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第五章 政治的社会学 国家理论（第2页）

除非个别的人重新夺回自身，结束了政治异化，重新获得其被夺走了的社会能量，变成一个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除非他意识到并将自己的能量组织起来而成为社会的能量（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也就是说，政治形式和权力（国家）不再存在于他之外，超越于他之上——到那时候，人类才获得解放（有别于政治解放）。通向自由的道路充满了阻碍和意外，尤其是政治的解放被误当作真正的解放。

现在让我们转向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评述。[12]“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他写道，“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13]。事实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条件，然而，在黑格尔的思辨中，这种关系被颠倒了。当你断言“主体”是理念（Idea）的时候，——即精神甚至是超精神、绝对者——现实的主体，例如市民社会、家庭或者任何实际的环境就变成理念的不现实的“因素”。这是黑格尔的泛逻辑的神秘主义的一个清晰例子，也是他如何将绝对理念实体化的清晰例子。黑格尔没有将客体作为他的出发点；他从一个理念中推导出客观世界，这个理念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完全在逻辑范围之内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总结道，政治的范畴一下子变成了作为最抽象的逻辑形而上学范畴的实存。

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是一样的……

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它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类本身表现为一个存在物，因此，对其他不适合自己的本质的存在物来说，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例如，在君主制中，或者在仅仅被看作特殊国家形式的共和制中，政治的人同非政治的人即同私人一样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存在。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在这里同政治国家一样表现为特殊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一种内容，对这种内容来说，政治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14]

从而，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组织无形式的内容的形式。没有了国家，内容就会再度陷入混乱。源于黑格尔的这个国家观念，在我们今天仍然常被提及。

“在民主制中”，马克思接着说，“作为特殊东西的国家仅仅是特殊东西，而作为普遍东西的国家则是现实的普遍东西，就是说，国家不是有别于其他内容的规定性。现代的法国人对这一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15]。完全的和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优于其他体制的体制，而且它还意味着政治民主本身的消失，即国家的消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采用并发展了圣西门提出的观点。按照圣西门的著名寓言，如果一个国家任意十名政治家、将军和王子突然被绑架，这个国家将一如从前那样继续运转。但如果是十名主要的科学家、技术家和实业家被绑架，社会就不可能运转了。

当时，这个观点在法国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圣西门的著作。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局限于国家理论；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用自己的国家理论取而代之：他的批判还预示着他关于国家消亡以及其最终在历史中消失的理论。这是一个彻底的批判，比加上几条反对意见的单纯分析走得更远。

在他的批判性评注中，马克思将几页的篇幅用于黑格尔的“等级”，即部分的群体，例如商会、公司和家庭等。在这些等级中，黑格尔提到了一个依靠“具体的”劳动的无财产的“等级”。马克思评论说，这个“等级”不仅仅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现代国家中，它是所有其他“等级”赖以存在的基础。

考虑到等级和决策者的关系，黑格尔写道：

这种偏见非常流行，但是极其危险，所以在讨论现在这个论题时，把这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就尤其重要。等级要素只是通过自己的中介作用才显示出自己是一种有机的即纳入整体的部分。因此，对立本身就被降格为假象。如果这种对立由于得到了表现，因而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实际上还是一种实体性的对立，那末，国家必然会招致灭亡。[16]

黑格尔想说的是，“等级”——企业、商会，我们今天可能说，工会，简而言之，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真的与政府对立，并且这种想法是个危险的错误。它们必须被视为整体的器官，即被整合进国家的更高范畴。这样，和解走上前台，而冲突则隐入幕后。黑格尔自己明白，如果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的，国家将会被逐渐侵蚀，并最终被毁灭。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洞见推进了一步。

马克思明确、断然地将对国家的批判（包括民主国家）与哲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并且远远超出了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他评论道，国家和政治体制都是“表象”。现在，在与具体的人类的关系中，“表象”（无论我们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总是抽象的。在科学中，抽象的观念逐渐被限定、更正、检查和修正，以便更加充分而具体地把握现实。然而，政治的表象只能以政治的方式被修正，即在与社会的政治需要和社会力量的压迫相联系的实际行动和斗争的过程中被修正。这个过程有一个比在理论知识中更具有戏剧性的特征。政治的表象（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机构）的抽象特征可以通过改良减弱，但绝不能被克服。革命性的实践不是仅以改良表象性体系为目标，而是要废除它们，以对人类自由和对事物合理性的管理，以及人与人之间透明的、直接的关系来取代它们。

