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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第2页）

任何商品都是一个符号，这个在19世纪广受欢迎的观点乃是意识形态的；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这个令人迷惑的形式来说，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科学的解释。在分析语言和其他形式（即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分离出它们的形式特征，但决不能将这个形式与它的其他方面分开——内容、发展、历史、社会关系和实践。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可以将之与涂尔干学派的“集体表象”相比较。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集体表象”，但对涂尔干而言，社会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特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特征；它产生于在社会框架之内做出的个人创造，在这个框架内，群体，无论是阶层还是阶级，都为维护自身和获取统治权而斗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并非从外部影响个人的精神，因为它并不外在于个人的现实生活。意识形态利用现实生活的语言，因此就不是社会在个人身上施加的强制性压力的工具（按照涂尔干的社会学）。如果武力是由同一个意识形态辩护的，那么那些利用意识形态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去求助于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有了由现存权力执行的野蛮的强制。然而，这样的意识形态作为说服工具，指导着个人并给予他们以意义的观念。从外部看，意识形态似乎是自给自足的合理性体系；从内部看，它们意味着信仰、坚定的信念和一贯性。在对特定意识形态宣誓忠诚的过程中，个人相信他正在实现自身。实际的事实却是，他没有实现自身，他失去了自身，他被异化了，尽管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当这些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通常都太晚了。因此，意识形态将某种义务强加于个人，但是这些义务都是被自愿地接受的。意识形态强制实行的惩罚是相关的个体所期望和要求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权力与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的权力是大异其趣的。

任何社会、任何权威都必须被接受。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司法关系，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不是所有成员的共识的话。没有这种一贯性，社会群体和成型的社会都是不可能的，社会学也是通过强调这种共识而得到辩护的。但这种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征服者、统治者、主人，这些握有权力的人是如何使压迫成为可接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这个事实，即任何社会都不是仅仅以纯粹的野蛮武力为基础的。每一个社会形式都在社会的增长和发展中，在它已获得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层面寻找其合理性。意识形态的职能正是去博得被压迫和受剥削者的赞同。意识形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被剥削者，即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还有他们对这种形势“精神上的”接受，甚至他们的支持。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正在为获得统治而斗争的阶级创造了三幅图像：一幅是给自己的；另一幅是歌颂它自己，但是给其他阶级的；还有一幅是给其他阶级的，用来贬低它们眼中的自己，将其拖垮，不费一枪一弹地击败它们。因此，封建贵族挂出一幅关于自己的图像——一个拥有多方面的复合图像：爵士、贵族和领主。与此类似，中产阶级也精心制作了一幅关于自己的图像供自己使用：作为历史上人类理性的承担者，作为唯一天生具有善良的、光荣的意图的阶级，最终是作为唯一有能力高效地组织起来的阶级。它同样拥有一幅给自己的关于其他阶级的图像：好的工人、坏的工人、鼓动者和煽动者。最后，它还给出了一幅供其他阶级使用的自画像：它的金钱是如何服务于普遍的善，如何提高人类幸福，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如何促进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

没有一种社会状态可以一劳永逸地被固定，尽管这是意识形态的目标。意识的其他形式和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竞相出场并加入争斗。与一种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只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真的理论。没有一种意识的形式构成了最后那个词语，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使自己转变成一个永久的体系。为什么呢？因为实践总是期待新的可能，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将来。一种意识形态在它的全盛时期成功导致了共识，那时它还在成长之中，还是激进的，这种共识最终会走向瓦解。它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取代，后者带来一种对现存事态的新批判，并且承诺某种新鲜事物。

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就能得出关于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发展的一个有序轮廓的诸要素。

a。首先，有一些表象是假象，因为它们出现于能够形成概念的条件之前。因此，在历史时间的概念出现之前，就有了关于事件之连续性的表象，关于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及其领导者的事业是如何着手，又如何是成功的或失败的。这样的表象有一个神秘的、传奇的、叙事性的和英雄的特征。它们由一个仍未相对地分化的社会群体来解释，被祭司和诗人们精细化了。最早的关于自然力和能够改变自然进程的少数人类行动的表象，也正是这样。这样的表象被归属于人类，甚至被归属于特定个人，归属于一种对未知之物的虚假的控制力量，从而就能解释其他人以及社会整体的较低能力和无能。

b。与这种解释有关的是早期的宇宙起源论、神谱和世界的诸种图像，这些图像经常被投射到社会群体的实际生活和城市、乡村中的实际组织的背景之上。这些宏大的建构包括对性别（男性、女性）、家庭（根据劳动分工、年龄）、要素（总是成对出现——土和气、水和火）的解释，对领导和下属、生命与死亡的关系的解释。

