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而这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但洪长泰已经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说的“平民”，主要指农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1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60]何容：《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61期，1932年11月19日，2页。

[61]瞿文发表后，茅盾以“止敬”的笔名提出，上海工人的“通用语”呈现出“上海土白化”的趋势。故“即使在一地的新兴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国却没有”。[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115～11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对此，瞿秋白的回答是：这并不能否定普通话的存在，“只是证明全国范围的普通话”还处在“初步的阶段”而已。（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49页。）

[62]魏猛克：《普通话与“大众语”》，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57～58页（类页）。

[63]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14～215页。

[64]也有人完全接受瞿秋白的观点，如任白戈：《“大众语”底建设问题》，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00页（类页）。

[65]编者：《答覆几个问题》，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24日、10月12日，均在第6版。

[66]郑伯奇：《大众语和普通话》，载《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10～11页。

[67]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2～3页（类页）。

[68]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18页。

[69]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2页。

[70]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4～35页。

[71]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8页。

[72]刘大白：《文字学概论》，1～2页，上海，大江书铺，1933。

[73]姚华：《翻切今纽六论》，见《弗堂类稿》，242页。

[74]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17日，第4张第1版。

[75]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见《胡愈之文集》第2卷，39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标点略有改动。

[76]其时对苏联民族政策加以肯定的并不止左翼文化人，接近国民政府的胡政之（1889—1949）就在1937年6月30日为范长江（1909—1970）《塞上行》所写的序里说：“我们非常羡慕苏俄能大胆地将国内无数不同的民族解放开来，为之发扬其固有的文化，钻研其神秘的史迹，充分重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能巧妙地拿主义思想把他们熔成一片，这实在非中国历代对少数弱小民族威慑羁縻的方法所可望其项背。”（胡政之：《〈塞上行〉序》，见《胡政之文集》下册，113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7]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1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8]E。萧（E。Sjao）：《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焦风译，载《国际每日文选》第12期，1933年，9页。

[79]杨慧已注意到，瞿秋白的说法与列宁（1870—1924）对“国语”的否定有关，并将其与“无产阶级联邦制”的国家构想联系起来。（杨慧：《“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94、96页。）不过，他批评瞿秋白“机械地把中国的方言当作前苏联的民族语言来看待”，则是不公平的，瞿氏的论述中实已包括了对“民族语言”的思考。另外，瞿秋白在嘲笑国语运动以北平音为标准音时又说：“学院主义派的学者，他们尽管跟着旗人笑，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仍旧说他们的‘蓝青官话’。”（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9页。）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段话里实际蕴含着另一种歧视。

[80]胡绳：《文学创作上的用语——大众语：方言：拉丁化》，载《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合刊，1934年，6页。

[81]应人：《读了〈我对于拉丁化的意见〉之后》，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75页。

[82]不过，在一个问题上他的见解和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者通常的主张有一定的距离（但并不矛盾）。他认可了汉语的标准语地位，强调这不是“单靠政治力的优越”所能造成的，而“蒙古人满洲人曾经统治中国好几百年，结果反为汉语所同化，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施効人：《方言写作与国语统一（上）》，载《现代教学丛刊》第4期，1948年，37页。）

[83]教育部公函，1939年1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0。

[84]《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会议记录》，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