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6页。
[16]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8页。
[17]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文字学家孙星衍覆刻宋本《说文解字》,称“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
[18](汉)许慎:《说文解字》(影印版),(宋)徐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0]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7,第150页。
[21]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2]李志岭:《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载《外语教学》2005年第3期。
[23]〔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第48页。
[24]〔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88页。
[25]〔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67页。
[26]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第472页。
[27]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第18~19页。
[28]王菊泉:《关于形合与意合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
[29]王吉祥:《从词法和句法特点看古希腊语的思维模型》,载《学海》2008年第6期。
[30]转引自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8页。
[31]转引自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6页。
[32]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第41页。
[33]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汝伦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346~349页。
[34]转引自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53页。
[36]周小涛:《从中西思维方式初探英汉句法差异》,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7]〔法〕克洛德·拉尔:《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载〔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1~64页。
[38](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39]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222页。
[40]参见谢信一(Hsin-IHsieh):《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上),叶蜚声译,载《当代语言学》1991年第4期。
[41]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1页。
[42]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99页。
[43]〔美〕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89页。
[44]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第32页。
[45]陈朝勇:《从汉语思维特点看中西科学思维的差异和互补》,载宋正海、孙关龙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第93~96页。
[46]李晓茜、贺善侃:《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对科学认知的影响》,载《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7]为与“汉语科技”或“汉语科学”相对,特将欧洲语言范式的科学研究称为“欧洲语言科学”。
[48]刘志学:《科学语言的意义与指称》,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