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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第2页）

我们已经知道，当谈到一种体系的时候，关于这个体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应当从它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我们同样还知道，就连最基本的发展路线（一个体系的进步、停滞或破坏），也正是取决于这个体系同自己的环境处于何种相互关系之中。因此，应当从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寻找造成体系本身变化的原因，究竟应当从哪里去寻找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呢？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种变化着的相互关系处在社会劳动这个领域之中。可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适应过程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动的平衡状态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需要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没有这种汲取能量的过程，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存在。人类社会从自然界汲取（并吸收）的能量愈多，就愈能适应自然界；只有在这方面数量有所增长，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举个例子，假定说，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企业都歇业，一切大小工厂、矿山、铁路、森林和田地、陆上和水上的活动全部停止，那么，社会就连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因为哪怕全靠原有的储备过活，也还必须有运输、卸载、分配的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7]人们耕种土地，收获小麦、黑麦、玉米；人们饲养和放牧牲畜；人们栽种棉花、大麻和亚麻；人们砍伐木材，在石坑中采石，从而满足自己的衣食住的需求。人们从地层深处挖掘出煤和铁矿石，制造钢铁机器，借助这些机器从各个方面控制自然界，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作坊：人们在这里用锤子四处敲打，开动车床，在地下到处挖掘，注视着硕大无朋的机器在平稳地运行，用隧道贯穿山岭，乘巨轮横越海洋，从空中运送货物，在地上布满铁轨，在海底铺设电缆——地球上从喧嚣的怪物般的大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的角落，人们像蚂蚁般奔忙，给自己寻觅“口粮”，使自己适应自然界，同时又使这个自然界适应自己。自然界的一部分——环境，即我们这里称之为外部自然界的东西，与另一部分——人类社会相对立。而这个统一整体的两部分的接触方式，是人的劳动过程。“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8]社会与自然界的直接接触，即从自然界汲取能量，是一个物质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一定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他（指人——作者注）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9]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与体系、“外部条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

社会要生存下去，生产过程就必须不断更新。假定说，截至某一时刻，总共生产出若干小麦、靴子、衬衫等，而在同一时间内，所有这些东西全都吃光、穿破、用完。显然，生产应当及时地开始新的一圈运转。生产应当不断地周而复始，应当一环扣一环。从这种循环（或者像通常所说的生产周期）的反复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的生产过程，称为再生产过程。要实现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具备它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条件。举例来说，为了生产布匹，就需要织布机；而为了生产织布机，就需要钢材；为了生产钢材，就需要铁矿石和煤；为了运输铁矿石和煤，就需要铁路，从而也就需要路轨、机车还有其他，以及公路、轮船等，还需要仓库、厂房之类。总之，需要有长长的一系列的性质极不相同的物质产品。不难看到，这些物质产品——有些很快地，有些不那么快地——在生产过程中消失了：纺织工人得到的食物吃掉了；织布机损坏了；仓库年久失修了；机车开始出毛病了；枕木和路轨都损坏了。这就是说，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通过生产）不断更换所有各种各样物质形态的已损坏掉、使用掉、消失掉的东西。人类社会为了延续再生产的过程，随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物、建筑物、采集业的产品、加工工业的产品、运输方面的各种配件，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小麦、黑麦、煤、钢、显微镜或学校用的粉笔、包书纸或新闻纸，全都需要生产，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加入了社会的物质交往，都是再生产这一总过程的物质成分。

因此，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是当作一个物质过程来看待的。它之所以是物质过程，因为，一方面，它涉及的是物质的东西（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作为成果出现的产品——这一切全是物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劳动过程本身就是生理能量（神经、肌肉等）的耗费，这种耗费在物质上表现为劳动者机体的运动。“如果对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0]

