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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治的社会学 国家理论（第3页）

“知识”的官僚体系在实践的层面上被表达为一个竞争性考试，官员的选拔就是基于这个考试。如果黑格尔的国家的确是合理的，那么将考试变为一种胡说会更有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所谓合理的国家中，考试是一种形式：他们将对官僚体制的知识的认同标识为一种共济会的特权。考试并不反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客观联系，也不表达它们的统一；毋宁说，它强调了对双重性知识的一种需要——一种是在市民社会中生活所必需的，另一种则是在国家中生活所必需的。考试——“官职”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市民社会的知识和国家的知识之间的客观联系，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30]，是对经验性和实践性知识（得自于工作和劳动分工的经验）进入官僚机构和国家拥有的知识的官方确认，是能力和秘密的混合物。

当哲学家“引申”出付给官员的薪俸时，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变得有些滑稽：工作要求牺牲；它强加给个人责任的感觉；只有当它拥有一种公共机构的伦理，国家才是可靠的。但官员必定会变成另外一种职业。一种职业预设了薪金，因此是政府官员的薪俸，而不是伦理保证了现代社会的稳定。

马克思回应道，官僚的确是束手束脚，但尽管如此，他对下是“锤”，对上是“砧”，这也几乎使任何人都不得安心。马克思问道：“防范‘等级制’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所谓大害除小害。”[32]这一点同样是真的，马克思接着说，“冲突，官僚政治和同业公会之间的没有解决的冲突”[33]，市民社会和“诸等级”可以反对国家和它的官僚机构的事实——“安保措施即存在于其中”。但马克思更加怀疑官员的“人道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在管理知识的获取、商业训练和实际完成的工作中包含着的机械性活动的一种“精神平衡”。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官员的工作是他的“实体”，他的生计。凭着“道德平衡”，一个官员的仁慈就被设定为保护他免于自己的危害。“这真是妙不可言！”马克思疾呼道。“从精神上抵消。简直是二元论的范畴！”马克思补充道，当黑格尔使用诸如“事务成规”和“有限领域的眼界”这样的术语的时候，他更为精确地描述了官僚体制的精神。

对官僚体制的社会学分析导向对任何官僚机构，特别是任何政府官僚机构的控诉。官僚体制的合理性不应该就其表面价值而被接受，更不能被视为一个绝对者。但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与他对哲学和国家的批判是密不可分的。

如下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即认为借助这个对国家、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官僚机构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关于存在一种内在于社会的合理性的论断。这可能会被认为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向唯意志论的倒退，因为它隐含着对国家机器的摧毁和社会团体的分割。从而，我们将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得不赋予它一个根本的和无条件的自发性或者假定它是由一个更高的理性意志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认同绝大多数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社会是有机的、合理的。

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答复，可以在马克思1843年9月23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找到。国家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合理性，但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由这种发展产生的合理性要求国家消失。不仅仅是现实的不等同于合理的，很有可能是现实的与合理的正相反对。由于有资本主义和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这里最现实的要素，即社会的要素被认为是最不现实的（不如政治的要素现实）；在这里首要的（生产者）是最末的，而最末的（各种中间人）则被认为是创造者；在这里实际的条件被忽视。唯一改变事物状况的方法是使世界和社会更加合理，是通过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中综合现实的和合理的，以重建它们的真正统一。马克思在他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因此，一种特定的合理性是内在于社会中的，内在于它运转的方式和组织方式之中。它到处预设理性，但只有上升一个到特定的点之后才能被实现。无论国家存在于何处，它都声称自己是理性的化身，并且对其组织机构、技术专家、管理者，一直到它的警察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化身。但同时，它无处不揭示出一个存在于其理论的定义与实际的预设之间的矛盾。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内在矛盾的，也就是说，国家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社会真相。就像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概略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践斗争的概略。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政治的角度（subspeciereipublicae）反映了一切实际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

尽管，国家最终必须被改造或者废除，选择合适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还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必须被当作社会需求、社会斗争和社会真理来仔细审查。从国家开始的批判，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它包含着某种真理，尽管它采取了伪装和隐藏的形式，而理论分析将揭露这个真理。在政治学中存在社会真理，正如哲学中存在社会真理一样。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35]

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性分析可能暗示着他对不同国家的体制和机构做过仔细的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关心国家本身，他关心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政治分析本质上并不处理国家的“政治形势”（关于手段的问题），而是处理社会中的国家的形势。如他所见，政治社会学是一种政治行动。那么，为何还要费神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家本身，研究作为一个分离物的国家？

必须注意的是，在讨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时候，马克思脑子里想着英国的例子，也就是先进的工业国家；在那里，国家并没有过多地干预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进程，无产阶级缓慢发展，并且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在马克思看来显而易见的是，除非拥有一个社会基础并且执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否则任何国家，即使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例如，建立在征服之上），都不可能幸存下去。