哲学的表象与政治的表象同样抽象，并且这种抽象性不是它们唯一的共同点。一方面，自由、公平、意识和合理性的概念既有政治的含义，又有哲学的含义，既有从现实（实践）借鉴而来的要素，也有从意识形态借鉴而来的要素。只有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表象，正义不仅仅是政治理想，换言之，只有当民主实现了它所有的雄心和目标，并超越了它自己的政治体制，那么哲学才能被实现，真与善才能够进入实践。另一方面，哲学的表象总是与政治群体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意识形态的。更具体地说，庞大的官僚机构——教会的或者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形成了体系。官僚机构需要一个本体论。唯物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是国家机器的表达，是它的辩护理由，这个国家机器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阐述。[17]因此废除哲学（即实现哲学）的理论与废除至上的政治抽象的理论和国家消亡的理论紧密相连。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真正的民主”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民主意味着对政治真相的揭露。他并不将民主视为体系，而是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被归结为一场为了民主的斗争。因为民主可以一直被推进或被迫后退，所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斗争的目的是超越民主和民主国家，以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权力的社会。

对今天的政治社会学有特殊价值的是马克思关于官僚机构的评论。人们常常相信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注意到官僚机构的重要性并着手对其分析的人。的确，他不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评注这一事实，使得他的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马克思确实领先于韦伯：他是第一个将官僚机构作为批判性研究的主题的人，他以黑格尔对它的赞扬作为出发点。

在黑格尔看来，“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构成中间等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民众中有文化教养的才智和法律意识集中于这一等级”[18]。他进一步主张，国家因此将会偏爱中产阶级；如果国家有一个称职而忠诚的官员群体，并且这些官员的权力在被滥用的时候又通过市民社会的其他部分的权利而得到限制，那么它才能最好地发挥职能。因此，直接处于有教养的阶级之下（它的精英们占据着政府部门）的我们拥有法人（corporation）的权利。在这个阶级之上是政治机构和主权，在它之下则是不同的特殊利益群体。在它之上的是由国家和政府所代表的普遍利益。从而，黑格尔便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即“等级”、“法人团体”和行会或者商会——这些在他的时代被描述成市民社会的主要部分）的分离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指派给官僚机构一个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中介者的角色。

“黑格尔满足于这一点”[19]，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评论道。黑格尔满足于对官僚机构的一种经验性描述。其对现代国家如何运作的描述，部分是客观的，部分则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辩护意见。黑格尔没有对此进行深度批判，也没有超越简单的形式性思考，他从未深入探究内容，然而再没有其他什么地方的形式和内容像在这里一样密不可分了。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事实上被降低成了运用于某种外在内容之上的“形式主义”[20]。

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它们的“表象”提供解释，即提供它们看待和理解自身的方式（甚至误解它们自身的方式）。这些表象只有部分是理性的，它们并不能够充分表达社会甚至社会中关于自身的知识。这一点再真实不过了，即劳动的社会分工——重叠在劳动的技术分工之上——为官僚机构提供基础，这基础就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区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黑格尔也以他的方式承认这一点，但由于他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的社会关系和表象是正义而且真实的，从而认可了这种分离和割裂。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国家事务是全然合理的，然而他自己的分析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官僚机构的存在预设了相互分离的社会单位的存在，这些单位通过一些与其内在组织无关的手段连接在一起。其结果是，官僚机构将法人团体和等级视为它们的物质对应物；而法人团体和等级则将官僚机构视为它的观念（ideal）对应物。它们对对方的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尽管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文本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他使用哲学术语：“同业公会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21]事实上，在市民（非政治的）社会中，国家自身就是一个法人。两种社会形式相辅相成，彼此重叠，互相支持和辩护。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这些关系被呈现为合理的、和谐的关系。事实上，他的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它掩盖和伪装了现实。然而冲突还是表露出来了。在建立起官僚机构的地方，国家利益（由官僚机构代表）就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实体，它既包含法人团体的特殊利益，又包含了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以及所谓的普遍利益，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国家和与它不可分离的官僚机构得以“实现”的方式。尽管官僚机构预设了特殊群体的存在，但在它捍卫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将导致与这些特殊群体的斗争。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作为增长的总体过程的结果，部分群体之间开始形成有机的结合，而社会试图废除阻碍其发展的社团结构。如果这些发生了，那么官僚机构将会奋力保持这个结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结构，即市民社会之中的国家被清除，那么官僚机构、内在于政治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国家就会瓦解。官僚机构的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就源于这个境况。内在于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即官僚机构）和内在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社会（法人团体和法人精神）的瓦解，将会标志着“唯灵论是随着与其对立的唯物主义一起消逝的”[22]。哲学的表象和政治的表象将会失去它们的基础和存在理由。哲学和它的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与意蕴也行将消失。