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在他们需要“根据专业”从事研究的时候，也羞羞答答地承认生产劳动的物质性。例如，赫克纳教授认为：“如果想要阐明劳动的本质，人们必须注意……两类现象。首先，体力的劳动表现于一定的外在的运动之中。比如说，铁匠的左手用钳子拈出通红的铁块放在砧上，同时右手用锤敲打，把劳动对象锻造成型……这里可以确定劳动成果的数量、形状、大小……这里可以叙述全部劳动过程。”[11]赫克纳把这称之为“客观意义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过程，可以从在劳动者身上剧烈活动着的思想感情的角度来考察，这将是对“主观意义上的劳动”的考察。既然我们要寻找的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这种相互关系恰恰表现于客观的（物质的）劳动之中，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过程的“主观的”方面完全撇开不管。总之，这里重要的是研究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全部物质要素（成分、事物）的物质生产。

然而，决不能因为（比方说）量具是物质的东西，量具的生产属于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而像考茨基那样，认为数学和数学演算本身也属于生产之列，为生产所需要。可是，如果所有的人突然一下子全变成哑巴，而除已经消逝的语言之外，一时还没有其他交往手段，显然这时生产也会陷入停顿。这么说，语言也是再生产所“必需”的，正如任何一个社会里许许多多的东西一样。可是，要把语言也归于生产之列，那是很可笑的。这里，我们对于另一个似乎很“恼人”的问题，即母鸡和鸡蛋何者在先、社会和生产何者在先的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没有生产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社会的生产也是不可想象的。重要的是，体系的变化取决于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12]的变化这一命题，究竟对不对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应当从哪里来寻找这个变化？答案是：从物质劳动中寻找。这样的设问法，使得大量与历史唯物主义唱反调的“深奥”见解无能为力了，而且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一切原因的原因”，都应当从这里寻找。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我们已经知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物质能量从外部自然界输入社会；人的能量的耗费（生产），是从自然界汲取能量，而这一能量应当给予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产品），并由社会吸收（消费）；这一吸收则又是进一步耗费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再生产的轮子就是这样旋转不已。因此，再生产过程，就整体而言，包括几个不同的侧面，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一个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的基础还是生产。因为任何人都懂得，人类社会同外部自然界最直接、最密切的接触，毕竟是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正是以这个侧面“紧贴着”自然界的。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方面决定着分配方面，决定着消费方面。

社会生产过程是人类社会适应外部自然界的过程，但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任何一种动物在适应自然界的时候，从本质上说都是作为一种物质受到环境的不断影响。至于人类社会，它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使环境适应自身。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物质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但同时它本身又把自然界变成为我的物质。举例来说，某些昆虫或禽鸟的颜色变得同它们生活环境的颜色相似，这决不是由于这些有机体本身作了什么努力的结果，也决不是它们对外部自然界施加影响的结果。这是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岁月，淘汰掉无数的昆虫和禽鸟，留下了适应性最强的一些单体，并通过它们的不断杂交，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情形则全然不是这样。它在大地的胸膛上划下犁沟，在密不通行的森林里开拓道路，使自然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它改变着大地的面貌。这不是一种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这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重农学派（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派）早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尼古拉·勃多就说过：“所有的动物每天都在劳动，以寻求大自然的产物，即大地自身供给它们的食物。有些动物……采集并储存这些财富……唯独人，是注定（这句话的思想是用目的论的方式表述的——作者注）要去探索大自然及其丰富果实的奥秘的……他凭自己的劳动（可以获得）比他在原始的、未开化的（incult）大地表面上所能找到的更多的有用产品。这种活动（cetart）可能是地球上的人的最高贵、最突出的特点之一。”[13]

地理学家列·梅契尼柯夫写道：“人虽然和一切有机体一样都具有适应环境的可贵能力，但他却凌驾于一切有机体之上，因为唯独他有使环境适应自己需要的更加可贵的能力。”[14]

严格说来，积极的（通过劳动的）适应，这在某些所谓社会性动物身上已有萌芽（例如，海狸筑堤；蚂蚁构造巨大的蚁垤、利用芽虫和某些植物；蜜蜂以及其他）；从另一个方面看，人类劳动的最初方式，也是一些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方式。

