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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语言不对称性对东西方科学认知的影响（第2页）

再看欧洲语言。它依靠词和句子的形态变化组织结构而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的特征。其中，“S是P”这样的句子结构成为形式逻辑的基础。也就是说，语言的系词是具有形式意义的逻辑联接词，它能够保证抽象概念的同一性；通过主谓结构和系词联结，可以获得概念的定义，进而把握事物类的外延与内涵。研究表明，从类概念的外延方面去认识类之间的关系正是发现三段论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要知道一个三段论是否有效，就必须从概念的外延方面去考察大前提、小前提及其所推出的结论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否有必然性。[68]除了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欧洲语言的结构还依靠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建立。这种关系就是演绎推理的各种规则。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数学的“语形”特征。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其基本特征或基本过程是，首先确定初始符号，以此表征若干不直接定义的公设和公理，再依据一定的合式公式或推理规则，由公设和公理推演出一系列定理。这样，欧氏几何学就成为由一组初始符号、公设、公理、定理等组成的严谨、完备、独立的形式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依据基本的公理和规则而形成的演绎系统。同样，非欧几何也是一套形式系统。例如，黎曼几何是基于不同于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而形成的演绎系统。在黎曼几何的推演中，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拓扑学得以产生。而在拓扑学的各分支中，根据不同的公理进而又推出点集拓扑和组合拓扑。其中，组合拓扑又经过一系列推演在微分流形上发现了“纤维丛”。可以说，形式化的数学体系是以形式的推演为动力基础的，它通常不考虑数学符号、数学命题的具体含义，而侧重于数学符号和数学命题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的“语形”特征。[69]即使涉及语义方面，它也是力求通过形式手段加以处理，在形式的关系中蕴含着“语义”的成分。

（四）整体观照与本体探源。张东荪在《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等文章中指出，中国人不大讲“being”，即存在，而却非常注重讲“being”，即变化。我认为，讲变化（being）是离不开“整体观照”的。例如，在汉语科学思维中，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范畴，既是变化的也是整体的。它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离、取舍、抽象，只突出其共性的、本质的属性；而是着力于在自然状态下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功能和演化状态的把握。当研究对象因其复杂、多变、随机而难于把握和认知时，则力图于从现象层面对之进行描摹与刻画，而不求其确定性、精确性。如对于“气”的概念，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哲学家那种“属加种差”式的定义。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这里，老子把天地看作是一个大风箱，出入其中的自然是“气”（“气”作为主语被省略掉了）。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夫大块噫气，其名曰风”（《庄子·齐物论》）。这是对“气”的特征、功能的描画，是一种整体观照。《大戴礼记·保傅》说：“元，气之始也。”这里提出了“元气”概念，但并不是对“气”的定性。许慎《说文》解释说：“气，云气也，象形。”而“云，山川气也”。段玉裁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这也不是对“气”的定义。可以说，“气”的概念和术语虽然大量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典籍中，却没有统一的界定或定义。这的确是汉语科学和汉语思维使然。

再看欧洲语言科学。其分析性、本源性思维集中表现在以句法为中心的组织结构过程中。如前所述，古希腊语有清晰、严格的主谓结构，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判断，系动词“tobe”所关涉的正是判断句所要陈述的对象本身。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甚至整个西方的逻辑学、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判断系动词为入口进行全面探索和建构的。因为，系动词tobe不再单纯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本身即蕴含着对“存在论”“本体论”的探索。研究表明，古希腊“本体论”中on是being的另一种形式，由希腊文εīμí翻译过来。在希腊文里，εíμí可以用陈述句的形式出现。例如εστíυ就是εíμí的现在时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陈述句，英文译作itis，汉语译作“它存在”。[70]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西方语言主语句或主谓结构的形成，体现了西方人对主—宾的二分以及自然对象或本体的不断追问。古希腊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身边的世界发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这种发问往往追根寻源，直指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固有属性及其各种规定性。这在哲学上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将对象区分为“实体与属性”“本质与现象”两个方面，并形成分析性的思维。

对对象有所追问，就是有所判断，而判断在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形成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定义是表达事物的本质的词组。定义的两个元素是：属和种差；定义的方法，即属加种差，因为只有属和种差述说本质。这样，定义就成了形成科学概念的前提。为说明问题，试举两例。

例句A：“圆，一中同长也。”（《墨子·经上》）

B：“圆是由一条线包围成的平面图形，其内有一点与这条线上的点连接成的所有线段都相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例句A：“方，柱隅四權也。”（《墨子·经上》）