黑格尔归因于社会和国家的完美的合理性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毋宁说它是“精神”，而不是理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转换，一个对现实地存在着的、阻碍发展的局限性的绝对化。社会的最高表现是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局限性被认作哲学、宗教和“精神”的其他表现中的超验之物——正是这同一个精神创造了内在于社会的法人团体和内在于国家的官僚机构。法人精神和官僚精神偶尔发生冲突，但当社会整体的运动威胁到其存在时，它们便会形成一个防御的联盟。

因此，官僚机构是一个由国家支配的社会形式，黑格尔没有讨论它的实际内容，他将自己局限在官僚机构的形式中，维护它的合理性。官僚机构有个独特的特征，即它倾向于将自己与自己的内容分离开来。它并不局限于在形式上组织其内容，将本身的形式赋予内容。它变成了“形式主义”，作为形式主义它将自身呈现为上层“意识”、“国家意志”和实际的国家权力。因此，一种特殊利益（官僚机构自己的利益）声称具有普遍性，而普遍利益因此就被降级到一种特殊利益的位置。官僚机构，这个国家机关，从它制造和助长起来的混淆中获利。它保护“特殊利益的虚构的普遍性”[23]，即它自己的精神。官僚机构只在这个虚构的层面上承认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狡黠的转化可以是成功的，因为尽管每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都使它们的特殊利益与官僚机构相对立，但它们都接受官僚机构甚至支持它，将它作为反对其他特殊部分和特殊利益的武器。其结果是，“官僚政治这种完备的同业公会就胜于同业公会这种不完备的官僚政治”[24]。它将法人团体归结为一个现象，但它希望这个现象存在并且希望这个现象相信自身的存在，以便将它自身的存在条件仅作为（从属于它的）条件维持下来。因此，当每一个法人团体都倾向于在市民社会中形成一种小政府（littlestate）时，官僚机构无非就变成了一种市民（即非政治的）社会。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形式主义，即国家作为形式主义变成了一种现实。它授予自身以实际的权力，给自身以内容。这意味着官僚机构是实践的幻象的组织。它是一种实践，但却是一种对自身，对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对其重要性和能力充满幻觉的实践。现实、虚构和幻觉在其职能的实际行使中全部被混淆在一起。官僚机构体现并加深了这一幻象，即国家是必需的、合理的。“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25]

分析再次使我们不得不拒绝黑格尔对现实与合理、存在与知识（或意识）的同一化。从它实际的密度看，现实被证明充满了鸿沟，以及由实际经验到的幻觉和从幻觉衍生的幻觉编织成的伪装。国家的官僚机构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合理性，但它是一种不完整的、欺骗性的，甚至是虚假的合理性。它看起来似乎是完整的和确定的，它篡夺了只可能属于一个克服了其矛盾的、有机统一的社会的权利和权力——这些事实都是幻觉、欺骗和谎言的一部分。为了掩盖官僚体系的鸿沟和伪装，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一个系统化的哲学表象），正是这种需要表明这个官僚—政治的建制根本不具有合理的必然性。

官僚机构，这个国家精神的体现自身又区别于国家的利益和目标，从这个事实可能追索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官僚机构为自身设定与国家相对的目标和精神，即使不是时时如此，至少是某些时候如此。作为形式上的国家精神，它发现国家事实上缺乏精神；为了努力弥补这种缺陷，它将自身的使命理解为形式性的义务，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它改进国家的努力只证实了它自己的信念，即它是国家的目标和至上的意义。我们前面提到了官僚机构和政治团体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混淆和颠倒，现在类似的混淆和颠倒标志着国家与“它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混淆和颠倒乃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混淆和颠倒。官僚机构如施魔法般地将纯粹的形式变成具体的内容，而将内容变成形式，形式的目标变成实践的活动。国家的目标变成了官僚机构的目标，反之亦然；无法摆脱的混乱并不能阻止冲突。“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26]但这个关于神奇圈子的比喻具有误导性。这个圈子同样是一个诸圈子的等级体系，底层的圈子决定着其他的圈子（在这一段中马克思似乎想起了但丁的地狱）。这个等级体系建立在“知识”或者知其所以然之上，并由它们而得到辩护。