（三）生产力：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标志

总之，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消耗自己劳动的即人的能量，而取得一定数量的被吸收的自然能量（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物质”）。十分明显，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里所取得的平衡有着决定性意义。收入是否超过了支出？如果超过，那么超过了多少？显然，很多事情取决于这种超过的程度。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为了抵偿自身最必要的需求，不得不耗费自己全部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随着所获得产品的消费，又生产出同等数量的这类产品，多一点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生产多一些数量的产品，扩大自身需求，生产任何一点新产品，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个社会只是勉勉强强地收支相抵，过一天算一天；生产出多少就吃光多少——吃这么多才有可能劳动；全部时间都用去制造同等数量的产品。社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极其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这里不可能有任何需求的增长：真是“量衣伸腿”；而这件衣裳却破旧不堪，而且又没有可替换的。

现在我们又假定，由于某些原因，还是那样多数量的最必需的产品，不用花费全部劳动时间，而只用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例如，原始部落迁徙到一个地方，这里野禽野兽多了一倍，或者土地肥沃程度增大一倍，或者土地耕种方式有所改变，或者出现了新式工具，等等）。这时，社会就可以腾出它原来劳动时间的整整一半，可以把这部分时间用于新的生产部门：制造新工具、开采新原料等，然后还可以用于某些精神劳动。这时，才有可能增加新的需求，也才第一次为所谓的“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一旦腾出的时间被用来哪怕是部分地改进原来的各种劳动，那么以后用来满足原有的需求所要花费的劳动时间，就已不是原来全部劳动时间的一半，而是更少一些（各项革新在劳动过程中起的作用就很明显），在下一个再生产循环（周期）中就更要减少，依次类推；而腾出的时间则越来越多地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用于制造日新月异的工具、仪器、机器；第二，用于开辟满足新需求的新的生产部门；第三，用于创造“精神文化”，首先是其中与生产过程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方面。

现在我们再假定，过去要花费全部劳动时间才能满足的那个必要需求量，现在需要加大一倍的时间才能满足（比如说，土壤贫瘠了）；很明显，如果不改用另外的劳动方式，或迁徙到别的地方去的话，社会必将倒退，在这种条件下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要毁灭。我们进一步再假定，有那么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极其多种多样的需求、种类无限繁多的生产部门、昌盛的“科学和艺术”；这个社会在满足自身需求上遇到了困难：比如说，由于某些原因，它无法控制它已有的技术装备（例如，不断的阶级斗争，而其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制伏另一个，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生产过程陷入停滞）；这时，势必要后退到旧的劳动方法上去；为满足原有的需求势必耗费极其大量的时间，而这是完全无法设想的；生产缩减了，回到了原来的样子，需求减少了，生活水平下降了，“科学和艺术”之花凋萎了，精神生活衰退了，至于社会本身，如果这种下降趋势并非是由暂时性的原因引起的，则将回到从前的“野蛮化”。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最值得重视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劳动的成就，或者说，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所谓劳动生产率，指的是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耗费的劳动数量的比例；或用另一句话说，劳动生产率就是某一单位劳动时间内的产品数量，比如说，一天、一小时或一年之内制造的产品的数量。如果劳动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就说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倍；如果数量减少了一半，我们就说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一半。

不难想象，社会劳动生产率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状态。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环境与体系之间那种相互关系的指标，它决定着这一体系在环境中的状况，它的变化标示着全部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变化。

在探讨社会劳动生产率问题时，应当把用于制造相应的劳动工具的人的劳动消耗计算在内。比如说，某种产品由手工制成，几乎没有用任何工具，而后来开始采用十分复杂的机器去制造；假定在同样一段时间内，采用这些机器制造出的产品增多一倍，这还不等于劳动生产率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增长了一倍：这里我们并没有把制造机器的人的劳动（确切些说，是通过机器的磨损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一部分劳动）的消耗计算在内。由此可见，这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少于一倍。