B：“在四方形中，四边相等且四个角是直角的，叫作正方形。”（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在例子1B中，被定义概念是“圆”，属概念是“平面图形”，而“一点与这条线（指平面图形之线）上的点连接成的所有线段都相等”则是与“圆”的“种差”。两者外延相等。可是，例1A没有属概念，只有两个种概念“圆”“一中同长”。原文是指两个概念类同。虽然在《经说上》的解释中，有“圆：规写攴也”（《说文解字》：“攴，轻击也。”）的说法，但其意思是指，用圆规轻轻地描写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圆。“攴”在这里作副词。显然，这里的意思也不是对“圆”下定义，而只是一种描述。是把一个抽象概念与一个与之相联系、相类同的感性活动联结了起来。非常类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语句”。

当代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玻姆（DavidBohm）指出，现代语言仍然是以主—谓—宾为基本结构的。这种语言及其思维本质上是“碎片化”的。“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结构，它在整个生活中导致的功能是使思想倾向于把事物分割成独立的实体，这些实体被认为是本性上固定不变的。当这种观念被贯彻到底时，人们就会获得这样一种流行的科学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最终都是由一组有固定本性的基本粒子组成的。”[71]可谓一语中的！

（五）时间生成与空间构造。汉语的时间偏向在古代哲学和科学思维上都有所体现。如《周易》就是一部记录时间生成过程的典籍。其时间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时间解释宇宙本体的部分，二是描述时间过程的部分。其中，“阴”和“阳”两个词的意义就是对生成变化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描述。有阴阳，于是才有“易”。不过，作为这套范畴和系统的核心概念“易”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易”取象形文字，即日、月为易；有的认为，“易”字即由“蜥蜴”之蜴演化而来，取意于该动物的长寿，且有肤色变易之内涵；还有的认为，“易”乃“简易”之“易”。所谓“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下》）。通观这些解释，其大都与时间或变易有关。可以这么认为，“变易”正是“易”的本质。有了这个哲理做基础，“易数”便通过阴阳的组合构成八经卦，后又构成六十四重卦，从而形成“八卦成列，像在其中”“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宇宙生成变化模式。而这个宇宙变化模式并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它实际上反映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过程。包括天文地理、社会人事等，莫不如此。例如，在中医中，《黄帝内经》从“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的思想出发，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为指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时间理论。其中，“五运六气说”以天干、地支为符号，以五运六气错位配合为模式，推演出气候的大致情形及每年中各个“运季”“气时”的气候特点，指出气候常、变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阐明了气候周期性变化与疾病的内在联系。[72]

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乏对运动、时间的思考，但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或占主导性的乃是空间问题。作为古希腊四大哲学家之一的巴门尼德，通过对“存在”与“非存在”的思考，强调了“存在者”的不变性；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无数不可分割的“原子”运动设想了一个“无限的容器”；柏拉图通过对几何学重要性的强调，把构成万物的水、土、火、气四元素一概纳入几何模型的考量之中。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提出了“时间”范畴，但摆在十个范畴之第一位的仍然是“实体”范畴。他坚持认为，实体必须是具有确定性和不变性的东西，这种确定性和不变性的实体肯定是存在的，并且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础。总的来看，虽然我不能完全认同“根本不存在诸如希腊的时间观这样的东西”的观点[73]；但指出希腊人的“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是一种几何化、空间化了的时间观，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法国希腊学研究专家安德烈·内埃（AndréNeher）所说：“希腊人抓住了有形事物背后的可悟性。他们保存的不是真实的礼仪，而是其意义；由此对空间的解释和探究，以一种焕然一新的形式在哲学和科学中得到了揭示，这两者都是以空间性质和几何学性质开始的。纵观希腊哲学的整个演变过程，它带有这种起源的痕迹。在希腊哲学里，时间在其牢固而真实的意义上从未被理解为一种实在，因为世界基本上依然是宇宙，一种不变的、有序的天地万物，一种有规律的、可计数的运动，即空间。”[74]

前面提到的沃尔夫曾经详细探讨了科学语言中的空间化问题。他指出，欧洲人对时间和循环的意识中虽然确实有那种“变得越来越远”的基本感觉，但语言中的数量表达方式却不与这种主观经验相联系，而是将时间“客观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75]，或将渐行渐远的和持续的时间客体化成一条线上的几个点。这样，绵延的、主观体验的时间意识被客体化、可间断性、可计算的时间意识所取代。由于这样一种语言和语法关系，欧洲人的时间意识总体上是贫乏的。虽然在句法的层面上，物量化、客体化的时间意识被强制性划分为现在、过去、将来等时态，似乎很强调动词的时态，排斥了无时间性的断定。但是由于现实说话时刻是确定时间关系的主要参照点，因此，以说话时刻为原点，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均被空间坐标化了。仿佛提供了“绝对时间”的空间坐标参照系。表现在物理学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所以说，“牛顿的空间、时间和物质概念非关直觉，它们是文化和语言的心像。牛顿是从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获得这些概念的”[76]。

