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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1（第3页）

由于G。马赛无视这些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他甚至不能够正确地剖析那些他自己在报告中所列举的、而且据大家看来曾引起他真诚愤慨的侮辱人的例子（譬如，种族歧视）。他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对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现象提供科学分析，尽管他在自己的报告中不只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最多只能简要分析纳粹思想的某些外部特点，但他并不能揭示出法西斯主义这种以镇压一切民主运动和消灭许多民族为目标的、仇视人类制度的真实本性。G。马赛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状况所包藏着的使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危险性。

**裸的反社会性决定了G。马赛报告中的基本论点的含糊不清、思辨性、废话连篇、模棱两可，表明他的观点离对于人的问题的真正科学的解释是很遥远的。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论点（把现时代定义为“消除宗教影响”的过程的完成，把共产主义思想改装为某种技术至上的学说的企图，对人的意识的“本体论基础”的理解），几乎重复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人的问题上的一切言论。

西德的哲学家、托马斯主义者F。林杰伦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中世纪的肉体与精神的和谐的破坏乃是我们时代的病根。他早在《意志的魔力》一书（这本书是托马斯主义和尼采主义的别出心裁的综合）中就宣称，解决现代问题的途径就是探讨肌体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间、“狄奥尼斯和阿波罗之间”的某种神秘的统一。由同样的前提出发，F。林杰伦在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试图阐明作为普遍的人和超越于主观评价的相对主义之上的个体的人的统一的价值的本性问题。

被存在主义作为主要问题之一提出来的自由问题，在西班牙哲学家阿隆索的报告《无家可归的人》中得到了极详细的解释。乍一看来，他的报告好像是一篇维护个人自由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但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在这篇报告中，就像在大多数存在主义的著作中一样，我们看不到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提出和坚持对自由的要求时所具有的那种**，相反地，在阿隆索的报告中，自由多半是被当作现代人担负不起并且力求摆脱的某种重负来分析的。

关于自由的无限抽象的议论并不能掩盖报告的出发原则的双重含义：自由使人高于居住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生物，但是，自由对于人本身来说又多半不是福利，而是苦难。阿隆索宣称：“自由使人变成**裸的，把人从掩藏他的大自然的服装中解脱出来，把他安置在完全异化的领域之中，使他落得无家可归。在阴雨连天时无容身之处，同恶劣天气作斗争或者受它的作弄——这就是人的可怕的境遇。”

存在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逻辑，最终导致害怕自由，害怕人的真正解放。这类论断所抱的最终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不难理解的。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阿隆索完全拒绝对作为社会范畴的自由进行分析，他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天赋品质。[19]因此，严格地说，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领域内为自由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就被完全取消了。字源学上和心理学上的无数区分（它在存在主义那里取代了其他一切分析方法）更加强化了这类著述的使人迷误的影响。

在阿隆索还能勉强触及现实实际的场合下，他奉献给听众的乃是一些与我们早已知晓的题目有关的悲观预言。他宣称：“人或死于电击，或死于集体的残暴行为，或死于料想不到的炸弹；它们夺去人的生命，排除对人的压制。因为我们是在1962年写这一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如果否认本体论基础，那么人就必须屈服于技术，因为个人自由的领域原本是‘否定人道的领域’。”[20]向人的“本体论基础”呼吁，亦即向个人早在他变为社会生物以前就具有的某些抽象特性呼吁，对技术的绝望的恐惧，对社会进步的仇视，对群众的诽谤——这些就是充满在这位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报告中的东西。

对自由的存在主义解释和明目张胆的宗教解释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清楚地显现在意大利著名的唯灵论者M。沙克的报告《人的本体论“构造”中的自由的结构》中。他认为，在人和神的永恒不变的联系中，在对于超验东西的神秘理解中，存在自由的源泉。在他的报告中，自由不是被看作人的属性，而是被看作当人抛弃自己的世俗目的和计划时在他面前所显现出来的“存在”的属性。存在是自由的，因为它是无定的。M。沙克宣称：“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是被表现出来，它是被确立，它是存在，它是由之产生出自由所固有的一切问题的行动……”[21]

在M。沙克看来，个人处在彼岸和此岸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在自己的世俗实践中，人愈来愈离开神并且陷于某些经验的社会条件的支配之下，但是，这种依赖性愈发展，人与神的超验的、超经验的存在之内在的“自由的”关联性就变得愈加牢固。照M。沙克的说法，无论如何，有史以来，神生存在人的内心深处，而人则“生存在神之中”。因此，便得出人和神之间的某种“原则同格”：提出神的问题而不提到人，是荒谬的；同样地，提出人的问题而不提到神，也是荒谬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主观唯心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传统观念被补充以特别反动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唯灵论事实上在摧毁自由思想，否认现实的自由观念，并且借助于伪辩证法的诡辩而把自由从现实的人的关系范围转移到“存在思想的直觉”范畴和宗教情感范围。M。沙克断言：“有限实体的自由是由显示出自由的全部无限广延的那个实体的才智构成的，在这种无限广延中，一切实体所进入的序列就是自由的规律。”[22]对人的才智来说，这个序列就是“思想，就是通过对自己特征的说明来实现、但任何时候也不会被最终实现的无限行动……所以，自由意志（它表现为把它变为客观的东西的那种存在的本质）乃是在愿望中被一部分一部分地说明其特征的无限行动；自由的不完备永远是现实的，自由的现实性意味着被动性”[23]。

