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共产党宣言》,应该思考什么
(一)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指导作用
《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没有过时,其中的辩证态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据和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绝对目标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释放出来的。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即便在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绩时,我们仍然要珍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守。”[81]拿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和路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同时胜利才有可能,但他们并不把这一观点作为一个绝对结论,而是要求“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且以条件式的语言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2]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一思想做了注解,其法理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其哲理依据是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有人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与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称为真正的“革命”,但实际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它们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用的方向却大相径庭,虽然都是从一个制度谱系转向另一个制度谱系,但其力量表达的效果却不一样。但我们不能否认1949年中国革命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因为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在经验上也有不少借鉴,革命胜利后的很长时间里,工人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解和实践也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固守或照搬一种模式显然不行,20世纪陶里亚蒂提出“多中心论”,否认“老子党”“领导党”的存在,希望在多样化中求团结,是独立思考本国本党问题的典范。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共产党宣言》的求是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著作,基本要求是灵活运用其中的思想和方法。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83]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的重要目的是寻找革命和建设理论依据及信心,“《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84]。从五四运动时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有了新的观察和解决中华民族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和朱德曾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布告,这是把《共产党宣言》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质的飞跃。《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也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二)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和共产党人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目标建立起来的,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有过多次修改,但并没有改变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立场。当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作为指导思想时,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选择和行为方向;当中国共产党把邓小平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时,也标志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有了新飞跃。治国理政,“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以新的语言和叙事表达了共产主义信念和行动。“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5]第一步目标早已实现,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目标正在推进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共产党人对世界大势、国内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在机遇中应对挑战,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做出科学判断。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建立在这一理论成就和实践成就基础上。
《共产党宣言》从来不做夸夸其谈的虚论,中国共产党人也继承了这一品质。在利益追求上,它总是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以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判断党的工作的最高标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物质利益激励、思想文化激励和宗旨意识激励形式。《共产党宣言》指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6],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87],“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88]。《共产党宣言》指出:“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89]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90]《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1]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92],“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93]。《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4],“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95]。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96],“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97]。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行为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三)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社会主义的任务
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人类社会的命运给出答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98]。但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消亡过程看成“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受到经济危机的纠缠,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不仅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也雄辩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把视角拓展和延伸一下,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阐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宏观描述,更是一个包含科学预测的理论叙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来,就有了两种主要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和共处的问题,各自的吸引力大小在于各自的发展能力和制度的优越程度,怎样更好更快地发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推动使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人类交往及其产品公共化现象在今天表现得非常明显,“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9]。社会主义是一曲壮歌而不是悲歌,它必将在历史关键时候对人类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努力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
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奏出的,在这个共存共处的竞争体系中,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不少难题,经济危机的阴影一直难以驱散,金融风暴、次贷危机都曾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心病。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问题,在转型发展之中,在顺应世界潮流的过程中,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紧迫的任务。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来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世界上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思路,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100]改革中一直面临着新问题、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提出“四个全面”,是辩证认识当下社会发展现实提出的要求,是在中国未来的大视角中设定的目标;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提出的,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科学分析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杂音和噪音,认为我们现在的发展是走邪路,是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一些人用这种唯心主义思维看待当下的社会,得出了另一种结论。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与运行,既是经典理论的现实化,又是社会理论的实践化。计划经济体制所设定的原初图景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展示了具有广泛吸引力的色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修正的发展模式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期待。改革以后的社会主义基调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基因依然延续。当然,社会主义改革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波折和磨难中可以看到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冲突,看到国际社会中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南斯拉夫对苏联模式的质疑、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布拉格之春等,都曾毫无例外地遭到国内或国外的抵制或干涉,变迁的深度和程度与所涉及的层次和领域有很大关系。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不能把已有理论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恩格斯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101]理论的活学活用是一门学问,是需要长期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