（六）体悟默会与精确实证。中国古代贤哲出于对道与器、虚与实、形与神、有与无的辩证思考，对语言的地位与作用总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有时甚至主张抛却语言而直接把握天地人之“本意”。老子举例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77]意思是说，“有”“无”是相互对待的，“无”也有“无”的作用。这一点用在语言上也讲得通。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的作用是有限的。庄子深得老子这一思想精髓，并有更为细致深入的阐述。他以能工巧匠娴熟精湛的技艺证明，世上有许多至妙之理、精微之技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如“庖丁解牛”典故中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78]等，便是如此。

对于汉语来说，以“意”统摄“形”的语言结构和特征必然要求语言的形态结构和规则服从和服务于语言的内容需要。从所要表述的外部世界来看，形象总是大于观念的，事物总是多于范畴的；就主体参与其间而言，各种技能和探究活动中总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属于“言外之意”。例如，当《考工记》中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79]如果一个未掌握铸工技能、缺少铸工经验的人，凭此记载和描述便来铸金，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记载和描述虽然记有工艺流程和规则，但其中个人的默会知识并未诉诸纸面：冶铸的“火候”到底怎样把握？所谓的火苗之各种颜色又如何准确识别？诸如这些都是默会的和不可言传的。对于所谓“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后汉书·郭玉传》）的境界，一定要用某种语言去表达，往往会舍本逐末，效果也不会好。

为了解决“言不尽意”与心传口授之间的矛盾，古人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办法。如古人很早就提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比喻和隐喻认知原则，效果非常明显。

日本学者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一书中，比较了中医和古希腊医学在脉搏感知与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他指出，中医诊断脉象与希腊医生测量脉搏之间的差异，不只是理论上的，也是经验上的。它不仅涉及对身体的认知与感知方式，也涉及语言的表达；后者同时塑造感觉的形成以及对手指感受的定位与命名。通常，中医的脉诊（如在手腕处的脉诊）并不停留于生命或脉搏的某一体征（如有节奏的跳动），而是结合“望”“闻”“问”诊，综合感受脉象的各种讯信。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对那些模糊感受的东西、语言表达不确定性的东西，甚至是主观的东西，均能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对待。“比喻”是其常用的方式之一。例如，对“浮脉”的描述，古代医学家王叔和谓之：“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李杲谓之：“如空中之浮云”；李中梓则称之：“泛泛在上，如水漂木”；李时珍则加以润饰道：“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如循榆菜，如水漂木，如捻葱叶。”这些在栗山茂久看来，其效果能够让人产生意象的联想，也能比较准确地感受到脉象的特质。若再配以图像化的脉搏图和象形文字，更能够使人们确切地掌握脉诊的各种知识与技巧。而这与古希腊医生追求脉搏测量的明确性和脉搏定义的清晰性，是截然不同的。他说：“中国的切诊历史与欧洲不同，从未出现要求明确语汇的呼声，没有对于定义的争论，也不曾怀疑每个人对于语汇的含义认知是否相同。”[80]相反，欧洲“脉搏的论述者要求明确而直接的叙述，扬弃比喻的方式，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以管状动脉这一明确清晰的形象来设想脉搏，也因为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概念，一种存在于脑海之中的几何形体”[81]。确实，西方科学严格遵循语言的形式化道路，把科学概念和范畴牢固地限制在语言结构的框架之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逻辑符号和数学的方法，使科学体系具有了精确性、抽象性和实证性的特征。

以上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应当看到，这六个方面彼此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汉语的整体思维不仅表现在篇章结构方面，而且表现在字词、句子以及句组各个层面。英语的分析思维亦然。也就是说，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是交互影响的，只是在每一个层面上轻重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们在分析和比较中西科技语言和文本时，应当注意这一点。还要看到，由于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从中西语言比较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对科学认知的影响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相关的举证和论证更多的是从语言及其思维的一般规律出发来说明语言不对称性对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影响，而有关语言的不对称性与科学认知和思维的不对称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相互影响，以及科学活动中的语言与思维到底有哪些独特性及其内在规律等，尚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总结概括，因而在此更倾向于将现有的研究看作尚待研究的方向，以期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1]〔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79页。

[2]〔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页。

[3]一般分为“溶合型”（fusional）、“屈折型”（iing）和“孤立型”（isolating）三种类型。前两者虽然混合了其他类型的某些元素，但其突出的特质是，用语音表示意义也表示关系，词根可行内部语音变化，或用附加法来表示形态；在用语音表示意义的同时，用语序表示词与词的关系。这种类型说或分类法是语言中的词的结构划分方法。

[4]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45～47页。

[5]〔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63页。

[6]〔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96页。

[7]〔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314页。

[8]〔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12页。

[9]〔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43页。

[10]〔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4页。

[11]参见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2]学者辜正坤将汉语归属于视觉文化，将印欧语归属于听觉文化。参见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29页。

[14]〔美〕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