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第五章 政治的社会学 国家理论02（第1页）

第五章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02

从政治批判到政治行动的过渡，引发了这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革命运动和革命战略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过程是根本性的、不可替代的。它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它无限复杂，尽管它能够被划分为诸多层次、时期、特殊的和专门的历史（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哲学的历史，等等）。历史的部分方面是有限的，但基本的过程本身却不是：它反映了人类经验的整体，不是事实数据的集合，而是其根本含义的集合。它为没有被完全控制的人类选择留下了余地。对自然和历史的控制是一个终极目标，但它从未被完全达到。历史的过程产生了不可预见的东西——否则任何创造都将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讨论的层面，即国家的层面上，构成历史动力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决定论被由工人阶级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来提供。如果没有它，由现代国家支配的现存社会中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无产阶级的压力引起了历史的改变——也就是说，一旦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即只要它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压力会变强或者变弱，改变的速度时缓时快，这些都取决于不同国家内的整体历史状况和社会—政治结构。但它不可能停止。

以前，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地是社会变革的原因（causes）。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理由（reasons）。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原因和理由被合二为一，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合理性中达到熔点。这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阶级矛盾消失在新的统一之中，尽管阶级本身并不会真的一夜之间就消失。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过程与黑格尔的“变”（being）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一条建立自身、定义自身并通过不断地返回自身来创造自己未来的曲折道路。如此思辨的一个规定已经不充分了。历史过程在实践中寻求实现自身并证明自身。它的“主体”不是逐渐获得自我意识的精神（mind），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spirit）。毋宁说，主体是——如果我们还使用这个哲学术语的话——工人阶级。就此而言，它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被如此理解的历史过程有两个方面已经被提起过，但还没能被足够强调：一个质的方面和一个量的方面。量的方面指的是经济增长（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的增加——表现为小麦和钢铁产量，等等）。质的方面涉及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强度、在超越民主的过程中以社会要素取代政治要素的组织的效率、“精神”作品的生产）。这两个方面，尽管从未完全分离，但并不是必然地齐头并进。量的增长（生产力）可能在一个时期逐渐展开，并且只在后来才随之发生一个向前的质的飞跃。没有工人阶级的干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然而社会发展则不是。

革命运动披荆斩棘，稳步前进。理论的任务则是理清这条道路，以查看这个运动有没有陷入困境或者犯下严重的错误。运动并不是不允许犯错的。它通过前进证明自己，但前进经常是试探性的，而且并不总是成功。它会遇到障碍。政治理论是关于这种运动的理论，因为运动需要一种理论。这种需要是社会性的：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理论伴随着实践展开，但它们之间的统一不是预先决定的，不总是相同的；它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的，而是辩证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理论与实践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那么，理论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纲领（program）的形式还是战略的形式？

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完全拒绝一个纲领的观念。然而，他并不相信，当运动发生动摇、原地踏步或是退却的时候，纲领对刺激和推进运动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5]

至于战略的一般概念，在我们的时代（在数学、社会学和历史中）已经被详尽地解释，并事后赋予马克思。然而，它早已经被克劳塞维茨表述过，有趣的是，他是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灵感。列宁研究克劳塞维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战争及其对革命运动的影响。

从而，我们可以提出政治战略的概念，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指出它或者以方法论的方式使用它。我们知道这样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最好的例子是社会劳动的观念。它起源于18世纪末清晰可辨的条件下的实践。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对不同种类的劳动之间的统一——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进行概念化成为必要，这些劳动在社会中被视为一个整体。持续的技术改良，此外，还包括工业中自动化机器的引进，打开了体力劳动终将完全过时的可能性。社会劳动的概念在经济层面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自己）详细阐述。可以说，这一概念在后来的确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多亏有了它，我们才开始理解没有这个概念的社会是如何运作和生产的，开始理解它们的活动是如何被反映为意识形态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战略的概念上发生类似的情况。早在这个概念被确切阐述之前，就有军事和政治战略。马基雅维利第一个阐述了这个概念；克劳塞维茨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自那以后，它就得到了精致化（在游戏理论、应用逻辑和数理逻辑中，等等）。它引导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过去。

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反映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战略的关心。对“战略”这个术语的使用在这个关联中得到辩护，它使我们牢记，在马克思看来，（1）决定着每一个战术行动的客观的东西，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加强，（2）运动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废除政治——一旦国家的功能被社会接管，国家就消亡了。第二点极其重要。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让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者使马基雅维利成为马克思的先驱），将政治或者国家看作一个永恒的、超时间的本质。

我们知道，在1844年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把俄国视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他一再地把沙皇和他的专制政府称作“欧洲警察”，私有财产的看门狗，并断言如果对它进行一场指挥得当的战争，它的政权就会崩溃。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他激烈地批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因为他只是努力把沙皇阻挡在巴尔干半岛之外，而在其他方面却又试探性地攻击俄军。与此类似，马克思在1870年是反对法国的，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针对德国统一的。然而，在1870年9月4日，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因为这时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统一威胁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他的立场都取决于他认为什么最有利于这个运动。一旦忘记策略和战略之间的区别，那么将前后不一、矛盾、反法、反德和反英等立场归咎于马克思就再简单不过了。

在他的政治著作中，马克思展示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气魄。这些政治分析的文章获得了现实的风格。它们经常被作为纯粹的应时文章而不被考虑，它们的理论重要性及其对马克思人格性的反映就被忽视了。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学”的样本，是马克思对帕默斯顿的描写：

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présence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betenoire（可憎恶的东西），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

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作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作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46]

如何能够断言马克思只关心抽象、整体的“历史决定论”，唯独关心“民众”而未能看到个人，等等？

先不涉及细节，我们不妨努力勾勒出隐含在马克思社会学讨论和政治分析中的政治战略的主线，在我们看来，他设想了革命运动的三种战略，即三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1）运动集合了“人民”的大多数，不诉诸暴力而夺取权力，以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

（2）运动集合了“人民”的大多数，但需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以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

（3）运动只能集合“人民”的少数，但这少数被证明是足够积极和英勇的，他们在挑战统治阶级这个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

这里使用的“人民”这个术语有一个有限的意义：它指代不同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匠、商人、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它们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策略性地与之结盟。换言之，它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含义，但它的社会学含义是模糊的。

第一个战略被应用于英国，那时马克思正生活于此。当时的情况是，政治民主通过普选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群，并因此——在来自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在适当的情况下超越了这个状态，以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主张其政治领导权，而不依靠武装暴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来达到目标，但只有被一股（如果有必要）将上升到革命战略的力量，一种明确地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的力量将这个战略加以贯彻，这个战略才是有意义和有希望的。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47]

第二种战略与德国的状况相符。在德国，国家的统一是“自上而下”地强加下来的，封建地主（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强势，其与资产阶级的勾结长期存在。1848年革命的失败向所有人表明了这种状况。如果革命的结果不是这样，那么通过政治改良达到社会的逐渐变革也许是有可能的：统一的成就可能已经触发了这种变革。但俾斯麦主义，这个波拿巴主义在德国的变种，无疑限制了这样发展的机会：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强大、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