可能有人会吹毛求疵，反对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本身应用于整个社会，比如像彼·巴·马斯洛夫就有这种主张（参见他的《资本主义》一书）。可以说，这就是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只能应用于单个生产部门：这一年用若干劳动时间生产了若干双靴子，下一年用同样的时间生产了多一倍的靴子。但是怎能把生产猪的部门和生产橙子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以比较呢？这岂不正像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把音乐、票据行情和甜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吗？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点反对意见：首先，对社会有用并为社会所掌握的一切产品是可以作为有用能量而相互比较的，要知道，我们对黑麦、小麦、甜菜、土豆就可以用卡路里来表示；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在实践中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其他的东西，这根本不能证明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其次，我们可以用间接的和复杂的方法来比较各种不同对象的汇集（综合体）。至于怎样去做，这里不可能详谈了。我们试举最简单的情况看一下。比如说，假定在一年中，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生产出1000双靴子+2000箱纸烟+20台机器，而在下一年中，花费同样多的时间，生产出1000双靴子+1999箱纸烟+21台机器+100件绒线衫。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说，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可以料想还会有一种反对意见，即强调指出人们生产的不仅仅是消费品，还有生产资料。的确，在实际生活中完全区分开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们通过相当复杂的方法，对这种情况还是可以加以计算的。

然而，我们还可以更深入一些看一看。我们可以说，生产资料决定着劳动力。比如说，如果在社会劳动的体系中出现了排字机，那么也就会出现相应的受过训练的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同样也不是物和人的汇集，而是体系，在这里每一件物和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各得其所、彼此配合的。因此，如果给我们提供了生产资料，那么，我们也就有了相应的劳动者。其次，生产资料本身可以分为两大类：原料和劳动工具。不难看出，正是劳动工具构成主动的部分，因为人是用它来加工原料的。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在某一社会中有什么工具，那么，自然也就告诉了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什么原料（我们所分析的是正常的再生产进程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够完全有把握地指出：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不同类型的社会。——作者注）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5]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我们知道，动物是“适应”自然界的。这种适应首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这些动物的各种器官，如脚、颚、鳍等的演变上。这是一种消极的、生物性的适应。人类社会的适应则是积极的，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用技术装备来适应的。“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6]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在自己的技术装备中给自己造成人工的器官体系，这些器官也就表现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直接的、积极的适应（顺便指出，这样一来，人对于自然界的直接的身体适应便成为多余的了；人同猩猩比较起来，是很孱弱的生物；人在同自然界作斗争时，不是靠伸出自己的颚，而是靠机器体系）。从这种观点来考察问题，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社会的技术装备体系是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

技术和所谓“文化财富”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拿现代的中国和日本比较一下就行了。在中国，由于一系列的条件，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技术发展得极其缓慢，因而中国的文化一时还处于比较停滞的状态。在这里，新的资本主义技术的萌芽，正产生革命化的影响。而在日本，近几十年来在技术发展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之日本的文化也开始迅速向前发展：只要提一下日本的科学就够了。

就一般文化水平来说，中世纪比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低得多——在中世纪前半期，“技术……较之古代大大退步了，而且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许多方法和机械发明完全被人遗忘……仅仅军事技术和与此有关的炼铁业算是例外”[23]。十分明显，在这种技术基础上，是谈不上“精神财富”的，因为社会的活液太少，无法过这种“丰富的生活”。欧洲的迅速成长，是同资本主义的机器技术的发展相一致的（从1750年到1850年这一百年间，技术发生了变革：采用蒸汽机、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煤、炼铁的机械化，等等）。随之而来的是电力的应用，出现了涡轮机装置、柴油发动机、汽车、航空技术等。社会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难理解，在这种条件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发展极其复杂而多样化的“精神生活”。因为即使我们拿具有比较复杂的精神生活的古代文化的繁荣来说，也会立刻看出，那种技术较之新兴的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技术也是十分落后的。那时，采用比较复杂的工具的，仅仅限于建筑、给水和采矿方面。即使规模最大的生产也不是以完善的工具，而是以使用大量活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希罗多德说，为了建造海奥勃斯金字塔（公元前2800年），就有十万人搬运石头达三个月之久；此外，为了由采石地点铺路到尼罗河畔，事先的土方工程就花了十年工夫。”[24]当时技术贫乏到何种程度，从古罗马的工程师维特鲁威给“机器”所下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机器是一种木制的设备，它在起重时提供极大的帮助。”[25]这些木制“机器”，当时主要就是被用来“起重”的，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力或畜力。