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当他宣称作为巴黎公社的一个结果，“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时，对国家的描述。尽管国家源自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但它最终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上。

法国恰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37]

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建立了这个巨大的机构？哪一个基础被连续的革命（17981793，1830，1848）完善而不是被它破坏？又是哪一个被为权力斗争的不同党派看作正当地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为什么是在法国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阶级之上？它们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38]。

在社会这个阶级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小块土地都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它们的目标是自给自足。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39]

这些段落已经被引用很多次了，并且还值得被再次引用。每个词组都生动有力。它们表明，卓越的论争和彻底的批判是如何能够与科学的客观性紧密结合的。所有的都在于：国家在劳动分工中的起源；其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即在相对匮乏的条件下的政治功能；其寄生的方面；其如何占有社会本质；以及其如何夺取领导地位，并联合起一个由分散的、几乎是自治的区域单位组成的社会。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41]

国家总是代表一个将自身置于社会之上的社会领域；在这个覆盖一切的模型之内，历史性变动还是有迹可寻的。在16到19世纪之间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其可能性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软弱性；而在法国，则是一个特殊阶级（小农阶级）的软弱。

由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统治。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42]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异乎寻常”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社会被非法剥夺了它的社会功能，社会实践被政治实践所取代，并且这种状况变得稳固起来，而不仅仅是一个很快就会被社会发展和实践生活抛在后面的短暂阶段。

因此，尽管国家的努力有时候也许是合理而且富有成效的，例如促进经济增长，但（市民）社会自身的主动权被剥夺，这仍然是事实。由于软弱或者被胁迫，社会将经营共同利益的任务拱手交给了政府机构；后者在“普遍”利益的名下以自己的方式经营事务，使社会的实际利益从属于统治群体和政府机构的利益。

在探讨现代国家中政府的角色时，马克思经常因为前后不一致而遭到批评，他有时赋予它现实的和积极的功能，有时候却将它视为一个在社会机体之上的寄生物。

在那些广袤的疆土上，农民共同体（农业的—牧业的或者乡村共同体）经历数千年而保持不变。城市这些处于农田中间的相对非生产性的岛屿，充当了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君主及其政府机构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马克思说，在这些亚洲帝国中，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农业可以在一个政府的管理下衰落，又在另一个政府的管理下恢复生机”。从上古时代以来，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印度和中国亦是如此。[43]

那么看起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即使不是不一致的，至少也是模棱两可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模棱两可在今天几乎不能被消除，而只是被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教条取代。他们有一些人整个地忽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它处处使得他们陷入窘迫。而另一些人则将历史图式化为这样一个论点，即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模式、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连续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被设想为在几乎完全“清理”了前一阶段之后，建立在它的废墟上。

如果我们意识到马克思承认历史发展有诸种不同的可能性，而不认同任何直线性的教条，那么这种模棱两可的迷雾就会被驱散。在欧洲实现了的历史可能性，并不完全与其他大洲的历史平行（这个假设在晚近的讨论过程中被阐述出来）。在这个范围内说，历史展示了明显的不一致性，即多样性，这些不一致被这个事实所解释，即历史比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所承认的更为丰富和复杂。

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而言，任何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对国家的批判性分析，都必须以特别地研究每一种已知的生产方式、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每一个国家为基础，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这既是从结构的方面（阶级）来说的，也是从危机的（ctural）方面（征服、支配、征服者和他们军队的特征，等等）来说的。政府揭示了它掌管着并将自身置于其上的社会的特殊性；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将社会的斗争与冲突集于一身。反过来说，由于考虑到这个或那个国家形成的多重条件，特殊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

我们不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出许多具体的分析，它们都应该被称为“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已经引用了好几个。还有一个，尽管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但却堪称典范：

用以将革命归因于鼓动家的丑陋企图的迷信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革命剧变的发生，根源于一些社会需要没有被过时的机构满足。需要可能没有被如此强烈地感到以至于获得直接的成功，但任何野蛮压制的企图都使它更为有力。……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最近的起义的原因，发现它何以失败。1848年2月3月的运动，不是个人按照他们自己意愿行动的结果，而是需求的不可拒绝的自发的表现。[44]

紧接着这段话的，是对1848年德国的阶级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分析。

如果我们就此止步的话，那么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社会学的简短概述就会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它将表现为一种纯粹思辨的、沉思的知识，这等于说它明显是一个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和沉思阻塞了接近具体物的通道，因此就是阻塞了接近知识的通道。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仅趋向于行动。它是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对实践的反思，即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反思。对国家和政府的官僚机构的理解是与努力超越它们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知识在何种程度上蕴含着彻底的批判（否定的“因素”），同时为这种批判承担风险。然而，批判性思想的意义和范围只有在实践的革命行动中才能实现，而不是在言语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