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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 统一的完整的学说102（第2页）

还有不少修正主义者一再企图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各种时髦的形式结合起来。

妄想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去“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竭力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之间的界限的意图，这两者越是闹得起劲，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当代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就更加激烈。

1968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哲学会议上，南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提出了总名称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种方案的必要性”的十一点哲学提纲来代替报告。这些提纲的意义、目的和任务，以及在提纲内所维护的思想，就是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的哲学方案是可以共存的。

弗兰尼茨基所依据的原理是，“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要取决于实践的本质和意义，甚至要取决于这种实践的程度”。既然这种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和多方面的，因而对实践的态度也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以往的哲学也因此应该是，而且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弗兰尼茨基并未提出代表和捍卫客观真理、科学世界观和进步观点的哲学学派，也并未提出维护反动的、非科学的错误观点的哲学学派。他只谈到了差别和多样性，借以证明这一多样性的“原则”也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弗兰尼茨基认为，“以一种肯定的形式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并给予这个政党以决定哲学问题的权利”，这似乎不是辩证的解决办法。他接着说：“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很难以理解，哲学观念在一些条件下有历史的响应，但在其他条件下不一定也应该有这种响应。”他的结论是：“正是这些对待历史问题的方式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观念的出现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差异。”

当然，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每一时代，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实践的差异而盛行着不同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各不相同，甚至与当时的一些问题处于对立状态。随着历史实践的条件和性质的根本改变，以及随着新的历史力量、新的社会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哲学作为对这个新时代的条件、需要和任务的认识、反映和表现也应随之而发生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马克思主义在捍卫这个原理的同时，却不能停留在这个原理上，马克思主义还要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是，在每一时期都存在着一些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的哲学世界观。其中有一些要维护旧的、腐朽的世界观，而另一些则以新的进步世界观的保卫者的面目而出现，并且号召去消灭旧的、反动的秩序，建立新社会。维护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哲学世界观，通常不可能是客观真理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但是先进的哲学世界观则是代表和捍卫客观真理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爱尔维修、狄德罗深为崇敬，但同时也批评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和直观性，批判了他们对辩证法的无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推崇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为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观点形成上曾起过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评价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空前绝后的黑格尔在发展哲学思想（辩证法）中的伟大贡献，同时也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哲学中是具有党性的。他们视哲学为阶级和党的工具，鄙夷并批判那些维护最卑鄙的“中间”党派的人，以及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原则性让步的人。

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综合，是时代的精神精髓。当然，远非所有的哲学都能符合这种最高的要求。只有能够被公认为某一时代的哲学的那种哲学体系，才能确切地反映该时代的性质、矛盾、需要和任务，正确地指出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哲学在18世纪的法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在19世纪前三十年的德国则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

在19世纪中叶，当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新时代先进革命力量的哲学。

哪一种哲学体系能最正确地反映我们当代的革命性质、革命精神呢？是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吗？是那些由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杂拌，并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拼凑起来冒充最新、最时髦的哲学思想流派的形形色色的折衷主义的结合吗？不是！唯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这样的哲学体系。革命的辩证法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反映了现代激烈变化的革命性质及其一切矛盾、对抗、革命飞跃、变革和渐进过程的间断。列宁关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性质的思想，已经为自然科学的一切伟大发现所一再证实。

但是，如何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包括哲学发展的辩证法呢？我们确定，在今天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一样，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符合现代的精神和性质，其中包括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会同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同辩证法关于一切认识的相对性、认识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运动的无限性的理论发生矛盾呢？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变成教条主义，并沦为形而上学了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和社会的革命生活本身一样，是变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由革命实践总结的结果，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结果，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性分析的结果，以及由依据现代自然科学成就而作出的概括和哲学结论所充实。现在作出这种结论和概括的，不仅有职业哲学家，而且还有许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自然科学家。有意思的是，在维也纳哲学代表大会上，苏联学者、天体物理学家B。A。阿姆巴尔楚米扬作了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卓越报告。在莫斯科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科学院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H。H。谢苗诺夫引人入胜地分析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的迫切问题。在关于哲学一般理论问题的发言中，科学院院士M。B。凯尔迪什始终一贯地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同时用现代自然科学资料来证实它的真理性和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是列宁在他最后的一篇哲学著作《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所号召的），现在已成为事实。这是我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也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的伟大功勋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对自然科学最新材料进行哲学分析，并指出正确解决与自然科学革命有关的哲学问题的途径的第一人。列宁写道：“电子也和原子一样是不可穷尽的。”如果说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有其他什么没有谈到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这就是使这一著作成为科学中的伟大事件的那种思想。

苏联和国外能进行理论思维的物理学家（例如英国物理学家帕韦尔）过去和现在都对列宁的这一思想，从而对辩证唯物主义、对作为科学的哲学方法的辩证法的意义作出了应有的估价。

在意大利一本杂志上刊载过翁贝托·切罗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全集》第41卷出版（意大利埃迪托里·利乌尼迪出版社出版）的消息的短文。切罗尼在谈到载于该卷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提纲》一文时写道：这个计划编制于“列宁在撰写或已经写成了那本从哲学观点上看很有争议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年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求一个政治人才也同时是一位哲学人才呢？这是与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也要成为政治领导者’的要求相似的翻版。列宁作为政治活动家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任务。但愿哲学家们也履行自己的任务！”