如果我们现在从总体上考察一下整个过程，我们就会看到，再生产过程是一个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不断破坏和恢复的过程。

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情况。

什么情况下出现简单再生产呢？我们知道，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耗费掉生产资料（对原料进行加工，用掉机油、拭布之类的各种辅助物品；机器、生产用房以及各种各样的器械及其零件本身的耗损），另一方面还要耗费掉劳动力（当人们劳动时，他们也有耗损，他们的劳动力被消费掉，需要一定的费用来恢复这一劳动力）。为了使生产过程继续下去，就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制造出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的东西。举例来说，在纺织工业的生产中，作为原料的棉花消耗掉了，纺织机磨损了。为了要使生产继续下去，就需要同时栽种棉花，生产机械。在这里，棉花消失了，变为布匹。在那里，布匹消失了（工人等把它耗费了），出现了棉花。在这里，机械消失了，在那里，它们又出现了。换句话说，在这里消费掉的生产所需的要素，必须在那里生产出来；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必须有一个不断替代的过程。如果这种替代和消失的进度完全一样，这就是一种简单再生产。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依然如故，生产力原封不动，社会既未前进，也未倒退。不难看出，这将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保持稳定的平衡的情况。这里将不断出现平衡的破坏（生产出来的产品消失），也将不断出现平衡的恢复（产品又重新出现），但这种恢复是在原来同一个基础之上的：消费掉多少，同样又生产出多少；再次消费那样多，重新还是生产那样多，如此等等。再生产始终按同一首曲子跳舞。

在生产力增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时，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腾了出来用于扩大社会生产（开辟其他新的部门，扩大原有部门）。这就是说，不仅原有的一些生产要素得到替代，而且在新的生产循环中还投入了新的要素。这时，生产不再重复原来的道路，不再作原来的循环，其涉及面更广阔了。这就是扩大再生产。不难看出，这时恢复平衡是另一种方式了：消费掉多少，生产出更多；又消费掉更多，重新生产的还要多。每一次平衡都是确立在新的、更广阔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带正号的动的平衡。

另外，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即生产力衰退的情况。这时再生产的过程走回头路：再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消费掉多少，生产出更少；消费掉更少，重新生产的还要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也不是重复原来的循环。它每次涉及的范围不是越来越广阔，而是越来越狭窄，社会的生活基础越来越缩小。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是在新的基础之上恢复的，但这个基础变得越来越小。同时，社会本身是通过自身局部的破坏来适应这个日趋狭窄的生活基础的。这是带负号的动的平衡。这时的再生产可以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或扩大的生产不足。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阶级，等级，职业