我们不妨来检查这个官僚机构的“知识”，然后再检查政府部门的范围以及经营着它们的专家所拥有的能力。这种知识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它构建或者试图构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体系。这种被哲学确认的体系化特征，被设想为会保证官员的诚实，使官僚结构成为真理的标准，以排除幻觉和假象。它是经不起批判的。首先，知识的体系本身被表达为知识的等级体系。上层比下层知之更多，但在细节材料上却依赖于下层。同时下层相信上层拥有合理掌握整个形势的完美能力。它们以这种方式互相欺骗。知识分裂为基础的细节和总体问题，分裂为经验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现实和幻觉、物质的部分和精神的部分。正如在哲学中发生的那样！所有被认识的或者相信能被认识的都被分裂为二。每一件事情都承载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真实的和实践的，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的（存在于官僚机构中、通过它而产生以及为了它而存在）。一种所谓无所不包的、系统化和一贯性的知识被分解，正像在哲学中一样：一方面是实证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唯意志论的倾向。但在官僚机构对待人和物的过程中——在那里我们处理行动、权力和意志——情况要比在哲学中严重得多。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现实存在依据它们的官僚的存在而被处理，依据官僚世界形成的关于它们的图像而被对待。实际上，不现实的、颠倒了的意义取代了现实的意义，精神性取代了物质性。官僚机构给自身保留了凝结在社会世界中的合理性，并垄断了这个合理性，其结果就是理性被改变而成了它的对立面。这种非理性的状况被官僚主义知识中的分裂及其非现实性（或者非实在性）揭示出来。

另一种分裂甚至更加严重。知识的性质被改变并成为了秘密，知其所以然则被视为奥秘。官僚体制的精神以秘密为特征，它的实际操作都被这秘密环绕着：体系内的高级官员并不向下属公开他们的秘密，作为一个团体的官僚机构的封闭特性保护着它的秘密，以免受到外人窥探。此外，这与在宗教、哲学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中见到的情况类似。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官僚机构占领和掌控着国家的实体。它站在国家和公共观念之间，以防止对国家、至上的精神和官僚金字塔上的皇冠的亵渎。那么，这种所谓的“知识”或“知其所以然”的真正原则是什么？权威。对权威的崇拜构成了卓越的官僚思想（mentality），在这方面，它与任何知识体系都是冲突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场相关的变革。唯灵论，现实的“更高”领域的观念化表象，现实存在的虚幻表象变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绝对服从和盲目信仰的唯物主义，僵化、机械的和例行职责的唯物主义。对官僚化的个人而言，国家的“更高”的目标变成了他的个人目标，他事业的依托。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官僚机构特殊分支的存在，对他而言，国家只是以一种僵硬的形式存在：诸官僚的头脑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对等级体系中直接上级的消极服从。现实的知识成为了空虚的知识；现实的生活表现为僵死的生活，因为虚假的知识以及运转中的官僚机构在不同层次上对生活的想象被误认为真理。

尽管官僚机构将它的意识形态变为一种愚笨的唯物主义，它仍然固守着一种简陋的唯灵论，一种危险的唯心主义。它想“创造一切”[27]。它倾向于使意志、它自己的意志成为第一原因，成为绝对者。官员感到有必要通过他的作为来证明他的存在：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变成了“他活动的对象”[28]。

马克思的彻底批判揭露了包含在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的哲学—政治学进路中的社会真理。黑格尔将官僚体制当作一种本质，一个理念的化身。但这种本质、这个理念的化身，被证明是充满矛盾的，正如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一样，正如一般哲学和意识形态一样。黑格尔利用了关于普鲁士国家和一般的现代国家的经验性数据，并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他将它们归入一个普遍的范畴，无视其独有的特征。借此，他背叛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他只是简单地将一个政治团体引入他那不切实际的逻辑，从而将其整合为他哲学—政治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阐述政治团体的逻辑。

每当他快要把握住一个特殊问题的时候，例如市民社会的不同部分与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他便陷入了混乱。行政官员是由选举产生，还是由权威来任命？黑格尔的建议是用一种混合的方式——选举再加上政府的授权。这个混合的解决办法反映了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双重性。

我们几乎不需要表明，马克思对政治哲学、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理性批判（一种伴随着对这些合理的非合理性的社会学分析的批判）隐含着革命性实践的目的，即没有官僚机构或国家的、民主的自我管理。当普遍利益事实上——而不是虚假地，不是在思辨抽象的层次上——与特殊利益相同一时，官僚机构就可以被废除；而除非特殊利益确实地上升到普遍利益的层面，上升到与所有“等级”和整个市民社会的利益相同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发生。这是由马克思的分析所导出的结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因为它是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定义。

这就是将要达到的有机统一，它标志着一个比政治民主（即比被视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国家）更高的阶段。

的确，对黑格尔（以及官僚机构）而言，社会实际上已经是合理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的：毕竟，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成为官员。在黑格尔看来，这一点保证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国家、官僚机构与公民权之间的同一。马克思讽刺道，这就如同每一个天主教徒都有可能成为神甫，每一位战士都有可能在开小差后成为敌军的一员。[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