这些庄严的社会图像、时间和空间、太初的历史和人类的前史——它们是意识形态吗？既是又不是。就这个程度而言，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它们为人们中间新生的不平等辩护，这包括一个单一的群体对领土的占有（原始的侵占）和领导者对群体资源——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的侵占。说它不是，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阶级甚至阶层还无从说起；因为这些思想构造，是艺术的作品——它们像纪念碑甚于抽象体系。它们与艺术史上的风格、道德智慧的提纲、“文化”属于同一范畴。它们表明，统治者在何种程度上感到有必要为被征服者和被压迫者眼中的自己辩护：这样的作品既用来辩护，又用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c。在马克思看来，神话似乎并不能被视为意识形态。它们更接近于真实的诗歌，而不是形式构造。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这片滋养了希腊艺术的土壤，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表达，是这种艺术的“永久”魅力的一个鲜活的源泉。希腊的神话和希腊的神是人的象征，甚至是人的权力的象征。它们以放大了的形式给出了人类如何占有自己本质的图景——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各种活动中（战争、金属加工），在游戏、爱和娱乐中。

只有当宇宙起源论、神话和神话学成为宗教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成为那些声称拥有普遍性的伟大宗教的一部分时，它们才转变为意识形态。然后，图像和传说被从滋养它们的土壤中分割出来，与它们表现给眼睛和心灵的美分隔开。伟大宗教囊括一切的特点和对普遍性的要求，一方面以抽象性，以原初的地方风格的丧失为标志；另一方面则以一条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人民之间和阶级之间不断增长的鸿沟为标志。伟大宗教与国家权力的巩固、民族的形成和阶级对抗相伴而生。伟大宗教利用的不是没有假象的知识而是先于知识的假象。在这些之上，它们还增加了明白无误的意识形态表象，也就是说，这些表象被精心解释，是为了掩盖实践，为了给实践一个特殊的方向。作为理论构建，它们摇摆于一种从更早的宇宙起源论借鉴而来的诗歌和试图为当权者的行为辩护的完全神秘化之间。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一般的宗教（声称具有普遍性，声称代表人类和人种的命运这个意义上的宗教），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原型和模型。所有的批判都开始于宗教批判，并且借助宗教批判而更新。彻底的批判，即深入到根源的批判，不厌其烦地回到对宗教异化的分析。

总结马克思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系统地阐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特征。它涉及现实的一个片段，即人类的弱点：死亡、苦难和无助。它包括现实的悲惨部分的表象，对那部分的意识，如果被孤立地接受和过分强调，将会是对所有创造和进步的一个阻碍。鉴于它们与“现实”的联系——被变换和解释过的现实——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将规则和限制强加于实际生活着的人们而影响现实。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可以是实际经验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是不现实的，是形式的，只反映人类现实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一个看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同时是虚幻的和有效的、虚构的和真实的。

意识形态为一定数量的需要解释和辩护的行为和形势进行解释和辩护，越是如此，它们便越是错误和荒谬（即在被克服和取代的过程中）。因此，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代表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或观念，一种基于推断和解释的世界观（>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们的完美性。意识形态或许会遇到问题，但不是那种从根本上动摇它的问题。它会做出调整，改变细节，但本质却丝毫未被触动。这引起了在保守派和创新者之间，教条主义者和异教徒之间，过去的捍卫者和未来的捍卫者之间激烈而异常有趣的争论。其结果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一个群体结盟（或者一个阶级，但通常是活跃于阶级内部的一个群体：这个阶级中其他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消极的，尽管在其他方面或许最为活跃）。在占据意识形态的群体中，它充当着热忱的借口、对共同目标的意识，从而这个群体就趋向于成为一个宗派。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忠诚，使排除那些不遵循它的人成为可能，同时毋庸多言，导致了他们的皈依或者谴责。它变成了一个伪总体，在它碰撞到自身的外在或内在的界限（无论是局限还是外在的反抗）时，这个总体就将自身封闭起来。简而言之，它成为了一个体系。