另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欧洲著名的托马斯主义者卡洛·让宽在其报告中特别强烈地表现出在解决人和社会进步这个问题上的毫无出路的悲观主义。对他来说，成问题的不仅是人，而且是弄清同人相联系的问题的企图本身，于是让宽把他的报告叫做《人的问题的问题》。他把资本主义现实的危机和剥削社会的矛盾都概括为“人的总的现实性”的超时间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极其不合理的危机。他说：“……看来，人早在生前就预定要苟且偷安或者犯罪，咒骂声使天真的青年苦恼，他们在不可思议的丑恶力量的支配下消磨时间……从来没有任何事物使我们确信今后的情况永远不会是如此。虽然有过改变人类悲惨命运的种种尝试，但情况仍是如此。这就是历史的确证，是人所创造的、但人不能加以改变的历史本身的确证。”[24]

在评价上面所列举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言论时，可以作出下述结论：

第一，在西欧，探讨人的存在及其本质这个问题的，首先是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愈来愈坚决地使哲学为宗教服务，他们在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积极地进行活动，他们公开地否认进步。

第二，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的关于人的全部资产阶级观点的特点是：战斗的反历史主义、把过去理想化、力图构造一些关于社会发展的抽象图式。例如，把现时代定义为“消除宗教影响”的时代，实际上，这个定义把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在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事件和社会过程都列入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时期。

第三，现代资产阶级对人和社会的解释的特点是：日益加深的非理性主义和心理主义，力图用对在自发地发展着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个人的主观态度和情感的揭示去偷换对客观的社会联系的分析。

第四，资产阶级哲学家为国际会议所准备的报告是以害怕阶级分析、力图回避现时代的迫切社会问题为标志的。不管西方哲学家用何等精心制作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也不能够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掩盖他们脱离生活、脱离近几十年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

反共主义者，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的活动家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广泛采用的最常见的手法之一就是断言，如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承认个人的重要性，而把一切都归诸集体，说什么共产主义意味着为了群众和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利益，意味着个人融化到没有个性的群众之中，意味着否认个性、个人的要求、兴趣、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奋斗、志向、爱好、情绪、恐惧、感受，等等。打开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任何一本书，都几乎不会不碰到这类捏造的谎言。

著名的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批评家”I。鲍亨斯基伪造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学说，断言“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人的时候，他们指的是集体”[28]。只有那种手中从来没有过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谎话。

把人的问题提到首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在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时，苏联哲学家可以对西方最流行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给以驳斥，并首先说明关于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道主义特征。而消极的因素则是，国际（哲学）会议的主要论题的一般的表达方式是极其抽象的，这种一般的表达方式给思辨的甚至是烦琐的分析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解释现代社会发展的更具体的问题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并没有对与论题的这些表达方式相联系的形式主义的见解加以回复，而是围绕着人和现代的问题广泛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个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与费尔巴哈式的旧的、古典的人类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进行生产的人。与存在主义的人类学不同，这不是在死亡和疾病面前陷入恐惧的人、脱离社会联系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进行劳动和改造的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是认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必然性而获得自由的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观点方面进行了真正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人的崭新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科学地解决人和社会问题的基础，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乃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所固有的独特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它的社会的、历史的分析，乃是对人的真正科学的、哲学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所谓人的自然和永久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一切人类学的概念中都不可避免地变为用来评价现存的、人所共知的种种关系的标准，也变为此后社会发展的标准），实际上，归根到底总是与生产发展的现有水平相对应的，亦即已经存在着的物质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确定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关于人的概念（这种概念导致这样一种理解，即：人的本质是某种超人的和彼岸的东西）的合理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人的本质解释为消极的（照费尔巴哈的说法就是“被动的”、“感觉的”）本原的企图，并且在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阐明了人的真正的规定性。

对那使人实际上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的客观过程的分析，即对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分析，应该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谈到个人时，它的注意力是集中于社会的、生产的本质——这并不是为了忘记他的个性、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潜能和道德品质，而是为了揭示他的真正的、而非幻想的本质。

如果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迄今所从事的一切乃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那么，对于个人就可以说，过去的哲学直到现在只是从事于对人的解释，而忘记了他存在的具体条件。可是问题就在于应该改变人的存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以便人能够在地球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天堂，给个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创造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改造社会关系的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都是为了使人变得崇高，为了给他的生活、他的存在创造正常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他的独特的个性、他的本质得以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消除和解决了旧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哲学人类学的一切矛盾。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关于人是消极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的那种感伤主义的观念，它非常深刻地观察到了时代的真正反常的现象。现存的灾难的根源是，虽然人潜在地是万能的，但是，他自己的活动能力、他所创造出的手段以及劳动过程的多方面的社会联系，都作为异己力量而与他相对立。在群众的贫困和不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有许多思想家有力地描写过）的背后，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力量和历史的建设本原。

人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内在可能性，大大地超过那些能够写在他的现有的、“自然的”需求的清单上的东西。为了生产这样或那样的个别产品而创造出的工具和社会劳动组合形式，比只是创造一定形式的产品具有大得多的可能性。黑格尔就曾写道：“锄头比借助于它而生长起来的种子更尊贵些。”列宁在摘录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认为这个思想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把物质生产的一切内在可能性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是现实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多样性，人的需求和爱好的丰富多彩才能展现出来。

从现在到将来的过渡是一个服从于客观规律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只有在改造世界的积极斗争中，才会出现人本主义哲学轻率地把他变为历史的自然前提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对个人、人的意识、人的“自我”的隐秘结构的理解，同旧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和新的社会结构的诞生这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于是，关于人的抽象的、超越时间的、“自然的”本质的概念就被克服了。对群众的积极的历史作用的承认成了第一次被揭示出的现实基础，只有从这个现实基础出发，个人和个人自由的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才能被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