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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念（第1页）

四、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念

宗教文化具有一般性，符合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宗教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带有特殊文化的表征，宗教信仰自由要遵循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条件，这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路。

（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纵观中国历代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出于不同目的和需要而选择的政策策略，对宗教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进而也对社会和谐影响很大。在探索中以及在实际的需要中，不少统治阶级采取了执两用中的态度，事实表明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是有利的。但是，历史上的极端事例，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也具有消极作用。在这里，执两用中的基本含义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宗教文化，客观分析宗教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社会发展服务。宗教文化发展与交流的状况，总是与经济发展、政治取向、价值选择和心理定式有关，宗教文化交流的基本前提是对宗教的价值做出客观判断。很多宗教倡导积极从善，主张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很多宗教主张克制欲望，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突出的地方采取忍让态度，有利于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的调适；很多宗教主张淡泊名利，主张名利追求的方法要“正义”，名利追求的程序要“正道”，名利追求的结果要“坦然”，这对于养成良好的义利观是有积极意义的；很多宗教倡导宽容精神，主张爱亲人、爱社会，要有忍耐、无私的心态，这有利于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缓冲与解决。这些方面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是需要借鉴和利用的。另一方面，宗教中包含着不健康方面，如迷信色彩、虚妄特征、愚昧认识、极端行为、落后意识等，这些内容在社会发展中时而被强化，时而被淡化，其不良影响或强或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们现在认识和解决宗教问题，不能各执一端，更不能走向极端，对于宗教的两面性要客观看待，扬长避短。这方面，古代统治阶级的做法和经验教训都需要认真分析。拿统治阶级对待佛教的态度来说，反对者认为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信徒们“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的贪痴，“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应将佛教退还天竺，将沙门放归桑梓。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不符合辩证法。宗教是思想意识的重要表现方式，将有关问题都诉诸行政手段也是不合时宜的，寻求和谐之道乃是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路径。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对宗教内容进行引导，用其可用，弃其当弃，将不同的力量规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轨道上。

（2）借鉴历史，不履老路。历史上，可以借鉴的内容很多。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和宗教关系，显示出博大恢宏、气象万千之势，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此时期的三教政策和关系是：佛教如日中天，道教朗星普照，儒学如天际星辰闪烁。周武帝灭佛之后，佛教在隋唐时期得以恢复，听任出家，营造经像，从风而靡，竞相景慕，以至于达到崇道佞佛的程度。唐代以开放的态度容许各种学派共同发展，并力图调和儒释道三教，使之和谐相处，确立了三教并存的宗教政策，而唐武宗禁佛活动，又使佛教寂然衰落。如果研究一下宋代的诗词，有不少是充满佛理和禅机的，不少诗人和词人也是儒佛兼修的。禅性与人性结合，禅理与人心结合，由山水诗、述情诗、感怀诗等表现出来，佛理被融入书画之中，儒学被移入佛学之中，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学体系，甚至有不少佛理融入日常生活，与儒学一起起着社会教化作用。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则有另一种风光，其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冲突与碰撞，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思想交汇，礼仪之争和百年禁教不仅是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也是价值观上的不同和再塑。令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内禁教，外国人的反映那么激烈？我们不想接受外来思想，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外国人非要强加到我们身上，甚至不惜借助武力来达到目的？为什么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曾在一个时期格格不入？为什么一部分人愿意接受并信仰基督教？从政治立场出发，古代统治阶级基本上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由于朝代更迭频繁，人事变动很快，加上统治阶级的人治特征和一己需要，宗教政策朝令夕改，缺少机制化的管理和引导方式，因此其变动也是“朝晖夕阴”，令人莫衷一是。今天，我们对宗教的态度是靠政策来保障的，我们不会走佞佛之类的路子，也不会弹禁佛之类的调子。

（3）把握今朝，不翻旧账。对于历史上的宗教问题和现实的宗教关系，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曾有的暴行，让很多有良心的中国人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天主教会就提出“三自”爱国主张，这意味着要同西方天主教断绝关系，意味着要彻底结束西方列强利用宗教奴役中国的历史，也意味着中国的宗教由中国自己来办。但是，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千年老号”，它不甘心丢掉对中国天主教的控制权，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的天主教活动，甚至不惜采用粗暴手段予以阻止或诋毁，这是中国天主教徒以及中国人民不答应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不应期待回到过去、回到从前，回到控制中国天主教活动的老路上，友善的中国天主教徒和中国人民也不想再体味过去曾经受过的屈辱。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曾经有过的暴行，我们也不必翻旧账，更不能以牙还牙。基督教徒的活动，只要是合法的，我们都不会干涉，但是对于基督教地下势力的渗透活动，对于非法传教活动，对打着宗教活动名义宣传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活动，必须坚决制止。今天，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问题、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问题，这方面要和那些利用宗教分裂中国的活动分离开来，要和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暴力恐怖的行为分离开来。宗教也应该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在实际生活中寻找发挥积极作用的路径和方式。

（4）辩证分析，不搬教条。在我国，五大宗教文化的存在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无视它们的存在，或者轻视它们的社会作用，都不能很好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我们要实现中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看到宗教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尤其要看到宗教教义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和合理价值观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必须看到在“四个全面”建设中思想治理的重要性及其特征，不能用斗争思维来理解今天的宗教关系，更不能用行政命令乱贴政治标签；必须看到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凝聚多方面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看到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认识科学技术造成的宗教认识变化，认识世俗关系对神学理念的影响，世俗化的力量与宗教力量表达方式的差异。这些方面对于解决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引导问题，解决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和谐相处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形形色色的宗教势力都伺机争抢地盘、扩大影响，他们利用现代媒体，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这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是一个严峻挑战。如果我们对宗教价值观的两面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对宗教文化的负面效应不能有效地克制，就会削弱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我们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但是我们不接受任何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甚至公开对立的文化形式，我们也不接受利用宗教信仰自由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能滑向另一端，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否定其他一切思想的存在，不能因为倡导主流价值而否认多元，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接受具有积极意义的宗教文化形式。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是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些国家与伊斯兰教世界在价值理念上有很大差别，十字架与星月架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主导与被主导、支配与被支配、操纵与反操纵、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其中掺杂着强权政治和利益诉求。由于宗教的国际性和复杂性，一处骚乱，多点呼应；一方摇旗呐喊，多方擂鼓助威，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而不受干扰。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解决宗教问题也不能单打一，要积极利用正义的力量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问题的解决，要积极利用广大群众的力量推动国内宗教问题的解决。

（5）超越过去，不忘初心。马克思的批判宗教并没有否定宗教的人文价值，更不是否定宗教的一切，而是用科学唯物主义来超越宗教。一定意义上说，生死关怀是宗教的永恒主题，由此衍生出的天地人神、爱恨善恶、生死关怀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理论，是关心群众和体现民生要求的理论，是推动全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就社会关怀和人的关怀而言，宗教与马克思主义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宗教崇尚超人间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生活中、从群众中获得力量。由于关注的内容不完全一致，阐释的方式有很大差别，故实践的路径也不一样，这就有了二者的比较问题。宗教之中有很多可以扬弃的内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更能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面向群众，具有超越宗教的功能。“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原始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无宁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的人本质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的实现。”[101]马克思把人的不朽由“个人的不朽”，变成了“历史的不朽”，把“宗教自信”变成了“人的自信”，把“上帝的永恒”变成了“人民的永恒”。这是我们对于宗教发展趋势的原初理解，处理宗教问题也不能忘记初心。但是，时代在变迁，形势在变化，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也要随着跟上时代发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也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