我们现在需要比较详细地探讨一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从前面所讲的我们已经知道，阶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即使是社会结构也是由社会里存在着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等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重大变化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阶级斗争相联系。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也是通过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激烈战斗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样的话来开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什么是阶级呢？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概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所谓社会阶级指的是：在生产中起相同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他人具有相同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通过物——劳动资料表现出来）的人们的总体。这里也就产生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产品分配过程中每个阶级通过同样的收入来源结合起来，因为产品的分配关系是由产品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纺织工人和冶金工人并不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而是属于同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对其他人（工程师、资本家）具有相同的关系。同样，煤矿主、砖厂主和妇女胸衣工厂的厂主，属于同一阶级范畴，原因是，尽管他们所搞的东西具有形体上的差别，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人都具有相同的（“指挥的”）关系，这种关系还通过物（“资本”）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生产关系是社会阶级划分的基础。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种种非常“流行”的答案。最流行的观点之一就是按照“贫”和“富”的标准来划分阶级。如果一个人口袋里有一些钱，另一个人比他多一倍，那么这就表示他们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了。这里强调的要么是占有的数量，要么是生活水平的高低。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德特）还搞出了一整张阶级划分表：第一个阶级即最低的阶级（游民）——每周支出为18先令，第二个阶级——25先令，第三个阶级——45先令，如此等等。[26]尽管这种观点很简单，但它却是十分幼稚和绝对不足为凭的。按照这种观点，举例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会把冶金工人或排字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而把贫农或手艺人列入工人阶级。那时流氓无产阶级即“游民无产者”也就会被视为最革命的“阶级”，并被当作向高级社会形态实行过渡的力量而寄予希望。从另一方面来说，两个银行家，如果一个比另一个富有两倍，也就要安排坐在两条阶级板凳上。然而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中不同阶层采取共同行动要比工人和手艺人、工人和农民等的联合斗争快得多。农民不会感到自己是跟工人属于同一阶级。相反地，两个银行家，尽管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富有十倍，也会感到他们都是一个亲密小家庭的成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钱袋的大小是纯粹数量上的差别，尽管它可能促使同一阶级的两个人狠狠作对。”换句话说，“财富”的差别不能成为给阶级下定义的充分根据，虽然它甚至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理论仅仅归结为关于谁收入多、谁收入少的议论的话，那么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结合为一个阶级的人们，会作为一个阶级而再现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存在着某些收入类别呢？这些收入类别的固定性的原因又何在呢？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能立即看到症结的所在。这种固定性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在生产资料中，则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人的分配”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在一定生产方式范围内是保持稳定的因素。只要有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有指挥生产过程，同时还掌握着某种生产资料的一类人，也有在前者指挥下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前者支配，并为他们生产商品价值的另一类人。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在劳动产品分配方面（即收入分配方面）同样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人的分配”和“物的分配”，构成阶级关系的基础。

实际上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对它作出最概括的表述。每个阶级都是一种“现实的集合体”，即处于不断相互作用中的人们的集合体；这些“活生生的人们”扎根于生产活动之中，即使他们的思想飞到九霄云外。这就是我们称为人类社会这个大体系内的一个特殊的、局部的人的体系。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应当从考察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阶级。换句话说，对阶级的分析应当从生产方面着手。当然，我们对于各个阶级在生产、分配、政治、心理、意识形态这些不同方面互有差别这一点完全不应当感到惊奇。因为这些方面互为依存，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资产阶级的枝干是不能嫁接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比把马鞍安在牛背上还要糟糕。但是，这种联系归根到底恰恰是由一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根据生产特征来给阶级下定义的原因。

社会阶级和等级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已经看到，所谓阶级指的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共同作用而联结起来的一类人，是各自跟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参加者处于同样关系的人们的集合体。所谓等级则指的是由于在社会的司法、法律制度中地位相同而结合起来的人的集团。大土地占有者是个阶级，贵族是个等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土地占有者具有生产上和经济上的一定特征，而贵族则没有。一个贵族享有法定的即该国法律所确认的他的“高贵等级”的权利和特权。但是，这个贵族在经济上可能十分破落，甚至连糊口都很勉强；他可能成为流氓无产者，可是按等级划分却仍然是贵族（像高尔基《夜店》中的“男爵”那样）。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在沙皇政府时期，许多工人的身份证上写着“某省某县某村的农民”。可是这个农民却从来没有务过农，他出生在城市，从小就当上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阶级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这里，这个人按阶级特征来说是工人，而按等级特征来说（也就是从沙俄把人划分为等级的法律来看）则是农民。然而，这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政治”（其中包括法）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是否能够停留在法上，而不深入下去呢？当然不能。当我们谈论阶级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这一点：在方法上很重要的正是从生产角度出发去分析社会集团。那么，对于等级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