我们刚刚强调过的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拥有理论体系的宗教）的特点，在哲学中同样被找到，尽管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哲学家阐述了不完整的合理性——逻各斯，这种合理性在社会实践中出现并在语言中被混乱地表达。因此哲学依次脱离了宗教、诗歌、政治，最终脱离了科学知识，并且在反对这些或多或少专业化了的领域时，它声称要表达总体性。然而，宗教、政治，甚至艺术和科学都提出过同样的主张。区别在于，后者仅仅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使用总体性的概念，而哲学还要去提炼它。不像其他意识形态活动，哲学包含着一种自我超越的原则。哲学体系反映了人类的强烈愿望，它以缜密的证明为目标，表达了人类现实的象征。体系最终会瓦解，但它提出的问题，它阐述的观念和它讨论的主题并不会消失。它们渗入了文化之中，影响了所有的思想，简而言之，变成了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哲学和实践（包括对实践的意识）的关系，比宗教或者国家与同一个实践的关系更为复杂和丰富。

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9]

现在，对象，也即社会的人的财产、产品和作品，是社会人的客观存在的基础，是其为自身及他人的存在的基础。对象的被剥夺也就是社会存在被剥夺，是人与他人以及与自身的关系的被剥夺。道德作为意识形态掩饰了这种丧失，甚至用一种虚幻的丰裕来取代它：一种正义感，一种在自身的不完满中错误的、虚幻的满足。

政治经济学（至少在其开始）阐述科学的概念——社会劳动、交换价值、总收入的分配，等等。同时，它还包含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真正道德的科学”，甚至是“所有科学中最为道德的”。它的教条是节俭，即禁欲。“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拥有的就越多……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10]从而，科学的概念完全与道德的意识形态相混淆，其混淆的方式连它的作者都没有注意到。小麦只是在后来才与麦壳分开——以彻底批判的名义，与革命的实践相关。

结论：如马克思所见，意识形态涉及错误及其与真理的关系这个老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用抽象的、思辨的和哲学的术语系统来阐述这个问题，而是采用了与实践相关的具体历史的术语。与哲学不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回到表象的起源。它包含了一个本质性的哲学贡献：新兴的真理总是混杂着幻象和错误。这个理论抛弃了这样的观点，即错误、幻象、谬误断然而且明白无误地与知识、真理和确定性相区分。在真实和错误之间，有一个持续的、双向的辩证运动，它超越了产生这些表象的历史条件。正如黑格尔已经看到的，错误和假象是知识的“因素”，真理正出自它们。但真理并不存在于黑格尔的“精神”之中。它并不先在于它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尽管它也许被期望如此。因此，黑格尔的哲学的——也即思辨的和抽象的——理论被转化成了历史的和社会的理论，在保存了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的意义上，它是哲学的继续。

正是在自觉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思想和行为被辩证地表达，知识“反映”实践，也就是说，作为对实践的反映而被构建起来。在此之前，知识以其不能“反映”现实，也即是不能反映实践为特征，它只能变换、歪曲现实，将其与假象相混淆——简言之，知识是意识形态的。

在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它变成了一个在阶级斗争中被自觉地运用的武器。它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社会变化过程、社会的潜在趋势和未来的神秘化表象。在这个阶段——例如当代的种族主义——“现实”要素就是现在；人的种类确实包括多样性和变异，种族群体和种族差异。但在种族主义中，推断和换位被扩展到了不切实际的宽度；一个现实要素的推断与“价值观”相关联，整体以极端的严格性被体系化了。因此，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与这样的哲学相提并论，如康德哲学。在20世纪，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与政府相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意识形态化达到了顶点。同时，意识形态因此而被怀疑：极端的意识形态化伴随着某种信念，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到来。但意识形态没有如此轻易地被消除；相反，它以突然的爆发为标志，造成了惊人的复辟。意识形态的过度所造成的反感，无非是对透明性的一个苍白预示，这种透明性仍然需要革命的实践以及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对它的理论阐述来完成。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4～97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8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3页。

[5]同上书，73页。

[6]同上书，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1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10～11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