这种轻率地，未经任何分析，既无根据又无证据，仅只用生花妙笔一挥，一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伟大哲学著作就被宣布为有争议的著作，而列宁也被削去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头衔。凭借这点“勇气”就来解决关于哲学同一般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相互关系这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六十年来，围绕着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确实一直在进行着思想理论的斗争。在这方面切罗尼是说对了。要知道，这场斗争是在这本书的拥护者、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一方面，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敌人以及修正主义的敌人为另一方面之间进行的。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以此作为根据而宣布这本著作“有争议”吗？须知围绕着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与资本主义的敌人之间也一直在展开激烈的斗争。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宣布《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是“有争议的”著作呢？

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也把恩格斯的卓越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宣布为“有争议的”。虽然杜林及其“主要的”哲学思想早已被人们遗忘，20世纪的读者只是根据恩格斯这本著作的书名才知道有一个名叫杜林的人，但这一著作的主要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并且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理性和有效的力量。

先进的哲学是时代的精髓，哲学不能不与政治有关联，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家不能对哲学漠不关心、无所事事。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初在写给卢格的一封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警句”的信中说，他对这些警句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6]哲学通过无产阶级获得物质的武器，而无产阶级从先进的革命哲学中获得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联盟。马克思指责所有以前的哲学家都这样或那样地在说明世界，而那时的任务却是改变世界，使世界革命化，当时他指的就是通过革命，通过政治斗争而进行的改变。改变世界、改变社会关系，如果不涉足政治是不可能的，而正确的革命政治，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作为政治的一般理论基础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既是改变旧世界、暴露和揭示旧世界的矛盾、探寻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工具，又是建设新世界的有效工具。

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天才的哲学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马克思的学说与事业的继承者——列宁也同样如此。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早在1844～1845年就宣布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不善于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

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时，得出了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结论：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工人阶级伟大导师的全部通信，这就是认识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法，这就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中去。列宁从中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决定意义。但这些特点同样也是作为思想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与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的列宁的特点。

列宁在观察当代的政治斗争时的视野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宽广得多。他对于阶级力量的配置和事态发展的趋势、方向所见极深；列宁的高瞻远瞩，远胜于其他人物。他的预见能力极为惊人。这些情况不仅同他的天赋有关，而且也因为这种才能是由于革命辩证法的武装所致。

（四）列宁和马克思

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下述一事说成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即马克思在理解历史过程和未来的社会革命、革命的动力方面是个客观主义者、决定论者；而列宁则与马克思不同，他似乎已脱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决定论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对于这种说法，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某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所提供的证据是：第一，列宁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为核心所组成的党；第二，现代最重大的事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出自当时俄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不是按照世界发展的逻辑，而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革命少数派不受约束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

列宁在《做什么》这一著作中认为，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带入自发工人运动中去的。这一事实被认为是下述情况的证明，即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阶级不能独立地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些客观条件尚不足以使它自己找到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列宁主义的敌人就把这种原理看成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种批评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开始了，但对列宁的这些批评却有意地歪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普及的条件的思想。列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以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为根据，并建立在下述一点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必须要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即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这一情况又要求去研究哲学史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要求对它们进行批判，克服它们的局限性。遭受贫困、备受政治和精神压迫的工人阶级本身是不能完成像树立新的世界观这样的任务的，这种新的世界观是以先进分子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高度成就为基础的。

列宁写道：当然，工人阶级最终是能够从自己队伍中遴选出狄慈根这样的人物来，并自动领悟社会发展的规律，直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由工人，而是由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创立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把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德国是如此，在革命前的俄国（在俄国起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同盟”和由先进工人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更是如此。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存在，任何天才人物也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来。如果没有客观的有利条件，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需要，而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也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状况，不符合根本的利益、希望和意图，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间广为普及。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目标、口号不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的、迫切的需要，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但是，客观原因本身是不会产生社会革命的，必须有客观因素、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的活动、革命的意志，必须有以列宁为首的、以科学的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为依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领导，必须有列宁的伟大的革命战略与策略、政治的艺术、智慧和远见。没有这种客观因素，革命的可能性就不会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就不能转变为现实。列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革命辩证法，他既正确地考虑到客观条件的作用，也考虑到主观因素的作用，也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的、改造活动的作用。

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敌人妄图依靠某些从马克思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来的东西，诸如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要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内实现，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在那里具备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高的文化水平。诚然，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表明了经济上落后国家的明天。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空谈家，而是革命家。他们知道，历史运动不是按照直线发展的。他们认为，1848年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那里，革命是在经济和政治条件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为成熟的情况下实现的。加之，在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最为成熟，并且有这样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领袖。如果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得以实现，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为翻版的“农民战争”所加强，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在当时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当时并未具备，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未能实现，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是可能的。虽然19世纪中叶的德国在经济与文化上比起1917年的俄国来还是一个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但俄国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总链条上最薄弱和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一般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能像列车时刻表那样地实现。生活、历史远比伯恩施坦、考茨基、库诺夫和俄国的孟什维克所加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解释复杂得多和“捉摸不定”。

列宁如果拘泥于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根据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去办事，如果只根据自己的导师著作中的这条或那条引文，而不是根据它的革命辩证法办事，那么列宁就不能成其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极其伟大的思想家了。列宁是空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敌人，他在一切方面——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在思想与行动方面都是一位革命者。